“两难”命题下的 “政策平衡术”

2018-08-11 04:31:36 来源: 中国金融新闻网

  从7月下旬的国务院常务会议、中央政治局会议到8月初的国务院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第二次会议,三大中央级重量会议释放出了明确的以积极政策维“稳”的信号。

  其中,国务院常务会提出的“积极财政政策要更加积极”“稳健的货币政策要松紧适度”“在推动在建基础设施项目上早见成效”,政治局会议提出的“稳就业、稳金融、稳外贸、稳外资、稳投资、稳预期”“六个稳”以及金融委第二次会议提出的“重视打通货币政策传导机制,提高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和水平”“发挥好财政政策的积极作用”等,这一系列表态充分说明,更大力度支持实体经济发展成为当前政策的主要考量。

  与此同时,是否会出现“大水漫灌”、基建项目是否会陷入冲动投资潮、房地产是否会“借道回春”等担忧也随之而来。其实,这种担忧并非对决策层判断和政策定力的担忧,而是政策两难选择的现实困境。一方面,如果重走“放水”老路,此前几年来的强监管、去杠杆、去产能会功亏一篑,而且总会“宽松”的政策预期将对未来市场发展形成不良导向,进一步积蓄风险;另一方面,如果政策一味从严从紧,可能导致市场预期过于谨慎,加之新旧动能转换期的转型压力、外部不确定性因素增多的整体格局,宏观经济又会有“硬着陆”之虞。

  因此,如何权衡短期风险与中长期可持续发展的要求,如何让有限的政策激发出更大的活力,并不是简单的政策“定力”问题,而是利害权衡后寻求动态最优解的智慧与考验。

  面对舆论的担忧与事实的两难,近期一系列中央级会议的细致表述和政策举动给出了自己的“平衡术”:比起全面“放水”或紧缩,有选择的财政积极,有方向的货币政策激励,成为更适宜的选项。

  实际上,积极的财政政策固然是一个整体的方向,但这种积极是有选择的积极,也是更有效率的积极。这种有选择体现在积极的方式上:金融委第二次会议强调了用好国债、减税等政策工具,用好担保机制。其中,减税、担保机制均意味着,不是通过政策来替代市场,而是要通过激发市场活力来间接发挥作用,优化资源配置。

  同时,即使是传统的基建投资,这种有选择也体现在项目的筛选上。今年上半年基础设施投资增长7.3%,同比增速下降13.8%。在这种背景下,近期会议提出的稳基建并非意味着是靠基建,而是在前期严查违规的增速放缓下保持合理增速。据统计,目前各地上报的基建项目大多数是此前早已列入计划甚至已开工的项目,而且多聚焦在补短板领域,这意味着市场担忧的“基建大跃进”并未出现,防“烂尾”、防“断供”本质上是为了减少项目风险以及由此带来的金融风险和前期投入的浪费。

  货币政策亦是同理。保持政策定力但同时保障流动性合理充裕,其关键不仅是总量的问题,更在于资金配置的结构和效率。近年来,作为总量政策,货币政策在结构优化上进行了一系列探索,也取得了一定的成绩。特别是近两年来,改善小微企业的金融服务、加大对深度贫困地区金融扶贫的工作力度等补短板、惠民生之举,成为了政策指向。

  而且,这种方向性不仅是“鼓励”,更与切实的激励机制相关联。在金融委第二次会议明确“健全正向激励机制,充分调动金融领域中人的积极性,有成绩的要表扬,知错就改的要鼓励”之前,人民银行、银保监会等部门也陆续推出了多项激励制度,包括6月23日五部门联合印发《关于进一步深化小微企业金融服务的意见》,提出了23条支持小微企业融资的措施;以及6月27日人民银行印发《关于加大再贷款再贴现支持力度引导金融机构增加小微企业信贷投放的通知》。而随着这些政策鼓励“大红花”与市场化激励手段相调节的制度框架越来越完善,有方向的政策激励也更容易击中问题靶心。

  当然,在当前的两难困境中,有选择的积极、有方向的激励不失为一个“政策平衡术”,能够更加精准、高效地解决问题,是经济社会发展的紧急且重要的任务。但与此同时,在相机调控、结构性优化的政策框架下,建立起一个中长期、稳定性强、可预期的政策制度也同样不容忽略、不能停歇。后者意味着,一些不符合市场长期发展规律的预期或潜规则必须被打破,且需在合理的激励与约束机制下淘汰“劣币”。而最终,这种长期稳定、可预期的制度体系将成为中国经济长期健康、可持续发展的“平衡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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