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大国间地缘政治与意识形态竞争的烈度依然居高不下，继续推动整个国际体系加速分化重组，风高浪急的百年变局之中仍在累积涌起惊涛骇浪的动能。2024年，在动荡变革的全球大趋势下，世界面临新的不稳定、不确定和难预料因素。在各种因素的相互作用下，全球原有趋势持续演化并呈现出一些新的特征：全球治理体系离散化、世界经济“再全球化”、产业政策主流化、美国对华战略明朗化、全球经济发展低碳化、国际货币体系多元化、全球生产与交换数字化、人工智能武器化以及核与太空威胁现实化等。2024年全球可能遭遇的重大风险主要包括：全球经济出现大幅下滑、极端天气与自然灾害冲击粮食安全与供应链稳定，全球债务重回加杠杆轨道等。

　　中国社会科学院国际形势报告课题组

　　2023年全球形势与世界格局发展状况

　　当今世界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世界经济增长放缓，国际力量对比深刻调整，大国博弈广度和烈度上升，全球问题与挑战日益严峻。

　　（一）全球经济增长分化加剧，通胀大幅缓解但仍有隐忧

　　具体而言，全球经济呈现以下特点。

　　一是全球经济继续下行，主要经济体增长分化加剧。

　　世界经济复苏面临挑战。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2024年1月发布的《世界经济展望》预计，2023年世界经济增速为3.1%，较2023年10月的预测值上调0.1个百分点，较2022年下降0.4个百分点。与此同时，世界经济增长分化加剧，呈现双速增长格局。IMF在2024年1月的预计数据显示，2023年新兴市场与发展中经济体经济增速为4.1%，与2022年持平。而发达经济体经济增速为1.6%，较2022年下降1个百分点。新兴市场与发展中经济体和发达经济体经济增速差在2023年进一步扩大至2.5个百分点，且这种经济增速差在未来有望保持。按IMF预计，未来五年新兴市场与发展中经济体的经济增速在4%左右，比发达经济体增速高出至少2个百分点。

　　经济增长分化也体现在新兴市场与发展中经济体以及发达经济体两大群体内部。从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内部来看，2023年亚洲和欧洲的新兴市场与发展中经济体经济增速较2022年有所加快，但拉美和加勒比地区、中东和中亚以及撒哈拉以南非洲的新兴市场与发展中经济体经济增速均有不同幅度的下降。从经济增速对比来看，2023年亚洲新兴市场与发展中经济体经济增速预计将达到5.4%，而中东和中亚新兴市场与发展中经济体的经济增速仅为2.0%。从主要发展中经济体来看，中国和印度2023年经济增速预计为5.2%和6.7%，而沙特和南非则为-1.1%和0.6%。从发达经济体内部来看，美国和日本经济表现相对强劲，2023年经济增速分别达2.5%和1.9%。欧洲经济总体表现低迷。2023年欧元区预计经济增速为0.5%，其中德国预计经济萎缩0.3%，意大利经济增长也仅有0.7%。英国经济增长也前景黯淡，2023年预计增长仅0.5%。

　　二是全球贸易投资增长乏力,地缘政治影响日益明显。

　　尽管疫情对全球贸易和投资活动的冲击与干扰已经消退，但国际贸易与投资增长仍面临较大下行压力。受高通胀、高利率、美元升值以及地缘政治等因素影响，国际贸易增长放缓。2023年10月，世界贸易组织发布的预测数据显示，2023年全球货物贸易量将同比增长0.8%，相比4月1.7%的预测值显著下调。2023年12月，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发布《全球贸易最新动态》称，2023年全球贸易总额预计将萎缩约1.5万亿美元，降至31万亿美元以下，相比2022年缩水4.5%。其中，货物贸易预计降幅为7.5%，服务贸易虽有望增长7%，但相比2022年增速也有所下降。全球投资增长形势更不容乐观。2023年7月，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发布的《2023年世界投资报告》显示，受俄乌冲突、食品和能源价格高涨以及公共债务飙升等因素影响，2022年全球外国直接投资较2021年下降12%至1.3万亿美元。其中，流入发达经济体的外国直接投资额下降37%至3780亿美元，流入发展中国家的外国直接投资额则增长4%至9160亿美元。

　　全球贸易和投资越来越受到地缘政治的影响。IMF第一副总裁吉塔·戈皮纳特（Gita Gopinath）指出，过去5年中，地缘政治风险上升，资本和货物的自由流动面临的威胁加剧。地缘政治使得集团间的贸易裂痕扩大。地缘政治也造成全球供应链的分化，进而影响全球贸易和投资活动。根据WTO的统计，2023年上半年，作为全球供应链活动指标的中间产品贸易在全球贸易中的占比为48.5%，比前三年的平均值低2.5个百分点。从联合国投票结果来看，美国与其政治观点相同国家的零部件贸易比例在2020年一度降至73%，但此后这一数据在2022年上升到74%，并在2023年上升至77%。WTO警告，全球供应链分化迹象开始显现并将对全球贸易持续造成威胁。

　　三是全球通胀大幅缓解，但压力和挑战依然存在。

　　在主要发达经济体持续收紧货币政策的背景下，全球通胀的严峻形势大幅缓解。根据IMF2023年10月的数据估计，全球通胀率将从2022年的8.7%降至2023年的6.9%。其中，发达经济体通胀率预计将从2022年的7.3%降至2023年的4.6%，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的通胀率则将从9.8%降至8.5%，预计全球约3/4经济体的年平均总体通胀率将有所下降。全球大宗商品价格下降是推动物价回落的主要因素之一。IMF的数据显示，2023年11月全球大宗商品价格指数为164.45，较2022年同期下降14.4%，较2022年8月的高点则下降了32.0%。其中，燃料价格同比下降26.1%。不过，全球通胀仍存在一些隐忧。其一是2023年的通胀仍高于疫前的水平，按IMF预计，多数经济体的通胀要到2025年才能回到目标水平。其二是核心通胀的下降更加缓慢。IMF预计，2023年全球核心通胀率为6.3%，仅比2022年下降0.1个百分点，从平均通胀率水平来看，2023年全球有超过一半的经济体的核心通胀率并没有下降，显示出核心通胀率仍具有较强的韧性。

　　所以，通胀仍将是大多数国家面临的挑战。据IMF预计，在实施通胀目标的经济体中，2024年有89%的经济体的通胀率将继续高于其目标水平。

　　四是主要发达经济体加息接近尾声，但货币政策维持紧缩。

　　从2022年开始，为遏制高通胀，美联储持续大幅加息，发达经济体和新兴经济体也纷纷开启加息周期，全球多数央行史无前例地步入同步加息潮。进入2023年，伴随着通胀压力的缓解以及经济复苏动力的减弱，大多数央行的加息步伐明显放缓，本轮加息周期接近尾声。从2023年开始，美国加息节奏明显放缓。2023年6月，美联储宣布维持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不变，这是美联储自2022年3月以来连续10次加息后首次暂停加息。7月美联储再次宣布加息25个基点，这也是2023年的最后一次加息。此后美联储一直维持这一利率区间。美联储主席鲍威尔在2023年12月议息会议后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目前联邦基金利率“或已接近本轮紧缩周期的峰值”。自2022年7月开启加息进程以来，至2023年9月欧洲央行共连续加息10次，累计加息450个基点，其主要再融资利率、边际借贷利率和存款机制利率分别上调至4.5%、4.75%和4.0%，欧元区利率已被提升至欧元问世以来的最高水平。欧洲央行认为，基准利率已经达到一定水平，在足够长的时间内维持这一利率有利于将通胀率带回目标区间。因此，在2023年随后的议息会议上，欧洲央行都决定暂停加息，维持利率水平不变。分析认为，如果不出现重大意外，欧洲央行的加息周期大概率已经结束。与此同时，部分新兴市场经济体也暂停加息，甚至部分新兴市场经济体启动降息以刺激经济。

　　不过，当前全球高利率水平仍将持续一段时间，并可能加剧金融风险。2023年上半年，美国银行业爆发危机并引发全球银行业恐慌，正是美联储连续提高利率造成的。全球央行特别是发达经济体央行长时间维持高利率水平可能会进一步加剧银行业压力，影响银行利润和放贷意愿，严重影响金融稳定和经济增长。高利率也将进一步加剧全球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债务压力。世界银行发布的《2023年国际债务报告》指出，由于全球利率飙升，2022年中低收入国家用于偿还政府和政府担保债务的支出达到创纪录的4435亿美元，2023年和2024年所有发展中国家偿债成本将增加10%，而低收入国家增幅将近40%。2023年以来，一些外债占比较高、经济基本面较差和金融体系较为脆弱的新兴市场国家面临很高的债务违约风险，甚至部分国家已经出现了债务危机。

　　（二）大国博弈高位持续，国际体系加速重组

　　2023年，大国间地缘政治与意识形态竞争烈度依然居高不下，继续推动整个国际体系加速分化重组，风高浪急的百年变局之中仍在累积涌起惊涛骇浪的动能。

　　一是美国执迷于对华竞争，策略性调整难保长期战略稳定。

　　美国在把对华安全遏制和经济打压提升到前所未有的战略高度后，又转而寻求所谓稳定中美关系的“底线”，企图达到既“规锁”中国又不引发冲突的目标。这决定了美国对华竞争的表面趋缓只是策略性调整，两国关系的基础仍然高度脆弱，大国对抗的阴云依然笼罩着亚太地区。尤其在经济领域，迫于美国国内和盟国压力，拜登政府接受了欧盟提出的“去风险”概念，公开表态不会追求对华“脱钩”，反复声明其内外政策不以遏制中国经济发展为目的，甚至欢迎一个经济繁荣的中国。然而在否定“脱钩”的同时，美国仍然在鼓动盟国和其他伙伴将中国视为威胁的来源，依然主张将中国排除出关键产业和技术设施的供应链，断绝与中国在新兴技术领域的合作。在七国集团（G7）广岛峰会上，美国推动在联合公报中加入针对中国的经济安全内容，“去风险”开始成为整个西方集团的对华经济方针。美欧贸易和技术委员会以及“印太经济框架”这两个排华机制也在美方推动下不断展开新的谈判。旧金山元首会晤前，拜登政府还大幅收紧了针对中国的半导体出口管制。

　　二是俄乌冲突长期化，巴以冲突爆发加剧全球和平赤字。

　　美俄在乌克兰战场的大国角力还在继续，乌军的大举反攻消耗了大量人力物力，但并未改变整体战局的僵持态势。俄乌冲击还在延续，巴以冲突又骤然爆发。巴以冲突风险不断外溢扩散已构成全球安全的重大风险。

　　三是发展中国家团结意识增强，“全球南方”成为国际舞台新焦点。

　　为了强化针对中俄等国的安全遏制、经济封锁和外交孤立，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更加重视对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影响，这使得“全球南方”这一早已有之的概念得到了大国空前的关注。

　　尽管西方国家加大了对广大发展中国家的拉拢，但是效果却较为有限。与美国的期待相反，发展中国家明显加强了团结，更加重视通过集体行动来维护权益和扩大影响。在南非召开的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十五次会议决定吸收阿根廷、埃及、埃塞俄比亚、伊朗、沙特和阿联酋六国成为金砖国家合作机制（以下简称“金砖机制”）的正式成员。扩员后的金砖机制在代表性和总体能力上较之前均有显著提升。上海合作组织（以下简称“上合组织”）也在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正式接受伊朗为成员国，批准了白俄罗斯加入上合组织的备忘录。在此前的上合组织果阿外长会上，科威特、马尔代夫、缅甸、阿联酋和巴林五国也获得了对话伙伴地位。金砖机制、上合组织的壮大不仅意味着发展中国家整体更加团结，也体现了它们中的大多数对西方国家孤立中俄的拒斥。

　　（三）传统安全问题总体恶化，非传统安全挑战不断凸显

　　大国博弈和地区冲突的持续蔓延加剧了本已严峻的全球和平赤字与安全赤字，使得传统安全问题更趋恶化，导致更多脆弱国家遭受军事冲突和政治动荡的袭扰。此外，气候变化对环境的影响还在加深，极端气候事件和自然灾害更加频繁，极端炎热、寒冷、干旱和洪涝交替出现，对全球粮食和供应链安全造成严重冲击。人工智能等颠覆性技术的突破则带来了新的非传统安全问题，确保人工智能应用不会危及人类成为国际社会的重大关切。

　　一是地缘安全对抗升温。

　　和平与安全形势的恶化使得大国强国将更多资源和注意力投入国家间对抗，减少了有利于实现安全和发展的全球公共产品的供应，这导致更多脆弱国家遭受军事冲突和政治动荡的袭扰。但与此同时，在经历了长期的区域内对抗后，中东也显现出部分走向缓和的积极迹象。传统安全问题的总体恶化既大幅消耗了宝贵资源，又严重削弱了国家间互信，导致全球治理进程步履蹒跚，非传统安全问题的挑战不断凸显。

　　二是冲突动荡扰乱脆弱国家，中东阋墙显现缓和态势。

　　大国博弈的持续和加剧不仅扰乱了世界经济的正常运行，减少了全球公共产品的供给，还使得发展中国家更难获得国际社会的充分关注和帮助。在这些国家，旧有矛盾延宕难解，新的冲突时有发生。

　　在相当数量的脆弱国家面临更严峻的安全挑战时，部分长期遭受内部冲突和外部对抗困扰的国家开始调整自身政策，迎来了安全态势的初步缓和。在中国的大力斡旋下，沙特和伊朗恢复了外交关系。沙伊和解标志着中东地区激烈政治军事对立的终结，引起了一系列积极的连锁反应，催生了中东地区的“和解潮”。

　　三是全球气候变化负面影响显著，传统安全问题恶化加剧应对难度。

　　全球气候变化的持续发展使得2023年成为有记录以来最热的一年，2015—2023年也随之成为有记录以来最热的九年。与1850—1900年前工业化时期相比，全球平均气温上升了1.43℃。将全球气温增长保持在《巴黎协定》所规定的1.5℃的上限内这一任务也变得更加紧迫和艰巨。

　　全球陆地和海洋的持续变暖引发了越来越多的极端气候事件。南北美洲、欧洲南部和非洲北部均出现了持续极端高温，亚马孙雨林遭遇百年罕见的干旱，加拿大野火季持续超过5个月之久，美国夏威夷毛伊岛发生了百年来致死人数最多的野火灾害。作为极端高温的另一面，全球范围内的持续暴雨和洪涝灾害也频频发生。

　　极端气候事件频发引发了一系列次生非传统安全问题。干旱、洪涝、飓风、山火等导致多个国家粮食大幅减产，使得全球5680万人陷入了严重的粮食不安全状态。极端气候事件对道路、港口和机场的更频繁破坏，也进一步扰乱了全球供应链的稳定。气候极端化和极端天气事件频发还使得能源结构转型变得更加困难。与化石能源相比，水力、风力和太阳能等新能源都更依赖良好的天气条件，而极端气候事件频发将导致后者更不稳定。即使是相对稳定的核能发电，也会因干旱导致的冷却水供应不足而受到严重影响。意大利的水力发电和法国的核能发电都遭受了欧洲极端高温干旱的冲击。

　　同时，传统安全问题的恶化使得应对非传统安全问题变得更为困难和复杂。在应对全球气候变化议题上，欧盟国家一直较为积极，制定了雄心勃勃的能源转型目标。但俄乌冲突的爆发严重影响了俄罗斯与欧盟国家的关系，在能源领域的“去俄罗斯化”成为后者的主导政策，导致了能源特别是天然气价格的显著提高。价格上涨叠加对乌援助的经济负担，欧盟各国不得不推迟之前制定的碳中和目标，甚至重启部分燃煤发电。2023年冬季，德国政府就延续了重启煤电的紧急措施，并较2022年增加了褐煤发电产能。

　　四是新兴技术突破带来安全新挑战，人工智能成国际关注焦点。

　　当今世界正越来越强烈地感受到人类正处在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前夜，一批极具潜力的颠覆性技术正在不断加速发展。美国科技公司OpenAI发布了生成式人工智能应用ChatGPT，更是标志着智能化科技革命的帷幕已被拉开。2023年，各产业各组织均在快速部署生成式人工智能工具，这又促成了后者更快加速的发展。人工智能领域的突破不仅能带动新兴技术的整体发展，显著提高整体社会生产率，而且极大振奋了高科技产业界的信心，有利于增强国际社会对于世界经济复苏的信心。然而，科技的进步又必然带来新的安全问题。生成式人工智能的出现使得利用“深度伪造”（Deepfakes）实施欺骗成为可能，其既能被犯罪分子用来实施经济诈骗，也能被政治力量甚至国家用来制造和传播“虚假信息”，或者用于战争中武器装备的自动化。生产、服务和公共管理领域的数字基础设施智能化可以为全社会显著赋能，但这同时也意味着一旦遭受攻击和破坏，也将对社会的正常运转产生更严重的冲击。鉴于人工智能的高速迭代，关于人工智能与人类关系的道德伦理问题也越发引人关注。

　　人工智能技术的突破不仅会带来社会运行和管理上的问题，还可能使得当前的大国博弈更具破坏性，促使各国更多以零和博弈心态看待技术发展，导致全球技术和经济联系加速阵营化。为了化解和管控人工智能发展所带来的各类风险，各层面的合作也在国际社会中逐渐铺开。首届人工智能安全峰会于2023年11月在英国召开，美、中、印等各方的政府、产业和科技界代表到会，共同商讨人工智能的发展、安全和治理问题。在国际组织和国家层面，关于人工智能的军控规则和伦理立法也得到了讨论和确立。在旧金山元首会晤中，中美两国也承诺要在人工智能领域展开合作。尽管如此，由于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兴技术具有在根本上颠覆现有力量格局的巨大潜力，美国很难抑制在该领域追求绝对领先和相对收益的冲动，也不大可能出于控制风险的目的对人工智能的广泛应用施加有力限制。新兴技术突破带来的安全挑战还将不断凸显。

　　（四）“全球南方”推动全球治理变革，共建“一带一路”开启下一个金色十年

　　“全球南方”经济实力日益增长,成为推动全球治理变革的重要力量。但西方大国对非西方大国的遏制和打压持续加剧，美不断推动和建立各种排他性区域和双边机制，给全球治理进程带来干扰。共建“一带一路”十周年取得巨大成就，为推进全球治理改革和完善发挥了重大作用。

　　一是“全球南方”全方位崛起，成为影响全球治理走向的重要变量。

　　“全球南方”是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集合体，不是一个国际组织或政治集团，也没有明确的成员构成，而是一个包含多元价值观念、文化传统和发展水平的松散的发展中国家群体。“全球南方”对世界经济增长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伴随着综合实力的提升也更为积极主动地参与国际事务。在世界格局深度调整和变革进程中，“全球南方”在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全球经济重心加速从全球北方向“全球南方”转移。长期以来，发达国家在整个世界经济体系中处于优势地位，但发展中国家的群体性崛起正逐渐改变着世界经济格局。按现价美元计算，进入21世纪时，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在世界经济中的占比仅有20%左右，此后不断上升，2017年开始超过40%，IMF预计2028年将达到44%。而如果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2007年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的经济占比就已超过发达经济体，IMF预计2026年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的经济占比将超过60%。作为“全球南方”的典型代表，金砖国家经济实力的增强更体现了这一趋势。根据IMF的统计数据，按现价美元计算，2000年金砖五国世界经济占比仅有8.1%，而七国集团经济占比则高达64.5%，不过这一差距正日益缩小，IMF预计到2028年金砖五国经济占比将超过七国集团近6个百分点。

　　随着经济实力的上升，“全球南方”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体系的改革和建设，推动国际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同时，伴随着协调机制的逐步完善,“全球南方”在全球治理体系中的国际影响力也越来越大。2023年9月，“七十七国集团和中国”峰会在古巴哈瓦那召开，峰会通过《哈瓦那宣言》呼吁全面改革国际金融结构，构建更包容、协调的全球经济治理格局。随后在第78届联合国大会上，“全球南方”的关切成为重点议题。在联大一般性辩论期间，发展中国家领导人纷纷表达对美西方国家忽视、牺牲发展中国家利益的不满，共同呼吁践行惠及所有国家的真正的多边主义。2023年11月，金砖国家领导人召开巴以问题特别视频峰会，分析认为这是一场“史无前例”的峰会，是新兴市场国家就巴以冲突发出集体声音并作出共同反应，凸显了“全球南方”在重大国际问题上正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全球南方”也是全球气候治理不可忽视的重要力量。在《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28次缔约方大会期间，中国代表团成功举办第十一届应对气候变化南南合作高级别论坛，与其他发展中国家一道发出共同的声音，维护发展中国家共同的利益。

　　二是美西方排他性联盟加速兴起与扩散，全球经济日益碎片化。

　　近年来，随着“全球南方”的兴起，西方大国对非西方大国的遏制和打压持续加剧，大国关系的对抗性日益凸显，并向经济、科技、文化等领域渗透。在部分大国的主导下，一些区域和双边合作越来越显示出排他性趋势，各种各样的“小院高墙”和有特定博弈对象的区域组织或集体不断涌现。

　　美国加紧打造“去中国化”的供应链联盟。2023年2月，美、日、韩及中国台湾地区组成的“芯片四方联盟”（Chip4）召开首次高级官员视频会议，重点关注“去中国化”的半导体供应链韧性，寻求将中国大陆排除在全球半导体供应链联盟之外。2023年5月，以美国为首的“印太经济框架”（IPEF）的14个参与国部长级代表会议在美国底特律举行，会议宣布IPEF供应链协议谈判实质性结束。2023年11月，IPEF的14个国家签署《IPEF供应链弹性协议》，表示将加强全球供应链，促进适应性、稳定性和可持续性。这项被拜登政府吹捧为“全球第一个多边供应链协议”的弹性供应链协议是歧视性区域主义在亚太区域的具体表现。在美国的推动下，IPEF在贸易、税收和反腐败以及清洁能源、脱碳和基础设施三个支柱方面的排他性协议也在谈判之中。2023年5月，在日本广岛举行的G7峰会也发表联合声明称，要增强经济韧性，就必须“去风险”，实现多样化，因此，将单独或集体采取措施，投资于自身的“经济活力”，减弱对关键供应链的过度依赖。

　　美国还联合盟友建立关键矿产排他性俱乐部。2023年3月，美国和欧盟宣布达成关键矿产供应链合作协议。根据协议，美国将向欧洲在用于电动汽车电池的关键矿产上提供优惠待遇，以防止双方恶性竞争，减少对中国的依赖。同月，美国和日本也签署了一项类似的关于电动汽车电池所需的关键矿产贸易协议，对锂、钴、锰、镍和石墨等具有重要战略价值的矿物不征收出口关税，并使日本能够享受美方提供的电动汽车税收抵免政策，而在电动汽车电池领域有重要影响力的其他国家仍在限制之列。2023年10月，在G7贸易部长会议上，G7与印度、澳大利亚、智利、印度尼西亚、肯尼亚等资源丰富国家的代表举行了关于建立关键矿产弹性供应链的会议。

　　此外，美国还积极建立地区性的排他性多边机制。2023年9月，在二十国集团领导人新德里峰会期间，美国、印度、沙特和欧洲国家领导人签署谅解备忘录，宣布将共建“印度—中东—欧洲经济走廊”（IMEC）。IMEC由连接印度与阿拉伯湾的东部走廊以及连接阿拉伯湾与欧洲的北部走廊组成，美国并非该走廊的途经地区，其努力推动的目的是想将IMEC打造成与“一带一路”倡议相抗衡的互联互通项目，并迫使中东国家和印度作出“非此即彼”的选择。不过，目前IMEC仍停留在规划层面，其具体实施仍面临多重挑战。

　　但排他性联盟的兴起无疑对世界经济和全球治理带来负面冲击。IMF的研究指出，与伙伴国加强联系却与非伙伴国渐行渐远的趋势，可能会再次引发区域性歧视。此外，歧视性区域主义也可被用来实现非贸易目标，如提高劳工和环境标准、采用国内而非全球标准，或出于国家安全原因重新调整供应链。地缘经济割裂正成为全球面临的一项重大挑战。

　　三是共建“一带一路”十周年取得巨大成就，未来进入高质量发展新阶段。

　　十年来，共建“一带一路”取得丰硕成果，在促进世界经济增长和全球可持续发展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一带一路”倡议有力促进了共建国家间的政策沟通。截至2023年6月，中国与150多个国家、30多个国际组织签署了200多份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文件，与65个国家标准化机构以及国际和区域组织签署了107份标准化合作文件，与40多个国家签署了产能合作文件，与144个共建国家签署了文化和旅游领域合作文件，与近90个共建国家和国际组织签署了100余份农渔业合作文件，为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奠定了坚实的政策基础。

　　基础设施的互联互通是“一带一路”倡议的建设重点。在各方的共同努力下，“六廊六路多国多港”互联互通架构基本形成，中老铁路、雅万高铁、匈塞铁路、比雷埃夫斯港等一批标志性项目陆续建成并投入运营。截至2023年9月底，中欧班列已经通达欧洲25个国家217个城市，累计开行超过7.8万列，运送货物超过740万标箱，运送货物占中欧贸易总额的比重从2016年的1.5%提高到2022年的8%。中欧班列已经成为连接亚欧大陆的重要贸易线和“一带一路”建设的大动脉。

　　共建“一带一路”经贸合作持续深化，为全球贸易投资增长注入了动力。2013—2022年，中国与共建国家贸易总额累计19.1万亿美元，年均增长6.4%；双向直接投资额累计3800多亿美元，其中中国对外直接投资额超过2400亿美元，中国在共建国家承包工程新签合同额累计达2万亿美元。

　　中国与共建国家金融合作机制日益完善，资金融通日益多元，为共建“一带一路”提供重要支撑。目前，中国已与20个共建国家签署双边本币互换协议，在17个共建国家建立人民币清算安排，有效促进了贸易投资便利化。丝路基金、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等投融资渠道平台不断拓展。其中，丝路基金成立以来累计签约项目75个，承诺投资金额超过220亿美元，投资覆盖了亚洲、非洲、拉美以及欧洲近70个重点国家和地区；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批准227个投资项目，共投资436亿美元，为共建国家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和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提供投融资支持。

　　2023年10月，第三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成功举办，来自151个国家和41个国际组织的代表来华参会，共同开启共建“一带一路”金色十年新征程，为推动世界经济增长和促进全球共同发展提供更加强大的动力。

　　2024年重大风险

　　基于当前全球形势的特征与变化，2024年值得关注的全球重大风险主要包括如下几个方面。

　　（一）全球经济可能出现大幅下滑

　　虽然目前看全球通胀问题特别是美欧等发达经济体的通胀问题得到阶段性缓解，但其货币当局面对的是一组顾此失彼的目标。为治理本轮一度高达9.1%的通胀率，美联储已把政策利率抬升至历史平均水平之上,联邦基金利率高达5.25%—5.5%。紧缩的货币政策虽取得明显效果，美国CPI截至2023年10月降至3.2%，但离美联储2%的通胀目标值尚有距离，即使暂停加息且通胀不出现反弹，如此高水平利率所带来的紧缩效应也将逐步释放和蔓延。对发达经济体而言，持续高利率环境会恶化居民与企业融资条件，增加政府债务负担，进而使整个金融系统的承受力与稳定性受到挑战。美联储和欧央行看上去拥有了较大的货币政策运用空间，但这一空间实际上无时无刻不受到通胀反弹压力的掣肘。2024年美联储和欧央行进退维谷的境遇本身也可能内含巨大政策风险。对许多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而言，其面临的金融条件甚至更加严酷，可能导致有些国家及企业出现违约。

　　此外，世界贸易正在经历保护主义的强力侵蚀，资源民族主义依然盛行，基于经济学逻辑的全球分工开始被歧视性的地区主义或排他性集团经济所替代，大国博弈进一步转向使各方受损的负和博弈。

　　另一方面，技术进步突飞猛进，特别是人工智能的众多突破性进展，在为经济增长创造崭新空间的同时也为经济稳定注入了诸多不确定性。在刚刚经历了有史以来最为炙热的年份之后，能源转型遭遇去碳成本过高带来的强大逆风。围绕“碳关税”的争议还在进行中，以至于极端气候成为2024年扰断全球供应链的元凶之一。俄乌冲突、巴以冲突等地缘政治冲突久拖不决甚至升级，进而削弱投资者和消费者的信心，增大政府协调经济政策的难度。上述种种因素交织演化，意味着不能排除全球经济增长失速的可能性。

　　（二）极端天气与自然灾害冲击粮食安全与供应链稳定

　　全球平均气温达到有记录以来最高水平，与之相伴的极端天气和自然灾害高发且呈持续上升趋势。2023年1月，世界经济论坛发布《2023年全球风险报告》，将“自然灾害与极端天气事件”列为未来两年全球面临的第二大风险，并将减缓气候变化失败明确列为未来十年的首要风险。

　　气候变化问题还会带来一系列外溢风险，粮食安全与供应链韧性面临挑战。极端气候导致粮食减产，促使粮食安全问题成为国际社会日益焦虑的重点议题之一。《中国气象报》综合外媒数据报道指出，受干旱等极端天气影响，2023年阿根廷玉米较2022年减产约25%，突尼斯小麦收成同比减产60%，西班牙小麦产量预计比五年平均水平低38%，全球大米产量受极端天气影响在2023年创二十年来的新低。随着极端气候成为新常态，自然灾害频发再度增加了供应链受阻乃至断裂的可能性，全球粮食供应链及产业链的核心环节将遭受冲击。

　　“集体行动难题”掣肘大国合作，自然气候与政治气候之间的叠加效应将深刻影响全球气候变化治理的现实进程。伴随着气候变化问题风险的加剧，世界各国推动应对气候变化问题的步伐却有所减缓。联合国环境规划署（UNEP）发布的《2023年适应差距报告》显示，“世界适应气候变化的进展非但没有加快，反而在停滞不前”。该署《2023年生产差距报告》指出，与削减化石燃料产量的承诺相反，各国政策将使化石燃料产量在2030年翻上一番。此外，气候变化问题的现实性和长期性风险，加之各国应对进程中具有政策摇摆性与反复性，或将掣肘全球气变治理进程的有序推进。

　　（三）全球债务危机风险加剧

　　全球债务重回加杠杆轨道。2021年以来，世界经济经历了一个历史性去杠杆过程。全球杠杆率（全球债务总额与GDP之比）自2021年一季度开始快速下降，至2023年一季度已降至较2021年历史峰值减少了近30个百分点。本轮去杠杆主要有三个原因：一是超预期的高通胀降低了债务人所需要承担的实际偿债压力；二是相对强劲的经济复苏意味着各部门还款能力提高；三是高通胀压力下不断提高的全球利率水平抑制了新增债务的扩张。

　　2024年全球杠杆率将重新开始增长。究其原因主要有三点：一是通胀变化趋于下行，超预期的高通胀对债务削减的贡献下降。二是世界经济复苏动能减弱，不利于各个经济体主动化解债务风险。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计，2024年全球GDP增速为2.9%，较2023年预测减少0.1个百分点。在气候和地缘政治冲突等不利因素作用下，2024年的整体经济风险趋于下行。三是随着美联储退出加息，全球融资成本下降，新增债务发行将有所复苏。根据美联储的预测，2024年联邦基准利率将降至5.1%，较2023年减少0.5个百分点。利率的下行将减少债务融资成本，有助于新增债务的复苏，进而导致杠杆率上升。

　　随着世界经济进入新的加杠杆周期，陷入债务危机的国家数量恐进一步上升。杠杆率高企或迅速上升将带来金融脆弱性，使经济更容易受到未来严重经济衰退或资产价格急剧调整的冲击。由于经济下行期大宗商品价格下跌，叠加政策高度不确定下的悲观市场预期，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的偿债压力较其偿债能力上升更快，出现债务危机的风险上升。

　　（四）网络安全形势日趋复杂

　　技术进步是一把双刃剑，新兴技术或诱发潜在风险。全球数字化转型步伐持续加速，5G、人工智能、区块链、物联网等网络基础设施日益发展，网络造福经济发展和改善人民生活的红利充分释放。然而，与之相伴的是网络安全环境的复杂化，各类由新技术带来的网络安全隐患不断暴露。

　　目前能看到的是，生成式人工智能将使“量身定制”的“网络钓鱼”成为可能，破坏性大且打击难度高。敏感基础设施被置于网络攻击威胁之下，或严重危害国家安全和国计民生。物联网技术打通了物理世界和网络空间，使物理世界的能源、交通、金融、医疗、教育等重要基础设施可能演变为网络攻击的对象，曾经仅仅存在于虚拟空间的攻击可能造成真实的物理伤害。英国政府近期发布的《2023年国家风险登记报告》罗列了该国所面对的9大领域的89种风险,其中网络领域仅次于恐怖主义，被排于89种风险的第2位。

　　此外，2024年全球面临的重大风险还有美国大选产生负面溢出效应、巴以冲突扩大化及俄乌冲突延宕升级、全球暴恐袭击回潮、中国周边出现地缘政治冲突，全球重大传染病存在再次暴发可能等，都不容忽视。

　　2024年重大趋势

　　在动荡变革的全球大趋势下，世界面临新的不稳定、不确定和难预料因素。在各种因素的相互作用下，全球原有趋势持续演化并呈现出一些新的特征。

　　（一）全球治理体系离散化

　　世界经济复苏乏力，大国博弈尖锐复杂，局部冲突和动荡频发，各类新旧全球问题持续恶化，世界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面对复杂多变的国际形势和空前的全球风险挑战，开展有效全球治理的紧迫性前所未有。然而，现有全球治理体系出现离散化趋势，全球公共产品严重短缺，系统性失灵频频发生，和平赤字、发展赤字、安全赤字和治理赤字不断累积。

　　作为全球治理核心权威的联合国作用下降，全球安全治理失序风险上升。联合国并未有效阻止几场区域性冲突的爆发，在控制事态方面也未作出及时有效的反应，折射出其在制定多边决议、稳定地区安全形势、缓解地缘冲突等方面的应对乏力与功能失灵。尽管联合国改革呼声有所上涨,但实质性改革阻力重重，主要原因系全球治理成本高和霸权国的非中性塑造，致使相关各国围绕治理成本如何分摊、治理收益如何分享存在差异性认知。在全球安全治理失效背景下,霸权国主导的带有明显对抗色彩的区域性安排不仅未能为维护相关地区的稳定发挥积极作用，反而在一定程度上制造了对抗情绪，给相关地区带来了不稳定因素。

　　大国博弈影响外溢至全球治理领域，使其面临政治化和工具化风险。民粹主义、单边主义、保护主义不断抬头，多边主义受挫，全球治理面临重大挑战。

　　（二）世界经济“再全球化”

　　近年来，全球政治经济体系深度调整变革，并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大国博弈持续升级并日益走向即便损害自身利益也要消耗对手的负和博弈态势，国际经济规则日益成为部分大国打压竞争对手的武器；第二，大国经济力量对比持续朝着有利于新兴市场与发展中国家的方向发展，在现有国际体系中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的话语权受到严重制约，推动国际经济规则体系变革的诉求日益强烈；第三，由于不同国家和社会群体未能公平地享有经济全球化的成果，一些边缘国家和社会群体的民族主义与民粹主义日益盛行，并催生了国际社会的“反全球化”浪潮。在这些因素的共同推动下，全球经济正在经历“再全球化”进程。所谓“再全球化”，指的是为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提供保障的全球规则因大国博弈升级而面临改革和重塑，全球资源面临重新配置，全球分工体系面临系统性重组。

　　在“再全球化”过程中，大国在全球贸易、科技领域的激烈竞争和博弈将给各经济体产业链分工带来更多的合作还是摩擦，具有较大的不确定性。大国之间对博弈底线的反复试探也将成为“再全球化”面临的主要风险之一。

　　（三）产业政策主流化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尤其是2020年新冠疫情暴发后，发达国家不断加强产业政策的使用，全球范围内的产业政策回潮成为趋势。美国国会相继通过的《基础设施投资和就业法案》《通胀削减法案》《芯片与科学法案》中均包含大量产业政策内容。例如，美国《通胀削减法案》中的3700亿美元清洁能源补贴，《芯片与科学法案》为美国本土芯片制造提供390亿美元补贴、25%的制造设备投资税收抵免以及130亿美元的半导体研究和劳动力培训补贴。这些法案出台速度之快、规模之大，充分印证了产业政策回潮的事实。

　　但是，与传统产业政策有所不同，本轮产业政策在大国博弈背景下，呈现出明显的国家化倾向。总体来看，本轮发达国家引领的产业政策回潮主要出于三个方面的动机：一是以所谓的“再工业化”创造就业岗位和壮大中产阶级。二是强化产业竞争优势与技术领先地位。例如，为应对美国产业政策，欧盟拨出1600亿欧元用于支持数字创新、电池和气候投资等。强化竞争优势本是产业政策的经典目标，但本轮美国产业政策调整有明显的武器化倾向，试图在提升自己竞争力的同时削弱他国，尤其是直接针对中国等新兴大国，《芯片与科学法案》就是其中的典型代表。三是保障国家安全与产业链韧性。例如，美、日等国为本国企业提供补贴，激励其扩大国内投资，减少对外国的依赖。值得强调的是，美国等发达国家严重泛化国家安全概念，实施的政策明显超出了应对安全问题的范围。

　　由此可见，发达国家产业政策回潮的原因，不仅是实现传统产业政策弥补市场失灵、促进产业快速发展的目标，还隐含了大国博弈背景下，本国优先、泛化国家安全概念、产业链武器化等鲜明的国家化倾向。

　　（四）美国对华战略明朗化

　　当前，美国对华战略已明朗化，即美国联合盟友与伙伴打造“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对华构筑“小院高墙”加以规锁，配合经济“去风险”政策进行选择性“脱钩”，从而摆脱对中国的依赖，以便在和平条件下阻滞中国经济技术进步、在冲突条件下获取对中国单向压制。

　　总之，随着大国竞争的重要性超越气候变化、公共卫生、恐怖主义等共同威胁，大国合作的窗口也在不断缩小。

　　（五）全球经济发展低碳化

　　近年来，全球总碳排放量仍呈上升趋势，主要经济体都在致力于推动温室气体减排，发展清洁能源，加快向低碳经济转型。全球经济发展低碳化的主要原因有三：一是全球温室气体排放量长期保持在高位并呈现持续上升趋势，洪水、干旱和热浪等极端天气在全球范围内频现，严重威胁生态系统，迫使经济发展低碳化。二是为实现经济社会与生态环境保护平衡发展，世界各国都在探索利用技术创新、制度变革和产业转型等手段减少煤炭和石油等高碳能源使用，促进全球经济发展低碳化。国际能源署预计，2023年全球清洁能源投资将达1.7万亿美元，较2020年增长40%。三是技术进步在提高能源效率、改善能源消费结构、优化生产和物流环节方面起到关键作用，推动全球经济发展低碳化。节能技术、可再生能源及清洁能源技术的开发运用及推广，在产业链的各个环节都显著降低了碳排放水平。

　　碳排放引起的气候变化对人类生产、生活方式带来深远影响，主要发达国家加快低碳经济转型，构筑全球竞争新格局。截至2023年9月，已经有150多个国家和地区作出了碳中和承诺，覆盖全球80%以上的二氧化碳排放量、人口和GDP。主要发达经济体作为规则的制定者，通过立法、产业政策和征收碳税等多种手段积极倡导经济低碳化。世界银行发布的《国别气候与发展报告》显示，各国实施低碳发展战略的平均成本约为GDP的1.4%，低收入国家的成本超过GDP的5%。虽然技术和发展水平较低的发展中国家的对外贸易将面临更多考验和挑战，但是日趋严重和不可逆转的气候变化是人类面临的共同挑战，全球各国努力发展低碳经济是未来可持续发展的必由之路。

　　（六）国际货币体系多元化

　　国际货币体系呈现多元化特征。近年来美元主导地位有所下降，人民币等新兴市场货币地位显著提升，国际货币体系走向多元化。全球外汇储备方面，美元占比从21世纪初71%的高点降至2022年的58.4%。汇率盯住方面，IMF的统计数据显示，2013—2022年，全球盯住美元的货币占比由23.0%降至19.1%。美债持有结构方面，外国投资者持有美国国债的占比从2008年的56.5%降至2022年的31%。跨境支付方面，美元跨境支付占比也有所下降，与欧元基本持平。

　　多方面因素驱动国际货币体系走向多元化。一是全球经济多极化。一国货币的国际地位从根本上取决于其经济实力。中国经济趋势性崛起，印度、东盟等新兴市场经济体经济增速持续高于美国。美国经济地位相对下降，其贸易份额、国际投融资份额、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中的份额等也随之下降。二是美国金融工具武器化大幅提升了依赖美元的风险。美国频繁对他国发动金融制裁。为规避过度依赖美元的风险,各国被迫推动货币多元化。三是美国政府债务规模快速膨胀显著削弱了美元信用。美国频繁实施大规模的财政刺激政策和货币宽松政策，不断突破政府债务上限，财政稳定性与可持续性显著下降。这导致美国为全球提供安全资产的能力下降，甚至日益成为全球金融风险源头。

　　国际货币体系多元化是一个长期曲折的过程。首先，当前缺乏能够完全替代美元的货币。美元主导地位建立在美国强大的综合国力与成熟的金融体系基础之上，目前仍缺乏能像美国一样为世界提供大规模安全资产与优质风险资产的国家。其次，美元体系具有非常强的网络效应。由于美元在全球贸易、金融、外汇储备等方面广泛使用，继续使用美元能带来降低交易费用、规避风险等好处，因而存在路径依赖。最后，导致国际货币体系多元化的因素发生趋势性逆转尚需时间。美国经济地位虽然相对下降，但仍然非常重要，金融危机后相对于其他发达国家甚至有所上升。因此，国际货币体系多元化演进是一个长期曲折的过程，短期内更可能呈现周期性波动特征。

　　（七）全球生产与交换数字化

　　全球信息和数字领域技术创新的不断突破，在经济领域创造出新产业（300832）、新业态、新模式,推动重塑全球经济增长的新动力（300152）。首先，人工智能、5G、物联网等数字技术作为新兴技术的代表，其广泛应用将大幅促进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从而成为经济增长的重要源泉。其次，数字技术的广泛应用为信息的传递和交换提供了极大便利，大幅降低了生产和交换环节的成本，从而大大提升了经济运行的效率。最后，数字技术的广泛应用在很大程度上增加了产业链和供应链稳定预期，有利于构建更有韧性的产业链和供应链。因此，世界各国都在积极推进数字化转型，数字技术在生产、贸易等环节的应用将更加广泛，数字技术也成为大国博弈的焦点之一。

　　近年来，数字技术在产业领域的广泛应用，促成全球产业数字化转型迈向规模化扩张和深度应用的新阶段。《全球数字经济白皮书（2023年）》显示，2022年美国、中国、德国、日本、韩国5个国家的数字经济总量较2021年增长7.6%，合计高达31万亿美元，数字经济占GDP的比重为58%，较2016年提升约11个百分点。其中，美国数字经济规模比2016年增加6.5万亿美元；中国数字经济规模比2016年增加4.1万亿美元，年均复合增长率为14.2%，是5国数字经济总体年均复合增长率的1.6倍。另外，2022年全球人工智能市场收入达4500亿美元，同比增长17.3%，随着2023年ChatGPT等大语言模型的革命性人工智能的迅猛发展，其对产业变革和经济发展将产生更大更深远的影响。

　　此外，美西方国家国内政治极端化、人工智能武器化、核与太空威胁现实化等也是2024年国际形势所要面对的重大趋势。

　　课题组组长：张宇燕（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所长）

　　课题组成员：庞大鹏（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徐秀军（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研究员）、肖河（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副研究员）、肖立晟（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研究员）、任琳（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研究员）、赵海（中国社会科学院国家全球战略智库国际政治研究部主任）、熊爱宗（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副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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