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4月29日，由政府与市场经济学国际学会(SAGE)、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清华大学中国经济思想与实践研究院(ACCPET)联合主办的“第六届政府与市场经济学国际研讨会”于线上播出。清华大学党委常委/副校长杨斌、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院长王天夫发表致辞。校领导充分肯定了ACCEPT研究院自2018年创立以来，为总结相关理论研究和实践提供的高水平学术交流平台所付出的不懈努力，及在推进政府与市场经济学科的建设中发挥的重要作用，并希望研究院继续发挥基础研究和学科协同发展的优势，为让世界理解和认识中国经济发展的伟大实践，为世界经济学发展贡献清华力量、中国力量。

　　与会嘉宾包括2007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哈佛大学亚当斯讲席教授、SAGE国际学会联合主席埃里克.马斯金(Eric S.Maskin)；SAGE国际学会联合主席、清华大学中国经济思想与实践研究院院长李稻葵；中央财经大学校长、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应用经济学学科评仪组秘书长马海涛；北京大学党委常委、副校长、经济学院院长/《经济科学》主编董志勇；浙江大学副校长、区域协调发展研究中心主任黄先海；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教授、北京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部主任周黎安；清华大学中国经济思想与实践研究院研究员、浙江大学区域协调发展研究中心首席专家刘培林；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副教授、经济学国际期刊《政府与市场经济学》执行主编黄张凯。清华大学中国经济思想与实践研究院常务副院长厉克奥博主持了本次会议。

　　马斯金的发言主要围绕预算软约束和企业融资问题展开。预算软约束是金融约束失效的特殊方式，表现为贷款机构很难把发放给企业的贷款控制在固定预算内，企业最终会得到超出预期的补贴或贷款。他指出，在集中型经济下，资金集中于一家债权人，例如银行或者政府。尽管有些项目事前看来不会盈利，但银行仍会选择通过继续贷款获取可能的高回报，预算软约束问题也由此产生。与之相反，分散型经济中，银行和资金变得分散，单独的银行无法继续提供贷款，同时没有更多的银行愿意继续给予资金支持，导致项目无法得到后续款项，出现预算硬约束。集中型经济体中，预算软约束问题很普遍，而例如中国这样的分散型经济体却不太容易出现这种现象。

　　马海涛认为，去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和今年两会总理政府工作报告再三提出的“谋划新一轮财税体制改革”，不是指某一个方面的改革，而是系统性和全面性的改革。1983、84年是改革国家和国营企业分配关系，1994年是改革中央和地方的财政关系。新一轮改革的逻辑起点是不是聚焦在政府和市场关系上，必须要厘清。

　　在他看来，新一轮改革的“新”，首要指经济高质量发展。在“三新一高”的框架下去思考如何进行新一轮的财政体制改革，是改革的核心问题。其次，改革要立足于中国式现代化的五个特征：目前我国人口规模巨大、老龄化程度严重、国际形势错综复杂、财政状况严峻和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这些都是和财税体制有关的结构性问题。因此，下一轮的改革方向，首先要把握好政府与市场的边界和调整力度，财税不分开，财税要联动；其次要考虑整个财政资源的统筹问题，全盘协调新使命、新要求和改革措施的系统性。

　　董志勇从政府与市场在电梯安装项目中的博弈及关系演变为切入点，分享了自己关于两者传统关系的思考。他表示，政府行为对经济市场运行影响深远，改革开放所取得的重大成就也正是得益于政府与市场关系的不断调整。因此，有必要深入思考并研究政府与市场经济的关系。从主体角度来看，政府、企业和居民之间的互动对于社会经济的稳定和发展至关重要。尤其在公共品理论研究领域，探讨政府决策对市场行为影响具有重要意义。

　　董志勇认为，中国的改革开放，其实就是政府逐渐归位做裁判，释放市场主体运动活力的过程。因此，未来应该真正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坚定不移去杠杆。同时，应该及时减轻企业和居民的非税负担。同时加大减税力度，鼓励企业进行高端的制造业或者信息服务业、环保投资，增加居民消费能力。

　　黄先海认为，政府与市场关系，既是引领中国式现代化的基本问题，也是中国处理与世界关系的基本问题，既具中国特色，又要兼容世界。所谓赋能型政府行为，是指对市场主体的动态竞争能力进行中立普惠赋能，实现市场友好、创新增进的政府行为。具体来讲：相对于主流的规制性政府，赋能型政府在确保一般范畴的竞争型市场规则之外，还对市场主体实施并非限于“规制”的影响；相对于传统发展型政府的选择型干预，赋能型政府的介入聚焦于对市场主体在新兴经济领域的发展机会、条件和平台的中立支持。赋能型政府经济介入行为体现出三个特征：一是非价格扭曲性，二是非有偏选择性，三是非以邻为壑，或者非零和博弈，也可以通俗地称为多边、双边友好型。

　　如果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可称中国第一、第二大宏观政策的话，那赋能型产业政策可称为第三大宏观政策。在落实路径上和举措上，黄先海认为有四个方面值得关注：一是新赛道产业的发现，基于短、长专利生命周期领域的相机介入；二是发挥好政府引导基金来推进产业创新；三是培育新型创新组织，特别是链主型和平台型创新综合体；四，围绕推动科技产业创新探索“赋权-转让-收益”的成果转化新模式。

　　李稻葵在发言中首先介绍了政府与市场经济学的三个基本理念：第一，政府已成为现代市场经济的重要行为主体，不仅是裁判员，也是运动员。政府由两部分人员或机构组成，一部分是常设机构及其公务员，另一部分是政治活动所产生的决策者及相关机构；第二，政府的行为直接决定着现代市场经济的表现；第三，政府的行为取决于自身的机构和激励设计。政府与市场经济学研究的重点是希望厘清政府的激励和机构设置，从而更好地发挥市场的作用，以建设高质量市场经济。

　　李稻葵认为，当前中国经济的发展乃至整个中国的现代化在遇到“卡脖子”问题的同时，也遇到了“卡脑子”的问题–那就是关于中国经济发展的学理基础尚未厘清，这也经常成为部分国家指责中国的话柄。在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的背景下，需要基于中国的实践，将中国学派升华为更具普遍性的、更有生命力和接受度的经济学新学科，这也正是政府与市场经济学学会(SAGE)成立的初衷。钻研这一领域有九大课题，包括政府与企业行为的异同、政治体制与经济体制如何影响政府行为、政府与市场培育及监管、政府与企业的进入和退出、财政税收体制与政府行为、政府与宏观经济调控、政府与对外经济关系、政府与收入分配、政府与长期经济发展。关于研究方法，李稻葵呼吁案例、理论、统计分析(CTS)三位一体的综合研究范式，即从鲜活的现实案例出发，将其提升为一个简单的理论机制，并通过统计资料来验证理论机制的普遍性。

　　主旨发言环节结束后，李稻葵与周黎安、刘培林、黄张凯展开了圆桌对话。

　　周黎安认为，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核心在于从单一的经济增长目标向多目标并举的转变，地方政府竞争的“锦标赛”依旧存在，只是目标维度更多元。十多年前地方政府间的竞争主要围绕经济增长展开，经济增长快的地区能够“一俊遮百丑”，而如今还要考虑生态环境、安全生产等更多指标。这种新型的竞争会对地方官员带来何种激励，如何通过“锦标赛”制度设计服务于高质量发展的目标，目前尚无定论。

　　中国地方官员的晋升“锦标赛”源于中国特色的政治制度和政治环境，在实行西方式民主的国家不可复制。因为该模式的核心是上下级政府间严格的“层级制”，上级政府能够通过设定考核指标影响下级政府的激励，这种条件在西方国家是不具备的。

　　刘培林表示，提振经济要从以下几方面着力：第一，构建良好的外部发展环境，拓展技术来源和外部需求空间；第二，深化改革，为企业的长期主义创新和投资活动，提供可预期的长期主义营商环境；第三，引导全社会正确看待增长潜力，避免低估潜在增速。与传统的财政货币政策相比，预期引导不用动用真金白银，对经济活动扭曲也较小。十九大和二十大报告都提出以国家发展规划引领财政货币政策，这不是要回到计划经济，而是说中长期发展规划应在潜在增速以及经济结构升级等方面，对宏观政策提供方向性指引。

　　为正确认识中国经济潜在增长率，避免低估现阶段潜在增速，他围绕两个问题给出了自己的判断：第一，中国人均GDP跟美国、日本、韩国相比还有中高速增长空间；第二，不能因为所谓人口红利消失而低估未来增长潜力。中国改革开放以来高速增长主动力是生产率提升而非人口红利。

　　针对眼下有效需求不足的突出矛盾，刘培林认为，以往中国驾轻就熟、一用就灵的基础设施建设，已很难发挥顶梁柱作用，主因是当下需求空间萎缩，且政府债务问题导致项目难以筹资。目前，政府提出的大规模设备更新符合高质量发展要求。以出口信贷方式将国内设备或生产线转移到其他发展中国家，从而为国内的设备更新腾出空间。这类项目资金流较好、还款保障性好，能切实推动其他国家工业化，还能避免国际上对中国搞“债务陷阱”的指责。

　　黄张凯指出，人力资本比制度更重要，对中华民族优秀的人力资本要抱有充分的信心。

　　国际研讨会结束后，来自清华大学大学、北京大学、对外经贸大学、中央财经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上海财经大学等全国知名院校的学者还参加了各分会场的学术论坛。他们围绕“政府与企业”和“政府与经济发展”两大主题，分享了各自的研究成果和真知灼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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