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14日，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就2025年10月份国民经济运行情况举行新闻发布会。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总经济师、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司长付凌晖在会上介绍，当前秋粮生产已进入收官阶段，虽然部分地区受到干旱、洪涝等自然灾害影响，但是大部分农区秋粮生产形势良好。再结合夏粮收获情况看，全年粮食有望再获丰收。

　　在即将过去的“十四五”期间，我国粮食年产量不仅一直保持在1.3万亿斤以上水平，还在2024年首次迈上1.4万亿斤新台阶，人均粮食占有量也达到1000斤。在耕地资源有限的背景下，系统性地融合“良田、良种、良机、良法”所带来的单产提升，是近年来我国粮食总产量持续攀升的主要原因。分析显示，2024年我国单产提升对粮食增产的贡献率已超八成。与此同时，一套多维度政策支持体系也在较大程度上支撑着种粮意愿。4年前，农业农村部在对2021年中央农村工作会议精神作解读时就强调，要保障种粮农民合理收益，通过构建价格、补贴、保险“三位一体”扶持政策体系，让农民种粮不吃亏；之后每年，“种粮积极性”“种粮农民收益”都是中央一号文件明确要以健全机制“保护”“保障”的重点。“十四五”期间，小麦、稻谷最低收购价稳步提高，三大主粮完全成本保险和种植收入保险从粮食主产区走向全覆盖，再加上着力点不同的种粮补贴，一系列惠农政策提升了种粮主体持续生产的能力。此外，信贷模式不断创新，在精准匹配越来越重要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需求的同时，也让金融活水滋润了粮食全产业链，特别是在粮食购销、储备环节的“钱等粮”服务方式，更是确保了种粮主体收益的及时兑现。

　　不过，近年来，记者在调研粮食生产流通以及政策支持时发现，稳产保供仍存在局部性挑战。例如，全国农产品成本收益数据显示，我国2023年种粮亩均净利润仅75元，这样的收益水平难言“保护种粮积极性”目标的有效达成；另外，部分粮食产业链仍存在下游需求无法得到满足以及收储量、进口量齐增的情况，显现出粮食整体增产背景下的结构性矛盾。

　　《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即“十五五”规划建议）在谈及“十四五”时期我国发展情况时明确指出仍呈现“农业农村现代化相对滞后”的现状。而造成上述粮食稳产保供的局部、结构性问题的背后，确有粮食生产、深加工仍不够精细，供需衔接不够紧密等原因，同时，部分政策实施时间、着力点、力度是否合理以及是否会产生外溢影响，也是需要谨慎考量和及时调整的。以近几年有较多政策施力也是对外依存度较高的大豆作物为例，除了基本的生产者补贴外，大豆种植户根据情况还可以获得轮作补贴、大垄密植补贴、高油高蛋白补贴等。记者在一线调研中发现，补贴金额较大使得大豆种植户的种植意愿和收入都由补贴支撑，也会推高次年大豆种植主体的土地流转租金（即种粮成本）。由此，大豆种植主体收益（净利润）并不能得到明显改善，并且长期下来，还可能造成大豆种植对补贴政策的过度依赖。与此同时，粮价除了取决于市场供需情况，也与种植成本密切相关——一定程度上被补贴推高的大豆种植成本让我国大豆价格在国内市场供给中同样缺少优势，就会造成进口量难以降低。除了政策力度之外，政策发布时间也会影响种粮主体行为和最终收益，特别是部分地区种粮主体有“惜售”习惯，最低收购价政策出台预期可能加重其“惜售”情绪，进而影响整体市场供需和农产品流通。

　　“十五五”规划建议针对财政政策提出，“优化财政支出结构，加强预算绩效管理”；在提高强农惠农富农政策效能方面，明确“健全财政优先保障、金融重点倾斜、社会积极参与的多元投入格局”以及“保护和调动农民务农种粮积极性，强化价格、补贴、保险等政策支持和协同”。随着我国种粮主体结构发生变化、规模化集约化程度提升，种粮主体自身主动对接市场、运用多方资源、多种金融工具的意愿和能力明显提升。在这种趋势下，应更谨慎地关注政策与市场的关系，更多通过完善联农带农机制、优质优价实现等方式部分替代或优化传统政策的作用效果，避免种粮主体对直接补贴、最低收购价等政策的过度依赖及其连带的财政支出压力。在此基础上，一体化运用财政、金融政策，通过更灵活地运用金融工具，撬动有限财政资金以间接补贴方式发挥更大的引导和带动作用。此外，农险政策也有优化空间。除了将政策性农险与信贷、农产品期货工具结合，以产生更大的政策乘数外，对于不同地区作物种类、自然条件等，可以差异化运用收入险、产量险、巨灾保险等产品，通过提高保险服务精准度提升种粮主体运用金融工具主动管理农业风险的意愿，这也有助于种粮积极性的保护和粮食产业逐步现代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