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肝癌围手术期治疗领域迎来了多项里程碑式的研究成果，系统性治疗与外科手术的整合程度不断深化，推动着肝癌治疗从“单一手段”向“全程管理”的根本性转变。以免疫联合靶向为基础的治疗模式，不仅在中晚期不可切除患者中创造了更高的转化手术机会，也在可切除高危人群中显著改善了预后。与此同时，国内外多部指南与共识的更新，进一步规范了围手术期治疗的路径，凸显出多学科协作在这一复杂治疗体系中的核心价值。

　　值此岁末年初，论坛报特邀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孙惠川教授，围绕2025年度该领域的关键研究进展、临床启示、实践规范与未来方向，进行深度解读与展望。

　　专家简介

　　孙惠川 教授

　　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

　　复旦大学肝癌研究所副所长

　　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肝胆肿瘤与肝移植外科 副主任

　　中国抗癌协会 理事

　　中国抗癌协会肝癌专委会 主任委员

　　中国抗癌协会整合肝癌委员会 执行主任委员

　　中国微循环学会肝脏微循环专业委员会 副主任委员

　　中国抗癌协会肿瘤转移委员会 常委

　　中国医师协会肝癌专业委员会 常委

　　上海市优秀学术带头人、上海市领军人才

　　国家卫生健康委《原发性肝癌诊疗规范》2017、2019版以及《原发性肝癌诊疗指南》2022、2024版撰写专家委员会秘书长

　　孙惠川教授访谈视频

　　年度突破

　　两项III期研究确立围手术期靶免治疗新范式

　　论坛报：回顾2025年，肝细胞癌围手术期治疗领域取得了多项重要研究进展，其中最具临床实践意义的关键突破有哪些？

　　孙惠川教授

　　近年来，肝细胞癌的治疗发生了深刻变化，这主要源于2018年后系统治疗的疗效大幅提升，尤其是2019至2020年间，靶向联合免疫治疗进一步提高了药物治疗效果。这一进步很快从晚期肝癌延伸到中期和早期肝癌，也就是传统的外科治疗领域。

　　在外科治疗领域，主要有两个探索方向：一是转化治疗，即探索既往不可切除的患者转为可切除后，手术的价值如何体现；二是针对原本可切除的患者，如何寻找更有效的方法来减少术后复发。这两个问题是当前肝癌围手术期之类领域的核心临床与科学问题。

　　今年该领域两个重要的突破性研究均来自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

　　首先是周俭院士团队领衔的全国多中心III期研究——CARES-009研究[1]。该研究旨在比较，对于可切除的肝癌患者，在手术基础上联合围手术期靶免治疗，是否比单纯手术更能改善疗效。研究结果显示，联合治疗组的中位无事件生存期（EFS）达到42.1个月，而单纯手术组为19.4个月，将疾病复发或死亡风险降低了41%（风险比[HR]=0.59, 95% CI 0.43-0.81; p<0.001），这是一个显著的进步，相关数据已在2025年的ESMO大会和权威期刊The Lancet上同期发布。

　　第二个重要进展是针对初始不可切除的局部晚期（如伴有门静脉癌栓）患者。由樊嘉院士团队牵头开展的全国多中心III期研究——TALENTOP研究[2]，通过前瞻性随机对照设计，回答了在系统治疗有效的患者中，手术切除是否比继续原方案药物治疗更优。其中期结果显示，联合手术组的治疗失败时间（TTF）为20.4个月，显著优于持续系统治疗组的11.8个月，达到了统计学优效性（HR=0.60, 95% CI 0.39-0.91; p=0.015）。

　　这两个研究分别将系统治疗与手术治疗深度融合，提升了早、中期乃至部分晚期患者的疗效。而且这二者都是大型III期对照研究，它们的发布预计将对全球肝癌的治疗格局与模式产生深刻影响，并将激发更多联合治疗方式的探索，以进一步提高肝癌疗效。同时，这些研究也会推动更多对于生物标志物和治疗机制的探索，帮助我们更好地认识肝癌这一疾病。

　　论坛报：2025年肝癌的系统治疗领域还出现了其他多项重要临床研究证据，这对肝癌围手术期治疗具有哪些重要启示？

　　孙惠川教授

　　除了系统治疗与外科治疗的联合，2025年还有几项大型的全球多中心III期研究发布。这些研究主要探讨既往以介入治疗为标准治疗之一的中期肝癌患者，联合系统治疗是否优于传统的单纯介入治疗。相关研究包括LEAP-012[3]、EMERALD-1[4]和TALENTACE[5]研究。这三项研究均证实，在以中期肝癌为主的患者中，系统治疗联合肝动脉化疗栓塞（TACE）的疗效优于单纯TACE。研究采用了客观缓解率（ORR）和无进展生存期（PFS）作为评估指标，并都达到了优效性结果。对于围手术期治疗，尤其是转化治疗，也存在一定启示意义。

　　但一个值得深思的现象是，这三项研究均未显示出患者在总生存期（OS）上的明确获益。这一结果引发了广泛讨论，即如何将短期疗效的获益转化为长期生存获益，这仍然是未来需要深入探索和完成的重要课题。

　　另一项具有重要意义的研究是关于可切除患者的术后辅助治疗。在IMbrave050研究中，早期数据分析显示，“T+A”联合方案用于高危复发患者术后辅助，可显著延长无复发生存期（RFS）（HR=0.72, 95%CI 0.56-0.93; p=0.012）[6]。然而，随着随访时间的延长（35.1个月），这种推迟复发的疗效优势未能持续（HR=0.90, 95%CI 0.72～1.12），OS也未观察到显著获益[7]。

　　这项研究再次提示，在术后辅助治疗阶段，我们尚未找到更优的治疗策略或更有效的药物。未来如何优化术后辅助治疗的研究设计，以及如何精准识别真正能从辅助治疗中获益的患者人群，目前尚无很好的方法。但问题的明确，本身将促使更多研究者去探索如何聚焦和识别潜在的获益人群。

　　实践规范

　　指南更新与多学科协作共筑个体化治疗路径

　　论坛报：肝癌围手术期治疗发展至今，逐渐形成了较为系统的管理流程，这在今年有哪些具体体现？在此背景下，多学科协作的重要性愈发凸显，被公认为确保治疗质量的核心。您认为一个高效的多学科团队具体应如何运作，才能为患者制定既规范又个体化的治疗方案？

　　孙惠川教授

　　2025年，有多部重要的指南和共识发布，例如国内的《肝细胞癌围手术期免疫治疗多学科协作专家共识（2025版）》[8]《肝脏切除术围手术期多学科临床管理指南（2025版）》[9]等。在国际上，影响力更大的是年底发布的2025版巴塞罗那临床肝癌分期与治疗策略（BCLC）[10]。这些指南和共识的发布，都强调了多学科协作在肝癌治疗中的价值和核心地位。

　　值得一提的是，2025版的BCLC指南在考虑疾病负荷和肿瘤背景之外，还引入了其他维度的因素，例如治疗质量、证据的复杂性、患者在治疗选择上的主观意愿、情绪对治疗及决策的影响等。这促使我们更加重视患者在治疗选择时可能面临的复杂情况，并思考如何更好地应对和处理。

　　我们也期待未来中国专家能结合本土经验与实践，与国际同行进行深入交流。例如，共同探讨治疗质量等因素如何影响中国患者的治疗选择和疗效，这可能帮助来自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医生更好地理解治疗决策的影响因素，从而促进更有效的合作与交流。

　　多学科诊疗在肝癌领域已实施多年，这主要是因为肝癌的治疗本身非常复杂，多种治疗模式可能在疾病的全过程中被应用。

　　从中国《原发性肝癌诊疗指南（2024年版）》[11]的制定为例，专家组在最初编写时就考虑了全程管理的理念。例如，在某个分期里，我们推荐的是多种治疗方式，而非单一的方案。与国际上某些指南对不同分期推荐相对单一的治疗模式不同，我们在制定指南时已经认识到，即使在同一分期，不同情况的患者也可能需要不同的治疗。

　　从目前的探索来看，早期、中期和晚期肝癌的治疗模式界限正变得越来越模糊。例如，系统治疗传统上用于晚期肝癌，但现在在中期乃至早期治疗中也占有一席之地；手术治疗通常适用于早期患者，但现在在部分中期甚至晚期患者中也可能被考虑；介入治疗则在早、中、晚期都可能扮演角色。此外，放疗等其他治疗手段的应用也使肝癌的全程治疗策略更为复杂。

　　因此，当前的治疗模式已经不再局限于某一分期的传统界限。在肝癌患者治疗的全病程中，我们都需要多学科的讨论，尤其是对于手术、介入等专业性强的操作类治疗。我们可能需要在疾病的各个阶段，邀请外科或介入科医生共同参与决策。

　　同时，对于系统治疗或介入治疗等带来的相关合并症，我们也需要进行管理。在治疗过程中，患者可能出现心脑血管合并症，或肝、肺功能损伤等不良反应。这时，我们同样需要相关科室的医生早期加入，协助识别和处理这些情况，帮助患者度过风险期，从而优化治疗策略，最终实现让患者既“活得长”、又“活得好”的目标。

　　未来方向

　　疗效评价精准化、治疗序列优化与新药探索

　　论坛报：展望未来，能否请您预测一下肝癌围手术期治疗领域下一个重要突破方向是什么？

　　孙惠川教授

　　预测未来通常是困难的，但我们可以基于现状展望几个关键的探索方向。

　　首先，在围手术期治疗中，治疗决策与疗效判断至关重要。遗憾的是，我们目前的决策很大程度上仍依赖于影像学标准，例如RECIST或mRECIST。这些标准的原则建立于二三十年前，而近几十年来，评估肿瘤负荷的技术手段已更加多样和精准。如何将这些新的、更精准的诊断评估方法与现有治疗策略相结合，是亟待研究的问题。例如，当影像学尚未显示变化时，我们很难依据现有标准判断肿瘤是已经耐药，还是正处于获益趋势中。而在这些关键节点，我们往往需要尽早调整治疗策略——若无效则更换方案，若有效则可继续观察。因此，未来需要更敏感、更精准的评估方式来指导临床决策，提高其精准度。我希望未来几年能逐渐产生这方面的证据，进而影响临床实践和治疗指南。

　　其次，我们拥有的治疗方式越来越多，但治疗方式的联合与序贯可能对疗效产生重大影响。例如，对于中期肝癌，究竟是先进行药物治疗还是先进行局部治疗，目前尚缺乏充分的对照研究证据。在手术治疗领域，究竟是序贯使用新辅助、手术和辅助治疗，还是在新辅助治疗后，手术结束就不再需要辅助治疗，这些问题也都需要更多对照研究来回答。因此，优化不同治疗手段的序列与组合，将是未来重要的研究方向。

　　最后，肝癌药物治疗的整体有效率仍然偏低，与肠癌、乳腺癌等领域相比仍有差距。因此，寻找更有效、同时副作用更小的治疗方式，是科学家和药企需要持续努力的方向。未来几年，我们期待看到一些新的治疗药物出现，例如双特异性抗体（如PD-1/CTLA-4双抗[12]）、细胞治疗[13]，或新型免疫检查点抑制剂（如TIM3抑制剂[14]）。这需要科研界与产业界紧密合作，最终通过临床医生在实践中的应用来验证其疗效。

　　孙惠川教授的分享系统梳理了2025年肝癌围手术期治疗的重要进展与深刻启示。从CARES-009、TALENTOP等关键研究的确证性成果，到“局部+系统”联合模式的积极探索，再到多学科协作框架的不断强化，肝癌治疗正朝着更整合、更精准、更个性化的方向稳步演进。未来，随着疗效评价体系的优化、治疗序列的探索以及新型药物的涌现，围手术期治疗有望为更多患者创造手术机会，实现长期生存与高质量生活的双重目标。在这一过程中，临床医生与科研工作者需持续携手，推动证据向实践的转化，最终惠及广大肝癌患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