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并未“退潮”，或在“改道”
全球观
当前，世界经济正经历深刻的结构性变革。不稳定性、不确定性因素增多，全球面临产业链、供应链安全泛化冲击，高新技术产业的国际合作受到干扰等挑战，“全球化已死”论调甚嚣尘上，牛津大学教授、世界银行前副行长伊恩.戈尔丁鲜明指出：全球化并未消亡，全球化的新增长点正在向亚洲转移，而全球南方群体性崛起将为经济全球化注入新动能。本期全球观.中国策通过戈尔丁的观点阐释、学界共鸣与企业创新实践三个层次，探讨“再全球化”的机遇与挑战，共促全球稳定和可持续发展。
中国策
经济全球化是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客观要求和科技进步的必然结果，是在全球范围内实现资源配置效率最大化的有效途径，是大势所趋。比较优势、规模经济、一般均衡理论等支撑经济全球化和全球经济发展的基本规律不会改变。尽管受到“毁约退群”冲击，但现有国际体系仍具韧性，绝大部分国家不愿回到“丛林法则”、反对以邻为壑。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入发展，一系列前沿技术集中涌现，新能源（850101）、人工智能（885728）、生物科技等新技术成本快速下降，应用范围不断扩大，为发展中国家推动绿色发展和数字化转型创造条件，为全球应对重大发展挑战提供新的解决途径。全球南方国家影响力持续扩大，日益成为全球贸易和经济增长的主要驱动力。
——摘自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全球发展报告2025》
前沿观点
伊恩.戈尔丁(Ian Goldin)，是当代全球化与发展研究领域的杰出学者。现任牛津大学全球化与发展领域专职教授，牛津大学马丁学院项目技术与经济变革计划、未来职业与未来发展计划主任。他还领导马丁学院的多个研究项目，涵盖“工作的未来”“技术与经济变迁”以及“发展的未来”等全球前沿议题。他曾任世界银行副行长兼政策总监，出版了《拯救：从全球危机到更美好的世界》《未知的领域：未来100年中100张生存地图》等25本专著。凭借其在发展研究与全球事务中的突出贡献，戈尔丁教授曾获法国政府授勋，并被世界经济论坛评为“全球明日领袖”。
全球化仍然充满活力、蓬勃发展，但是重心正在向亚洲转移。
对欧洲而言，未来的发展不能局限于跨大西洋（600558）的合作，而是应该更加重视与亚洲的联系，通过贸易、投资以及合作深化互联互通。
■中国经济时报记者张娜■见习记者姚俊臣
当前，经济全球化正遭遇严峻逆流。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地缘政治冲突加剧、产业链加速重构——这些因素共同构成了前所未有的外部压力环境，不少智库和国际组织提出警告，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持续了80年的经济全球化可能将“终结”。今年1月，在2026年达沃斯论坛上，美国商务部长霍华德.卢特尼克(Howard Lutnick)直言不讳地宣称：“全球化已经失败。”一时间，“全球化已死”的论调甚嚣尘上，引发激烈讨论，认为经济全球化走到了十字路口。
全球化真的在走向消亡吗？
经济全球化何去何从？今年3月22日—23日，中国发展高层论坛2026年年会召开期间，牛津大学全球化与发展领域专职教授、世界银行前副行长伊恩.戈尔丁(Ian Goldin)接受中国经济时报记者采访时作出前景展望，并在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国际合作开放研究平台围绕“全球化的展望”分享了自己的见解。
戈尔丁认为，全球化并未“退潮”，而是正在“改道”，经历一场从“低成本制造”向“服务化、数字化、区域化”的深刻转变。在这一进程中，亚洲逐渐成为全球化新增长点的中心，而中国则成为其中的重要引擎。
全球化新增长点正在向亚洲转移
采访伊始，面对“全球化是否消亡”的提问，戈尔丁教授并没有急于给出结论，而是先给出一个定义。
在他看来，全球化，一言以蔽之，是跨越国界的事物流动过程，包括商品流动、贸易流动、投资流动、思想流动，以及日益重要的数据流动。这些流动有好的一面，也有不好的一面。只有理解这些不同的维度，才能作出更加准确的判断。
循着这一定义，戈尔丁指出，当下关于全球化的争议，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你站在什么立场、从什么角度观察。
“如果你在中国、在印度，或者在亚洲其他地方谈论全球化，你会发现大家对未来充满信心。但如果在欧洲和北美，就是另外一种叙事了，你听到的常常是‘反全球化’的呼声。”他说。
这种分化的背后，反映了不同地区发展阶段和经济结构的差异。
在亚洲，中国、印度以及东南亚国家等主要经济体仍然保持较快的经济增长速度，GDP增速普遍维持在4.5%—5%左右，人口结构相对年轻、人均收入持续提升。而在地球的另一端，欧洲和北美的（HK3990）GDP增速普遍处于1%—1.5%的区间水平，叠加不断加剧的人口老龄化趋势和较高的服务业消费（883434）占比，共同塑造了“去全球化”的情绪基础。
经济增速的高低只是透视全球化立场分化的一面棱镜，而一个更值得关注的原因在于“不可交易的服务业消费（883434）”在经济结构中的比例。
戈尔丁解释道，在欧洲和北美，GDP中大约有70%—75%来自不可交易的服务业，例如针对老龄人口的照护、住院以及餐饮、按摩、娱乐等消费（883434）。但亚洲的情况是截然不同的。中国、印度等国家的制造业占比较高，能够持续从贸易、投资和技术流动中获益。
因此，在他看来，全球化仍然充满活力、蓬勃发展，但是重心正在向亚洲转移。“在亚洲，越来越多的整合、越来越多的融合是避免冲突、实现增长的重要途径。”他认为，对欧洲而言，未来的发展不能局限于跨大西洋（600558）的合作，而是应该更加重视与亚洲的联系，通过贸易、投资以及合作深化互联互通。
“蝴蝶灾变”：应对全球化的系统性风险
全球化虽未“退潮”，但“改道”中存在风险与隐患。
围绕其著作《蝴蝶灾变》(The Butterfly Defect)，戈尔丁对中国经济时报记者表示，全球化的联通性孕育出了新的脆弱性。“我们越是相互联系，就越容易受到伤害。这就好比我们之间的友谊：越是在意一个人，当对方做出伤害行为时，我们所感受到的痛苦就越深。”
戈尔丁指出，我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互联，但全球治理却变得更加碎片化。这恰恰是当前全球化面临的关键矛盾。
在当今全球化时代，世界各国之间的相互依赖程度不断加深。贸易、金融、公共卫生、气候变化等领域的冲击，任何一个地区发生动荡，都可能迅速波及全球。“最贫穷的国家、最偏僻的村庄，在全球化的框架下，与最富有的国家和人群连接起来，彼此命运休戚相关。”戈尔丁称，2008年的国际金融危机便是明证：一场源自美国中西部的金融事件，最终引发了全球金融体系的崩塌，造成近1.5亿人失业。
近年来，全球治理体系的稳定性进一步弱化。英国“脱欧”、局部冲突频发以及贸易保护主义抬头等事态，进一步加剧了国际社会的分裂。与此同时，美国退出《巴黎气候协定》、破坏世界贸易组织体系、中止与世界卫生组织的关系等行为，不仅削弱了全球公共产品的供给能力，也对现行国际秩序和国际规则造成了严重冲击。
置身于当下，气候变化、公共卫生危机、网络安全（885459）与金融波动等风险更是彼此交织、互相叠加，在高度互联的世界中被不断放大。
但戈尔丁对记者说，全球化所面临的系统性风险并不意味着应当反全球化。“蝴蝶灾变”之所以严重，关键在于管理不善。“筑起小院高墙无法解决问题，全球合作才是唯一出路。”他强调。
全球化中的中国：从参与者到推动者
在再全球化过程中，中国正在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戈尔丁在回顾中国发展历程时指出，中国改革开放40多年来的发展，本身就是全球化成功的典范。通过贸易、技术、思想的流动，中国实现了跨越式发展，并成为全球产业链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如今，中国正从全球化的参与者向推动者转变。在阅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发布的《中国发展报告2025》和《全球发展报告2025》后，戈尔丁表示，作为一个规模庞大的经济体，中国对全球发展的贡献日益显著。中国不仅向全球分享自身的发展经验和成功实践，也更广泛地参与全球治理的讨论与协商，并在全球范围内推动更高水平的交流与合作。
针对部分媒体认为“中国经济增长目标偏慢”的说法，戈尔丁对记者表示，“4.5%到5%的经济增长目标很好。尽管相较往年有所下调，但这一数字依然十分可观。欧洲和美国从未达到过这一水平。”由于中国的人口总量并没有增长，4.5%的经济增速对应的是人均收入的提升。同时，中国正在推进绿色转型、扩大内需，并推动技术创新，因此这是一个具备可持续性的增长目标。
此外，中国正在积极推动人工智能（885728）技术的应用，这将助力中国经济向价值链上游迈进，并有望逐步成为全球科技领军者。
戈尔丁总结道，“全球正处在一个十分困难的路口，不同国家、不同地区的人们都面临着巨大挑战。中国对于全球的贡献，在当今这个时代，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显得更为珍贵和重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