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并未“退潮”，或在“改道”
全球观
当前，世界经济正经历深刻的结构性变革。不稳定性、不确定性因素增多，全球面临产业链、供应链安全泛化冲击，高新技术产业的国际合作受到干扰等挑战，“全球化已死”论调甚嚣尘上，牛津大学教授、世界银行前副行长伊恩.戈尔丁鲜明指出：全球化并未消亡，全球化的新增长点正在向亚洲转移，而全球南方群体性崛起将为经济全球化注入新动能。本期全球观.中国策通过戈尔丁的观点阐释、学界共鸣与企业创新实践三个层次，探讨“再全球化”的机遇与挑战，共促全球稳定和可持续发展。
中国策
经济全球化是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客观要求和科技进步的必然结果，是在全球范围内实现资源配置效率最大化的有效途径，是大势所趋。比较优势、规模经济、一般均衡理论等支撑经济全球化和全球经济发展的基本规律不会改变。尽管受到“毁约退群”冲击，但现有国际体系仍具韧性，绝大部分国家不愿回到“丛林法则”、反对以邻为壑。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入发展，一系列前沿技术集中涌现，新能源（850101）、人工智能（885728）、生物科技等新技术成本快速下降，应用范围不断扩大，为发展中国家推动绿色发展和数字化转型创造条件，为全球应对重大发展挑战提供新的解决途径。全球南方国家影响力持续扩大，日益成为全球贸易和经济增长的主要驱动力。
——摘自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全球发展报告2025》
深度对话
——访中国服务贸易协会副会长、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对外经济研究部原部长赵晋平
■中国经济时报记者张娜
当前，在地缘政治冲突加剧、贸易保护主义抬头的背景下，经济全球化正经历深刻的结构性变化。如何理解当前的逆全球化现象？全球南方国家面临着怎样的机遇与挑战？中国在产业链重构中扮演何种角色？针对这些问题，中国经济时报记者专访了中国服务贸易协会副会长、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对外经济研究部原部长赵晋平，深度解析全球化重构期的中国方位。
全球化呈现三大新特征
中国经济时报：当前全球化呈现出怎样的新特征？区域化是否代表了全球化的新方向？
赵晋平：当前全球化可以用三句话概括：一是正在遭受逆流；二是出现了结构性新变化；三是区域化和近岸化加快发展，并成为稳定全球经济的新力量。
当前，全球化的新增长点正在向亚洲转移。亚洲的发展带动了全球化还能保持一定的稳定，未来可能重新进入快速发展阶段。过去是欧美带动了经济全球化，下一个阶段，亚洲地区可能成为新型全球化的重要动力源（600405）泉。
关于区域化是否为全球化的新方向，我认为不能简单将其视为以往全球化的延续。相反，区域化是在地缘政治冲突加剧、国际经济环境恶化的背景下，许多国家采取的避险措施——为了维护产业链供应链稳定，各国被迫选择区域化布局。同时，近岸化和在岸化趋势也十分明显。例如，近两年回流到美国的国际资本增长迅速，特朗普政府不仅鼓励本国资本回流，还通过政策施压其他经济体，导致大量直接投资和金融资本进入美国。这些特点与以往全球范围内资本、要素、商品和服务自由流动的全球化有明显区别。因此，区域化并非全球化的延续，而是在全球化遭遇逆流背景下出现的新特征。
全球产业链正从“效率优先”向“韧性优先”转变
中国经济时报：近期有观点认为全球贸易碎片化加剧，在全球化重构期，您如何看待全球产业链从“效率优先”向“韧性优先”转变？东盟、南亚等新兴市场在这一轮技术驱动的供应链重组中，面临的最大机遇是什么？
赵晋平：全球化正在遭受逆流，这是一个有共识的判断。
在这种背景下，产业链从“效率优先”转向“韧性优先”是必然选择。过去全球化发展较快时期，企业可以在全球范围内自由布局，主要目标是提升效率。但在地缘政治环境变化后，如果产能供应链受到贸易保护主义冲击，可能对企业全球市场份额乃至产业链、供应链、创新链都造成严重影响。因此，维护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反而成为优先选项。这种变化并非全球化深化带来的，恰恰是全球化遭遇逆流的结果。
对于东盟、南亚等新兴市场，最大的机遇在于加强全球南方国家之间的贸易和投资合作面临新的窗口期。从需求方看，过去许多发展中国家将美国或西方国家作为主要市场和外资来源，目前这些渠道变得越来越困难。他们需要将目标转向具备资本和贸易实力的大型发展中经济体。从供给方看，来自欧盟及大型新兴经济体的资本正在成为全球资本市场的重要来源，这些资本会倾向于选择具有稳定发展前景、营商环境相对完善的发展中国家。从制度层面看，近年来发展中国家之间签署自贸协定的动向明显加快，阿联酋在2024年、2025年签署的自贸协定位居全球之首，这反映了新兴经济体主动重构贸易投资格局的战略意图。
全球南方成为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完善的积极参与者和贡献者
中国经济时报：当前全球治理体系存在一定的滞后性。您认为，在建立更加平衡、包容的全球治理体系过程中，全球南方应如何从“规则的接受者”转变为“规则的共同制定者”？
赵晋平：全球南方群体性崛起的价值绝不仅限于经济总量的提升，其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也在持续提升。事实上，全球南方正在稳定全球化中发挥积极作用。尽管存在一些西方国家的极端保护主义，但全球经济仍保持增长——去年为3.3%，今年预计为3.1%。全球贸易在波动中仍然前行。这种稳定在很大程度上有赖于全球南方国家，特别是东亚地区、中国与东盟以及中国与其他南方国家之间的贸易增长。如果不是这些积极因素，全球化可能出现更加严峻的结果。
从“规则接受者”转向“规则共同制定者”，需要从两个层面发力。一是加快推进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制度性合作。近两年阿联酋签署自贸协定数量位居全球之首，中国与东盟3.0版自贸协定正式生效，这些都为双边贸易注入了新动力。二是积极参与并推动多边机制改革。中国积极考虑加入CPTPP，推动与欧洲签署投资协定甚至贸易协定，这些都是为全球治理体系增添制度性基础的重要举措。
同时还要看到，全球南方国家与美国之外的发达国家发展经贸关系也具备有利条件。欧盟与南方共同市场签署自贸协定，英国加快推进与主要经济体签署自贸协定，这些也说明全球南方国家不仅彼此合作空间广阔，与认同多边主义的发达国家同样存在合作机遇。
“一带一路”是对冲“全球化逆流”的重要公共产品
中国经济时报：牛津大学教授、世界银行前副行长伊恩.戈尔丁在访谈中肯定了共建“一带一路（885494）”倡议。在保护主义的背景下，中国提供的这类合作平台是否正在成为全球化重构期的重要“公共产品”？这种模式在多大程度上能帮助全球南方国家跨越“数字鸿沟”或“绿色转型”的技术门槛？
赵晋平：“一带一路（885494）”倡议在当前环境下的战略价值愈发凸显，它不仅是发展倡议，更是对冲全球经济变局、应对严峻挑战的有效举措，正在成为“全球化”重构期的重要公共产品。
在数字化和绿色化两大趋势中，中国正在逐步发挥引领作用。在绿色发展方面，当一些国家推翻绿色共识时，中国始终高举绿色发展旗帜，坚持巴黎协定框架下的碳减排和碳中和（885919）方向。新能源汽车（885431）、光伏产品不仅满足了全球需求，更代表了未来长期发展方向。在数字化方面，尽管面临出口管制等限制，中国一方面加大自主创新解决“卡脖子”问题，另一方面积极创造与各经济体的高技术合作。目前中国在部分芯片和人工智能（885728）领域已处于领跑地位，在另一些领域与先进国家并跑。更重要的是，中国企业正在从产品输出走向技术标准输出。
这种模式对全球南方国家跨越技术门槛具有重要意义。中国企业对外投资持续增长，目前在海外布局的企业已有两万多家(仅指被纳入官方统计的)，实际规模可能更高。这些投资不仅带去资本，更带去了技术、管理经验和标准体系，为东道国融入全球产业链、实现技术跃升提供了切实路径。
全球化重构期亟待警惕的风险
中国经济时报：戈尔丁教授对亚洲的未来持相当乐观的态度，甚至预言中国将在十年内成为第一大经济体。但在当前地缘政治紧张的背景下，您认为全球化重构期亟待警惕的风险是什么？
赵晋平：最值得警惕的风险是地缘政治对抗模式的演变与反复。
当前，特朗普政府的单边主义和保护主义政策给中国带来很大挑战，但也创造了加强与其他国家合作的窗口期。然而，我们需要前瞻性地看到，过去类似于拜登时期那种“拉帮结派围堵中国”的政策主张，可能在两三年后重新回来。那种方式更具长期性和危害性，因为它通过构建盟友体系来围堵，对中国带来的冲击具有深远影响。应对这一风险，最有效的方向就是加强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885494）”，提升中国资本和产业在全球格局中的稳定器作用。同时，我们仍需要将处理中美矛盾放在重要位置，保持开放态度，争取通过协商对话使双边经贸关系重回正常轨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