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强国，财政筑基。加快建设金融强国是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必然要求，财政作为国家治理的基础与重要支柱，在此进程中发挥着不可忽视的作用。中国特色的财政金融制度安排，既不同于西方自由市场模式，也有别于其他新兴经济体。这种独特性，植根于党的集中统一领导，体现于国有金融资本的主导地位，贯穿于央地信用的高度统一。站在“十五五”规划的新起点上，我们应当深刻认识到，财政不仅是防控系统性金融风险的“最后一道屏障”，更是金融强国建设的战略支撑。从主权信用背书货币国际化，到国有金融资本引导信贷流向，再到财政货币政策协同发力，财政在金融强国建设中的扮演着不可或缺的角色。未来五年，应在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财政金融制度的基础上，以效能优先为导向深化协同，以底线思维为牵引防控风险，以体制改革为突破激发活力，让财政金融政策协同发力、优势互补，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贡献坚实力量。

“十五五”规划的战略部署

2026年3月，“十五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出，“发挥积极财政政策作用”“加快建设金融强国”“加强财政、货币政策协同”的战略部署。2025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和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都提出继续实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旨在以宏观政策的确定性有效应对内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为“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提供坚实保障。

金融是国民经济的血脉，财政是国家治理的基石，两者犹如经济体的“心脏”与“造血系统”，金融提供资金流动的动力，财政维系着整个系统的稳健与可持续。纵观现代经济史，金融强国崛起的背后，通常有较为稳健的财政作为支撑——从英镑霸权与英国国债市场的共生，到美元主导与美国国债“避风港”地位的互构，财政主权信用始终是货币国际化的重要背书。金融强国不是金融部门的“单兵突进”，而是需要财政这一治理工具的深度配合。对中国而言，理解财政在金融强国建设中的作用，不仅关乎宏观调控的工具选择，更涉及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财政与金融关系的合理定位。

回顾“十四五”时期，我国财政政策始终保持积极取向。财政部数据显示，“十四五”期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预计超过136万亿元，较“十三五”时期增长24％；“十四五”以来，财政赤字率从2.7％提高到3.8％，2025年进一步提高到4％；安排新增地方政府专项债券额度19.4万亿元，新增减税降费及退税缓税缓费超10万亿元。这些投入，为稳住经济大盘提供了坚实支撑。更重要的是，财政政策工具更加丰富，职能定位持续优化。“十四五”以来，综合运用政府债券、税收、财政贴息、专项资金等工具，强化与其他宏观政策协同，放大政策乘数效应。例如，创造性发行使用超长期特别国债，用于“两重”“两新”，支持全方位扩大内需。2025年，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设备更新项目，带动总投资超过1万亿元，体现了财政资金“四两拨千斤”的撬动作用。这一转变，为财政更深层次参与金融强国建设奠定了基础。

与以往不同，“十五五”规划纲要将财政政策与金融发展置于“健全宏观经济治理体系”同一框架下进行统筹设计：不仅强调“发挥积极财政政策作用”，更将“加快建设金融强国”上升为国家级战略目标。这种制度安排折射出深刻的政策逻辑转变——财政不再是单纯的“账房先生”，金融也不仅是市场的“资金中介”，两者共同构成宏观经济治理体系的“双支柱”。面向“十五五”时期，推动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协同增效，实现财政资金牵引金融资源、政策工具同向发力，有助于扩投资、促消费（883434）、稳增长。提升宏观经济治理效能，强化国家发展规划战略导向作用，着力在制度层面建立财政可持续与币值稳定的联动约束机制。这意味着，财政与金融的关系正走向制度性协同，通过增强政策规则的连续性与可预期性，为金融强国建设提供基础性制度支撑。

金融强国需具备六大核心要素，即强大的主权货币、中央银行、金融机构、国际金融中心、金融监管及人才队伍。六大要素背后财政的作用值得关注。以强大的货币为例，货币国际化是以财政为基础条件的。现代政府财政既能创造货币，也能创造金融资产——赤字融资、发行政府债券、资产证券化、政府投资基金，本质上都是在创造货币和信用。一国货币要成为世界通用货币，就必须有足够深度和流动性的安全资产供全球投资者持有，而国债是其中最重要的底层资产。缺乏稳健的财政主权信用支撑，货币国际化将面临较大挑战。此外，强大的金融机构需要健康的资产负债表，而财政通过注资、税收优惠、风险处置（如不良资产剥离）等方式维护金融机构稳健运行。强大的国际金融中心需要完善的金融基础设施和法治环境，财政在公共服务、社会保障等方面的投入同样不可或缺。可以说，金融强国的各个维度，都与财政的制度供给与资源保障关联。

财政支持金融强国建设的作用机理

（一）主权信用是强大货币的财政根基

货币国际化离不开财政支撑的主权信用，这揭示出财政与金融最本质的关联。现代货币本质上是信用货币，而信用的终极背书是财政。当一国财政健全、税收基础稳固、债务可持续时，主权信用便成为货币价值的重要支撑。反过来看，财政赤字货币化之所以被视为禁区，正是因为一旦财政失去约束，货币发行就可能走向恶性通胀。对国际投资者而言，持有一国货币资产的前提，是相信该国财政具有长期可持续性，相信该国政府不会以通胀来稀释债务。因此，为货币国际化创造条件，关键是为全球提供优质的货币资产。国债作为最重要的底层安全资产，其市场规模、流动性、法治保障，直接决定国际投资者持有一国货币的意愿。近年来，中国国债逐步纳入全球主流债券指数，境外投资者持有规模持续增长，正是国际社会对中国主权信用的认可。在地方政府信用与中央政府信用趋于一致的国家，地方债在规范管理和高质量发展后，同样可以成为国际投资者的配置标的，进一步丰富货币资产供给。财政的职责之一，就是持续供给这类安全资产，同时维护好自身的信用基石——控制赤字率、优化债务结构、增强财政透明度，使主权信用始终坚如磐石。

（二）国有金融资本是财政金融协同的制度通道

在市场经济国家，财政与金融通常保持“一臂之距”。而我国金融业具有显著的国有主导特征，国有金融企业在银行、保险、证券等关键领域占据核心地位，为财政与金融政策的协调提供了制度通道。财政部门履行国有金融资本出资人职责，可以通过绩效考核、董事派驻、资本补充等渠道，对金融机构的经营行为施加影响。2020年印发的《商业银行绩效评价办法》，将服务实体经济、防控金融风险等政策目标纳入考核体系，使得财政部门可以通过评价结果引导信贷投向。例如，针对科创企业融资难题，财政部门可通过补贴贷款利息等方式，激励银行降低科创贷款利率——这不依赖行政命令，而是通过利益机制实现政策意图。更深层次看，国有金融资本管理不仅是“管资产”，也是“管方向”。财政部门可以通过国有金融资本布局优化，推动金融资源向国家战略急需的领域集中。例如，在“双碳”目标引领下，财政可以通过绿色金融绩效考核、绿色信贷风险补偿等方式，引导银行加大对绿色低碳项目的支持。这种“出资人＋政策引导”的双重身份，使财政成为连接国家战略与金融市场的桥梁。当然，也要不断完善公司治理，建立“管资本”为主的管理模式，实现政企分开、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

（三）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协调是宏观调控的双支柱

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是宏观调控的两大支柱。两者的协调配合，直接影响金融体系的稳定与效能。从国际经验看，政策协调失效往往导致严重后果。欧债危机中，统一的货币政策与分散的财政政策之间的内在矛盾，成为危机深化的重要诱因。我国实行财政与货币“双支柱”调控框架，具有独特的制度优势。一方面，通过公开市场操作配合政府债券发行，为积极财政提供适宜的流动性环境；另一方面，通过国库现金管理、国债期限设计等，为货币政策操作创造条件。例如，财政发行长期国债可以提供更多的流动性管理工具，财政存款的变动也会影响银行体系流动性，因而需要加强沟通协调。“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强化逆周期（883436）和跨周期（883436）调节”，正是对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协调配合提出的更高要求。逆周期（883436）调节要求在经济下行时，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同时发力、形成合力——一方面扩大支出、减税降费，另一方面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降低融资成本。跨周期（883436）调节则要求超越短期波动，从长期结构转型的角度设计政策组合——财政政策在支持科技创新、绿色发展等领域持续投入，货币政策在信贷支持上给予倾斜。两者同向发力、相互补位，进而实现“1＋1＞2”的政策效能。

财政赋能金融强国的战略路径

（一）四个方向发力深化财政金融协同

一是从政策配合走向制度融合。将当前财政金融协同的专项政策、临时性工具，逐步上升为制度化安排。在全国层面构建常态化协同机制，明确财政与金融在支持科技创新、绿色发展、普惠民生等领域的职责分工与激励约束。例如，探索建立财政金融协同联席会议制度，定期会商重大政策，共同设计工具组合。二是从规模扩张转向效能优先。吃透全国财政工作会议的明确信号，即政策逻辑从规模托底转向效能倍增。应建立科学的绩效评估体系，对财政资金撬动金融资源的效果进行量化评估，并根据评估结果动态调整政策工具。未来评价财政金融协同的成效，不仅要看花了多少钱，更要看撬动了多少社会资本、降低了多少融资成本、培育了多少新动能。三是从国内联动拓展为国际协同。财政应通过国债市场建设吸引境外投资者，持续优化国债发行机制，丰富国债期限品种，提高二级市场流动性，为全球投资者提供便利；金融监管部门应在国际金融规则制定中发出中国声音，稳步推进金融市场双向开放，完善跨境资金流动监测预警机制，在开放条件下维护金融安全。四是从事后处置升级为事前预防。重点落实“分类推动融资平台有序出清并实质转型”，推动平台公司市场化重组，从源头上化解地方债务风险。同时，加强财政金融监管协同，利用大数据、人工智能（885728）等技术手段，实现风险的早识别、早预警、早处置。建立财政与金融监管部门的信息共享机制，对跨市场风险进行联合研判，防止风险交叉传染。

（二）财政可持续性的底线保障

一是多措并举增强财政可持续性，包括加快推进预算管理改革，深化零基预算，打破支出固化格局，将财政资金更多投向国家战略急需领域，如支撑新质生产力发展和突破关键核心技术“卡脖子”问题的战略性新兴产业、未来产业；二是进一步优化财政支出结构，压减一般性支出，加大对提振消费（883434）、投资于人、保障民生的投入力度；三是健全政府债务管理，统筹化解存量与严控增量，建立同高质量发展相适应的政府债务管理制度等。

（三）从规模扩张到效能优先的转型路径

一是工具层面上进一步优化政府债券工具组合，注重资金供给与项目周期（883436）的匹配，避免期限错配导致项目烂尾或资金闲置。同时，丰富财政贴息、风险补偿、担保增信等间接支持工具，发挥财政资金的杠杆作用；二是机制层面上构建权责清晰、激励相容的运行机制，通过建立健全专项风险补偿基金、完善优化监管指标等方式，将宏观导向转化为微观激励；三是评估层面上建立覆盖“事前—事中—事后”的全过程绩效管理体系，对财政金融协同项目的经济效益、社会效益、风险水平进行综合评估，让每一分财政资金都花在“刀刃上”。

（四）财政筑牢金融强国底座

一是夯实主权货币信用根基。保持稳健的财政赤字和债务水平，增强货币资产吸引力，完善国债收益率曲线，为货币定价提供可靠基准，建立与货币国际化相匹配的财政储备机制，提升货币国际计价与结算功能。二是优化国库现金管理，增强流动性调控空间，发行特别国债补充外汇储备资本金，提升应对国际资本冲击的能力。三是巩固强大的国际金融中心。加大财政投入完善金融基础设施，支持跨境支付、结算与清算系统建设，出台税收激励与人才补贴政策，吸引全球金融机构与总部经济落户，提升中心集聚辐射能级。此外，在锻造强大的金融机构、构建强大的金融监管体系、培育强大的金融人才队伍方面，财政也发挥重要作用。

（作者为北京金融街（000402）研究院研究室主任）

主要参考文献：

①高华声，叶家毓.财政金融协同升级 放大政策效能［N］. 中国财经报，2025－12－30.

②“十五五”规划绘就金融发展新蓝图［N］.城市金融报， 2025－10－31.

③马海涛，姚东旻.构建体现中国特色的财政金融协调理论［N］.光明日报，2025－03－19.

④刘尚希.人民币国际化离不开财政支撑的主权信用［N］. 证券日报，2025－12－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