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是“十五五”规划开局之年。刚刚过去的一季度，中国国内生产总值（GDP）同比增长5.0%，消费、投资、出口协同发力，新能源汽车、光伏、锂电池“新三样”出口继续保持高两位数甚至三位数的增长。从产品出海到产业链出海，从市场开放到制度型开放，中国正以更为成熟、自信的姿态融入全球经济治理体系。对此，中国社会科学院数量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所宏观政策研究室主任冯煦明研究员在接受《金融时报》记者专访时表示，未来十年，在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的背景下，“向外成长”将是中国经济一个重要趋势。在国家层面，中国正更深入地参与国际经济治理；在企业和个人层面，将有更多中国企业扬帆出海，成为植根中国、面向世界的新兴跨国企业，同时，也将有更多中国人走出国门，成为跨国企业、国际组织、世界顶尖大学的新生力量。

大国拥有超越人均量之外的福利

《金融时报》记者：您提到，中国经济正从“追赶”走向“成熟”。请问当前中国经济发展水平在国际上处于什么位置？

冯煦明：这个问题看似简单，回答起来却并不容易。世界银行每年以人均国民总收入（GNI）为标准，将两百多个国家和地区分为高收入、中等偏上收入、中等偏下收入和低收入四组。2025年7月的最新标准是人均GNI在13935美元以上的为高收入组（2025年数据将在2026年7月正式公布）。2024年中国的人均GNI为13660美元，距离高收入组的门槛只差大约2%，可谓一步之遥，未来一两年就能跨过这一门槛。

需要说明的是，世界银行界定的“高收入国家”并不等同于“发达国家”。同时，我们还要看到中国内部的发展不平衡问题。2024年上海的人均GDP折合美元已接近日本水平，而甘肃仅相当于泰国、阿塞拜疆的水平。所以，中国在未来相当长时期内仍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具有很大的发展潜力。

《金融时报》记者：虽然人均量还不及很多发达国家，但中国老百姓能感受到“超越人均量之外的福利”吗？

冯煦明：这正是大国经济的特殊红利。在国家层面，经济总量越大，意味着国家能够投入更多的资金用于基础科学研究和关键技术创新，有更为充足的条件和实力提升基础设施、发展高复杂度产业，有足够的人力、财力、物力提高军事实力和保障国防安全。例如，只有像中美这样的大国，才有条件自主研发建设全球卫星导航系统，才能体系化地建设诸如航空遥感系统、重离子加速器、“天眼”、高能同步辐射光源、“人造太阳”等大科学装置。也只有像中美这样的大国以及特殊条件下的欧盟，才有实力发展民航大飞机产业，才有条件在太空建立空间站。对于经济体量达不到一定规模的小国而言，这些都很难做到。

在个体层面，普通老百姓生活水平并不仅仅取决于人均量指标，还会受到一些总量指标的影响。以2024年为例，中国的人均GDP与哈萨克斯坦、塞尔维亚、马尔代夫相近，但中国市场上商品和服务的丰富程度远远超过这些中小国家，衣、食、住、行、文化娱乐的品类多样化程度与这些国家完全不在一个量级。对年轻人来说，中国经济中的职业发展机会也比其他中小型经济体更为广阔，可选行业和职业种类也更为丰富，职业发展天花板比较高。而在哈萨克斯坦等中小发展中国家，年轻人可选行业和职业种类往往比较有限，职业发展天花板也比较低。

在企业层面，超越人均量之外的福利则更为明显。一般而言，经济体量越大的国家，成长出大型企业的概率也越高。2025年《财富》世界500强中，美国138家、中国130家，两家合计超过一半。前沿高科技领域，全球前十大互联网和信息技术公司几乎全部来自中美两国。小国受制于本国人口规模和市场体量的限制，很难出现大型互联网和人工智能企业。

中国对外合作大有可为

《金融时报》记者：有观点认为，过去中国对外开放主要是对发达国家开放，现在这个格局正发生怎样的变化？

冯煦明：任何事物都是不断发展变化的。改革开放初期，我们缺资本、缺技术，需要向美欧日学习；中国经济与美欧日经济之间的互补性强、竞争性弱。当时，中国发展中低端的劳动密集型制造业，为发达国家提供廉价制造品；发达国家则发展高端的、资本密集型产业，也将家电、汽车等中高端的复杂技术产品带入中国市场。双方都发挥了自己的比较优势，基本不存在竞争关系，实现了互利共赢。在此过程中，中国不仅积累了外汇，更重要的是获得了“干中学”的机会；美欧日的一些企业在中国市场也赚得盆满钵满，来自中国市场的营业收入和利润曾一度占到某些跨国企业全球营业收入和利润的四分之一以上。

随着中国经济快速发展，尤其是高新技术产业的崛起，我们与发达国家之间的互补性有所减弱、竞争性在上升。但任何事物的发展都具有两面性。中国与发达国家竞争性上升的同时，与广大发展中国家的互补性却在显著增强、竞争性在减弱。今天，中国经济中有充裕的资本，部分行业已经实现了技术领先，而且成为世界第二大消费市场，部分门类已经成为世界第一大销售市场。于是中国与东南亚、中西亚、非洲、拉丁美洲等地区发展中国家开展经贸合作、互利互惠的空间显著扩大。当然大国的对外开放，绝不仅仅是“做生意赚钱”那么简单。除了经济利益，还有政治、外交、国家安全等多方面因素，需要总体谋划布局。中国经济未来的对外开放，将不仅是向美国等发达国家开放，还包括向东亚、东南亚、西亚等周边地区以及向南亚、中东、非洲、拉丁美洲等广大地区开放。

中国仍将是全球制造业的核心枢纽

《金融时报》记者：有一种观点认为，制造业会像历史上那样从中国迁往印度、越南、墨西哥等劳动力成本更低的国家，您怎么看？

冯煦明：历史上制造业发生过四次典型的国际大迁移：从英国到欧洲大陆和北美；二战后从美国到日本和西欧；20世纪70年代从日本到“亚洲四小龙”；改革开放后从日本和“亚洲四小龙”到中国东南沿海地区。有人据此认为，随着中国劳动力成本上升和市场趋于饱和，会发生第五次大迁移，从中国迁往其他后发国家。我认为这种对历史经验简单线性外推形成的观点，看似有一定道理，实则容易造成误判。

其一，中国经济是一个超大规模经济体。历史上，制造业的国际大迁移通常是由规模较小的经济体向规模较大的经济体进行迁移。而目前以及未来相当长一段时期，都不存在体量大于中国或者与中国基本相当的发展中国家。换言之，没有哪个发展中国家有能力承接中国如此大规模的制造业产能，也没有哪个发展中国家能取代中国如此大规模的市场需求。

其二，今天的制造业不同于当年的制造业。在前四次迁移时期，制造业的分工细化水平还比较低，供应链结构还比较简单，迁移基本是点状的，相对独立的环节进行跨国迁移也相对容易。然而今天的制造业，不论是在产业间分工、产业内分工的细化程度上，还是在供应链的复杂程度上，都已经远远超过了20世纪晚期的水平。今天的企业往往从属于一个复杂的产业网络和产业生态系统。即便是头部企业，一旦离开这个产业网络和产业生态系统，也很难独立生存。相比于历史上的点状搬迁而言，这种产业网络和产业生态系统的国际迁移难度要大得多。相对于其他发展中国家而言，中国已经形成了世界上规模最大、产业门类较为齐全、分工细化程度最高、供应链灵敏度最强、基础设施条件最好的制造业产业网络和产业生态体系。

其三，制造业正在AI化。AI替代人工劳动将成为一个难以阻挡的大趋势。尽管目前生成式AI对劳动的替代在商务服务和文化娱乐领域更为突出，但其影响远不局限于此。近年来，AI在矿石开采、纺织、家电、汽车、医药等制造业领域加速渗透。未来，随着技术进一步成熟，AI还将更广泛地应用于制造业不同门类和各个生产环节。在制造业AI化的大背景下，制造业对劳动力成本的敏感性将大幅降低。因而，未来在影响制造业企业选址的诸多因素中，劳动力成本差异的重要性将逐步降低，产业配套、供应链保障等其他因素的重要性将更为凸显。在这种情况下，制造业企业将不会仅仅因为劳动力成本差异，而将工厂迁移至产业网络和产业生态体系不健全的其他后发国家。

综合以上三种因素可以预见，未来十年中国仍将是全球制造业的核心枢纽、制造业最具发展活力的国家。一些人预测的“印度将成为下一个中国”“越南将成为下一个中国”“墨西哥将成为下一个中国”的观点，不会成为现实。“下一个中国”还将在中国。

企业出海应遵循三大原则

《金融时报》记者：您认为企业出海应该优先选择哪些国家和地区？

冯煦明：根据我们近年来的研究和走访调查，总体而言，除了自然资源等特殊行业之外，多数行业，尤其是像汽车制造、餐饮、数字经济、文化娱乐等行业，可以借鉴以下三个原则：

第一，“慢半拍”原则：优先选择经济发展水平比中国慢半拍的国家。一个经验法则是，将人均GDP水平大约相当于中国人均GDP20%至90%的国家列一个名单。这些国家经济发展水平比中国略低，但差距又不是太大。中国在产业发展和市场演化方面所走过的路，这些国家随后大概率将以某种类似方式再走一遍。于是，对于到这些国家投资的中国企业而言，可谓“轻车熟路”。中国企业在国内市场打磨出的商业模式和经验，稍加本地化改造，就能较好应用于当地市场。

第二，“缓冲地带”原则：优先选择那些在相关产业发展、地缘政治等方面，与中国不易发生直接冲突或直接竞争关系的国家。以汽车行业为例，由于汽车工业在德国具有特殊重要性，既带动经济发展和就业的支柱产业，也是德国传统文化和民众心理的一种寄托。如果中国车企直接到德国本土去投资设厂和大规模生产，不仅会与大众、宝马、奔驰等德国本土车企形成正面竞争，而且可能引发当地政府和民间社会的意见反弹和排斥心理。相较而言，到匈牙利、西班牙、瑞典、捷克、波兰、保加利亚、土耳其等国家投资设厂，这方面影响会相对小一些，也能辐射整个欧洲市场。

第三，“周边原则”：优先选择与中国邻近的周边地区。周边地区的好处在于距离中国本土较近，不仅具有同中国相近的社会文化和市场消费习惯，也能较为便利地共享中国本土产业生态体系。2025年4月，中央周边工作会议在北京举行，这在历史上是第一次，充分彰显了当前做好周边工作对于未来国家发展的重要性。未来一段时期，无论是国家层面外交，还是企业层面国际化经营，周边地区都是较为有利的突破口。

这三个原则的一个完美交集就是东南亚。东南亚拥有6.8亿人口的新兴市场，仅印尼就有2.8亿人，是世界人口第四多的国家。在对外开放主要依赖货物进出口贸易渠道的阶段，很多中国人和中国企业对此了解有限。未来十年，随着对外直接投资在国际经贸合作中的作用越来越重要，中国人和中国企业必须补上这一课，加强对东南亚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各方面研究，充分熟悉并深入理解我们的邻居。

参与国际经济治理需要更加深入

《金融时报》记者：企业出海在宏观层面有什么重要意义？

冯煦明：企业出海不仅是微观企业自身的行为，也会在宏观层面产生诸多影响。其中之一是影响国家对外资产和对外负债的结构。数据显示，中国对外持有的金融资产所获得收益与对外金融负债所支付成本之间，长期以来存在不平衡。这种不平衡的特征可以用三个关键词来概括：资产低回报、负债高成本、净资产负收益。

其背后的原因在于中国对外资产结构与对外负债结构之间存在结构性失衡。要改变这种不平衡，就需要逐步将一部分对外持有的低收益国债资产，转化为中国企业在海外的经营性股权类资产。从这个意义上讲，一部分中国企业出海到国外投资经营，有助于从宏观层面改善我国的国际投资结构。

需要强调的是，企业出海，尤其是特大型企业出海，从来都不仅仅是一家企业自身行为，也不仅仅关系这家企业自身利益，而是与国家利益密切相关，离不开国家的支持。因而在出海问题上，企业利益需要与国家利益保持统一。

《金融时报》记者：展望未来十年，您对中国经济“向外成长”有什么总体判断？

冯煦明：世界经济已经成为一个各国相互交织、彼此互动的复杂网络。经济全球化大势不会改变，中国对外开放的大门也不会关闭。

未来十年，向外成长将是中国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趋势。在国家层面，这是在开放中求发展的必由之路。在2025年9月1日举行的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上，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提议要尽快建成上海合作组织开发银行。这是继2015年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和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成立之后，以中国为率先倡议国发起设立的第三家国际多边金融机构。这些例子表明，中国正更加深入地参与国际经济治理。

在企业和个人层面，中国经济的向外成长也将为千千万万中国企业和个人提供更为广阔的事业发展空间。未来十年，将有更多中国企业扬帆出海，成为植根中国、面向世界的新兴跨国企业，在更为广阔的全球市场上实现更大发展。同时，也将有更多中国人走出国门，荟萃东西，成为跨国企业、国际组织、世界顶尖大学、艺术殿堂的新生力量，在世界各地落地生根、枝繁叶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