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建设文化强国，事关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全局，事关中华民族复兴大业，事关提升国际竞争力。”5月21日至22日，2026文化强国建设高峰论坛在深圳举办，论坛以“文脉文运的传承与文化的创新创造”为核心主题，汇聚各界专家学者、行业代表共话文化传承创新、产业融合发展、文化经济赋能等关键议题，为新时代文化强国建设锚定方向、凝聚共识。
在文化强国建设纵深推进、文化与经济深度融合的时代背景下，文化不再是单一的精神文明建设范畴，而成为驱动产业升级、拉动内需增长、助力共同富裕的核心动能。金融作为国民经济的血脉，不仅是激活文化资源、盘活文化资产、壮大文化经济的核心杠杆，更是2035年建成文化强国目标的重要支撑。
站在“十五五”开局之年的关键节点，文化与金融将产生什么样的碰撞？金融业如何精准发力，适配文化产业新业态、新趋势？针对这些热点问题，《金融时报》记者专访了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文化与金融研究中心副主任、北京立言金融与发展研究院副院长金巍。
《金融时报》记者：“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要“大力繁荣文化事业”“加快发展文化产业”，并进一步明确要“完善文化管理体制和生产经营机制，实施积极的文化经济政策，大力发展文化旅游业，以文化赋能经济社会发展”。您认为，何为积极的文化经济政策？以文化赋能经济社会发展，对原有的经济社会发展模式又将产生哪些积极的影响？
金巍：“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积极的文化经济政策”，是一种以扩大文化经济领域资本投入、强化政策协同为核心的系统性安排，目的是强化经济手段在文化发展中的作用，通过文化财政、文化税收、文化金融及文化贸易等政策联动，形成高效的政策组合拳。
积极的文化经济政策意味着更多的资本投入，但它不是简单的政府投入，而是构建政府引导、市场主导、社会参与的长效资本投入机制，目标是做大做强文化生产力，以文化高质量发展支撑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以文化赋能经济社会发展，是在国家政策层面肯定了经济发展与社会进步中的文化驱动力作用，经济发展的文化动力问题在经济学研究中曾被长期关注。以文化赋能经济社会发展，将从三方面产生积极影响：一是增长动力转换。传统经济学视角下，经济发展动能转换，常常只盯着技术、人才、数据等要素，我觉得文化要素也要正式纳入其中。二是在产业发展中，将有更多人认识到要把文化价值嵌入产品与服务，以文化附加值的提升促进产业升级。三是更加重视文化在区域协调发展、乡村振兴、共同富裕等具有社会发展意义的国家战略中的作用，以文化资源激活农村经济，缩小城乡差距，助力共同富裕。
当然，文化赋能经济社会发展的同时，也不可避免面临挑战，如很多人认为文化价值难以量化、对文化赋能重视不够等；又如文化企业与实体经济融合中往往事实上处于被动、次要的地位，难以体现文化的真正价值等。
《金融时报》记者：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提升文化服务和文化产品供给能力，增强人民群众文化获得感、幸福感。”展望“十五五”时期，文化与经济的深度融合，将为人民群众带来哪些可感可知的文化获得感、幸福感？
金巍：我认为，文化与经济深度融合，核心是文化产业化要走向深入，要通过市场的基础作用调节供给，让文化产品百花齐放，让群众在日常生活中真切感受到文化的温度与幸福的质感。
立足新节点，在积极的文化经济政策支持下：一是文化供给将更丰富多元。影视、戏剧、文学、音乐及各类文创产品等推向市场，主旋律精品与个性化小众产品都会得到较大发展，产品多元、服务普惠将成为常态。同时，随着文化科技融合、文旅融合、文商融合等融合业态的发展，人们将随时随地都能体验文化的魅力。二是文化产品和服务品质更加优质精良。文化创新与数字技术创新双轮驱动，将有更多既有文化底蕴又有时代气息的作品供给、沉浸式体验普及，数字博物馆、云上美术馆打破时空限制，传统文化IP变得年轻化、生活化，群众审美需求得到了高质量满足。三是精神更充实自信，人们的文化归属感不断深化。国潮兴起、本土文化受到追捧，年轻人的文化自信显著增强；文化产业会创造大量就业岗位，非遗传承人、返乡创业者靠文化增收致富；公共文化服务愈发关注老人、儿童、残疾人等群体，文化权益保障更到位，人们将在精神富足、文化认同中收获稳稳的幸福感。
《金融时报》记者：如何理解促进文化消费和发展文化经济的关系？在坚持扩大内需这个战略基点的要求下，如何促进文化消费？
金巍：消费在经济发展中处于基础性地位，同样，文化消费也是文化经济发展的基础，是文化生产的价值实现环节。文化消费能够释放市场需求、拉动产业创新升级。消费是内需的主体部分，是扩大内需的核心抓手。当前消费模式、消费偏好持续迭代，消费和经济的关系正在重塑，消费更是扩大内需的重要突破口。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明确指出，坚持扩大内需这个战略基点，促进消费和投资、供给和需求良性互动，增强国内大循环内生动力和可靠性。我国已经出台多个促消费的政策，文化消费是其中重要的内容。
促消费的关键环节有增加收入、优化供给、强化消费服务等。从文化消费角度上看，首先要顺应时代发展，认识消费新趋势，认真研究文化消费群体特征变化、消费文化和消费形态变迁。当下文化消费呈现显著新趋势，主要包括消费群体愈发细分，青年个性化消费、中老年康养文化消费同步扩容；数字文娱消费常态化，沉浸式体验、线上观展、虚拟演艺备受青睐；国潮国风消费热度攀升，本土文化IP、非遗文创消费需求高涨；休闲文旅消费趋向轻量化、短途化，乡村文旅、城市微度假成为主流等。当下，促进文化消费要主动适应新消费趋势，鼓励文化企业提供更多优质产品，在政策上给予支持，向新消费领域倾斜更多资源。同时，要发挥财税金融赋能作用，既保障产业端创新供给，也推出适配新场景的消费金融服务；既要平衡商业价值与社会效益，培育健康可持续的消费市场，也要以消费活力带动文化经济提质，稳固内需增长基本盘。
《金融时报》记者：锚定2035年建成文化强国这一战略目标，您认为，未来十年，金融业在其中能发挥什么作用？需要在哪些方面取得突破？
金巍：面向2035年建成文化强国这一战略目标，我认为核心逻辑十分清晰：新时代文化强国必然是文化经济强国，其评判标准重点要看我们的产品在文化市场上表现如何。而将文化产品推向市场、壮大文化经济规模、增强国际竞争力，都离不开金融业的坚实支撑。未来十年将成为金融赋能文化强国建设的关键窗口期。金融服务应基于文化的产业属性、经济价值来提供服务，从而做强文化经济底盘，真正筑牢文化强国根基。资本与金融则是撬动文化经济提质扩容的核心杠杆。
金融护航文化经济强国建设，需要全方位发挥其支撑效能。一是要站在服务国家战略的高度上服务文化经济发展，要依托国家文化数字化战略、文化和旅游深度融合战略等，服务重大文化产业项目，提供优质资本供给。二是要提升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要落实国家知识产权金融生态发展政策，转变文化资产评估模式，研究文化产业新业态的资产、经营及财务特点，让文化资产顺畅转化为资本动能。要积极创新文化金融产品，完善已有专营化成果，优化文化金融服务。三是加强文化金融规划，丰富政策体系，推动文化金融的长期、系统化发展。
要特别指出的是，文化金融要结合金融“五篇大文章”，拓展金融服务文化经济的新视域，培育金融服务文化经济新生态。要结合科技金融，赋能文化科技创新，助力文化科技企业发展。落实“投早、投小、投长期、投硬科技”的要求，用股权、创投、并购基金支持文化科技企业攻关核心技术，把科技金融的资源导向文化新质生产力。要结合数字金融激活文化数据资产。积极探索文化金融服务的数字化新模式，推动文化数据资产的确权、评估、质押与证券化，将版权、用户数据、IP价值转化为可融资、可交易的金融资产。要结合普惠金融服务中小微文创主体，维护文化市场创新群体，积极扩大就业。要结合绿色金融、养老金融的核心要义拓展文化消费场景。以绿色金融支持文旅低碳转型、绿色文创开发；以养老金融助力面向银发群体的文化产品与服务供给，满足老年群体精神文化需求，扩大文化消费内需。
《金融时报》记者：当前，我国文化产业进入高质量发展新阶段。文化产业新业态蓬勃发展，一批文化龙头企业与专精特新中小微企业涌现，文化产业园区步入提质升级的新阶段，这为金融业发展带来哪些机遇和挑战？
金巍：文化产业新业态蓬勃发展，文化龙头企业与专精特新中小微企业涌现，文化产业园区步入提质升级的新阶段，这三个方面的确是我国文化产业进入高质量发展的重要特征。
文化产业业态持续迭代升级，“文化+科技”“文化+旅游”深度融合，数字内容、沉浸式体验、智慧文旅等新业态快速成长，成为文化产业发展新增长极。
文化市场主体结构持续优化，一批综合实力强、品牌影响力大的文化龙头企业加速壮大，大量创新型、细分领域的文化专精特新中小微企业不断涌现，产业创新活力持续释放。
文化产业载体提档进位，以国家级文化产业示范园区(基地)为代表的文化产业园区告别过去粗放式扩容阶段，开始进入提质增效升级新阶段，产业集聚力、资源整合能力显著增强。整体来看，文化产业正从规模扩张向结构优化、质量提升、效能增强深度转型，也为金融服务文化带来全新的发展机遇与现实挑战。
一方面，文化产业高质量转型为文化金融服务提供了坚实的产业基础，为金融服务实体经济提供了新的舞台。作为一种特色金融业态，文化金融在过去十余年已经取得较大的进步，金融业为我国文化发展和繁荣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撑。但是，文化金融作为一种特殊金融业态还未成熟，这是由多种因素造成的，其中重要的原因之一就是产业还不够成熟。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意味着文化产业的成熟度较高，金融服务的基础将更坚实。新时期，金融业服务文化经济将向全周期、专业化、精准化赋能升级，这将极大拓展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广度与深度。
另一方面，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也对传统金融体系提出适配性考验。不可否认，传统金融体系缺乏对文化经济作为新经济业态的基本认识，这也导致传统金融服务体系与文化经济发展的适配性一直比较低。随着文化经济的数字化发展，如果不能强化行业认识，这种矛盾可能会进一步扩大。与此同时，“文化+科技”新业态模式新、迭代快、盈利不确定，行业缺少成熟估值体系等问题仍然长期存在，会增大金融服务难度。另外，由于文化产业兼具经济与意识形态双重属性，金融服务必须兼顾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防范资本逐利引发的内容同质化、低俗化问题，这对金融机构专业把控能力提出更高要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