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翁文灏1932年起以学者身份从政，历任经济部部长等要职，展现其政治与学术双重角色。
02丁文江评价翁文灏生活简朴、工作勤勉，个性极强且待人厚道，体现其人格魅力。
03翁文灏日记自1936年始至1942年，总计65万字，2010年首版至今已印4次，总印数4900册。
04日记详载日军轰炸重庆期间政府要员住宅被炸情况，如孔祥熙、张群等高层住宅遭毁，反映战时惨状。
05翁文灏亲述1941年8月其住宅受震受损，佐证日军空袭对高层官员的直接影响及战争残酷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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翁文灏(1889—1971)，字咏霓，浙江鄞县人，比利时鲁汶大学地质学博士，中国近代地质学、地理学的奠基人之一，享有国际声誉的自然科学家。1932年开始以学者身份从政。1938年起至抗战胜利，翁文灏一直担任国民政府经济部部长兼资源委员会主任委员、工矿调整处处长等重要职务。丁文江1934年在《我所知道的翁咏霓》一文中说翁文灏：“我跟了他二十年，没有见他想吃点好东西，穿点好衣服，住点好房子，每天八点钟起来，十二点钟睡觉，整天忙着做事，从来不肯休息。”“他是个个性极强的人，而主张温和；他是个极明察的人，而待人厚道；他是个极清廉的人，而处世很平易。”现存翁文灏日记，始于1936年11月1日，至1942年12月31日，总计65万字。这部日记经李学通、刘萍、翁心钧整理，中华书局编为上下两册，列入“中国近代人物日记丛书”，2010年1月初版，至2024年6月已是第4次印刷，总印数4900册。
翁文灏这七年日记，记录国民政府从南京到武汉直到重庆的相关公务活动，国家经济各种重要数据，矿产数据、重要矿产种类和产地，1937年随孔祥熙赴欧与德国的秘密外交，1942年奉命赴新疆与盛世才的交涉，还有对国府要人如孔祥熙、宋子文、陈立夫、刘峙、徐堪、钱乙藜等人的臧否，若结合相关背景材料，尤为引人入胜。只是我不贤者识小，姑且先摘录《翁文灏日记》中所记录日军飞机轰炸下，重庆国民政府官员住宅被炸情况——公开出版的资料里，几乎没有见到有这样多的这方面的史实。翁文灏以政府要员，自然对行政院同僚乃至国民政府高层领导人住所被炸会有关心，所作记录，可以补充一般历史书所不涉及者。
翁文灏日记记录自己家眷移住重庆是在1938年7月1日(6月21日晚上家眷乘坐宝和轮动身)。有关自己正式移到重庆办公的记录有，1938年7月26日星期二日记：“谈行政院迁渝开会事，拟于本星期六……”7月31日星期日日记：“偕秦景阳乘机飞渝，住南渝中学内寓处。”秦景阳，即秦汾(1887—1973)，数学家，在国民政府中先后历任的职务有全国经济委员会委员兼秘书长、经济部政务次长。
翁文灏日记中首次出现日军飞机轰炸重庆的记载是1938年10月4日：“九时余日机来渝，在牛角沱、菜园坝皆投弹，损失甚小；在广阳坝则投弹较多。”日记中首次出现日机轰炸重庆伤亡情况的记载是1939年1月16日：“昨日敌机空袭，警察局查明死124人，伤126人。敌机27架，华机9架曾应战。”日记中首次明确记载重庆工矿企业被日机炸毁是1939年5月12日：“晚六时半，日机炸江北城及弹子石，南洋兄弟烟厂被毁。日机被我击落二架，又一架受伤而去。”日记里首次出现国民政府要员住宅被日机轰炸记载是1940年6月11日：“吴忠信自西藏返渝，闻其宅已受炸。”吴忠信(1884—1959)，当时担任国民政府蒙藏委员会委员长。以下按照日期先后，逐一摘录《翁文灏日记》所记载国民政府要员重庆住宅被炸情况：
1940年6月16日日记：“蒋廷黻宅炸毁。”蒋廷黻(1895—1965)，历史学家，外交家，国民政府中历任驻苏联大使、国民政府行政院政务处处长等。
6月26日日记：“日机四批来袭……范庄(孔所住处)落四弹，上房一半被毁……”孔，即孔祥熙(1880—1967)，当时任职国民政府行政院院长，兼财政部部长和中央银行总裁。
6月27日日记：“日机八十余架，分三批……范庄(孔宅)又受弹……”
7月8日日记：“日机分三批来袭……孔祥熙宅、张群宅(大溪别墅九号)皆全炸毁，秦景阳、钱乙藜宅亦受损失。”张群(1889—1990)，成都行辕主任兼四川省政府主席。秦景阳，即秦汾，上文有介绍。钱乙藜，即钱昌照(1899—1988)，国民政府资源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9月13日日记：“十一时至二时半，日机炸……范庄、大溪别墅。”
9月16日日记：“十时至一时三刻，日机来袭，……孔宅皆受弹。”
1941年5月10日日记：“中午，日机二批共54架……孙科之圆庐炸毁。”孙科(1891—1973)，孙中山之子，时任立法院院长。
5月16日日记：“上午十时，日机二批共54架袭渝……张公权宅(新村)全毁。”张公权，即张嘉璈(1889—1979)，银行家，实业家，国民政府中历任的职务有中央银行副总裁、铁道部部长、交通部部长等。
7月7日日记：“日机于上午九时来击……秦景阳宅被毁，移居部中。”部，即经济部。
8月31日日记：“昨日(星期六)，黄桷垭清水溪(江南岸)炸击极烈，何淬廉房屋倒塌，死一子，何夫妇被压昏晕，均受伤……”何淬廉，即何廉(1895—1975)，经济学家，经济部次长兼农本局总经理。
翁文灏住宅也未能免受轰炸之祸，1941年8月12日日记：“上午八时至午后，日机来袭二批，约九至十一时，有多弹落余宅后草房……余宅受震，破漏，饭室及客厅尤甚。”同年8月22日日记：“日机先炸大溪沟一带……次有飞机廿七架炸沙坪坝……余宅未中弹，但受震烈，屋顶、门窗受损……”
现存翁文灏日记最后一次记载和日本军机空袭重庆相关的是1942年10月21日星期三：“晚九时四十分空袭警报，十时半解除，日机未至渝下弹。”
我们看中国古代历史，最受侵略战争之苦的通常是一般平民，而抗战中，日军空袭重庆，国民政府高级幕僚、高级官员和高层领导人的住宅也不能幸免轰炸，上举何廉全家所受空袭之害尤为惊心，则可以想见当日重庆普通百姓所受日军空袭的惨烈了。日军无差别轰炸，而重庆高级军政主官的无能则雪上加霜。1941年6月5日，重庆大隧道惨案(六五大轰炸)，当天的日记里，翁文灏愤慨写道：“晚六时至十一时半，日机三批来袭，毁中训部，烧较场口、石灰市、十八梯，壕门未开，窒死人一千以上，极惨。防空司令部工作不力，卫戍司令部办事糊涂，市政府徒出虚声。设官如此，可叹！头等国耻。”6月9日星期一日记继续记录大隧道惨案调查及蒋介石的报告：“纪念国府周，蒋报告：五日防空壕死人甚多，为本国及本党之大不幸事。余已处分主管长官(昨日蒋已手令防空司令刘峙、副司令胡伯翰、市长吴国桢革职留任)，并组织审查委员会(吴铁城、张伯苓、康心如、程中行、蒋廷黻、谢冠生、张厉生)查明情形，拟另组委员会，筹划改良办法……”翁文灏同日“折陈蒋”，向蒋介石提出查办意见。6月10日日记记录“行政院518次会”，刘峙这次会上说“出事时，彼随何、白在江北视察军事工程……”何即何应钦，白即白崇禧。刘峙司令不在防空司令部，司令部就不能运转，这真是表示了刘峙平素领导的昏聩无能了。这也难怪翁文灏忍不住在日记里发出“设官如此，可叹！”的感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