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穿透式监管持续深化、监管效能不断提质增效，我国金融监管正式迈入全周期（883436）、业务全链条、风险全过程监管的系统化治理新阶段。6月17日，以“全球治理倡议下的金融发展与合作：新愿景、新挑战和新机遇”为主题的2026陆家嘴（600663）论坛正式开幕。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局长、论坛共同轮值主席丁向群出席开幕式并发表致辞。
本次论坛是丁向群今年6月5日正式履新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局长后的首次公开亮相。致辞中，丁向群围绕全域风险防控、科技监管升级、金融行业秩序规范、中小金融机构化险提质、全周期（883436）科技金融体系建设等议题释放一系列重磅信号，划定从严监管、金融机构提质增效的攻坚路线图。
谈全球监管协同：面对共同的风险挑战，没有谁能置身事外
“加强央地协同和部门联动，着力消除监管空白和盲区，确保全覆盖、无例外。”6月17日，在2026陆家嘴（600663）论坛上，丁向群围绕持续提升监管质效、构建现代金融监管新篇章作出部署。
丁向群谈及全球金融监管现状时指出，目前，一些领域的国际监管规则碎片化，“逐底竞争”倾向有所显现，有的人为抬高机构跨境经营合规成本，甚至搞国内规则不当域外适用。近年来，中国深入推进巴塞尔协议Ⅲ、新会计准则等国际规则本土等效适配，为新兴市场标准制定提供了有益借鉴。“我们主张遵守国际法治，尊重国情差异，不断提升监管规则的适用性、可比性，加快制定数字金融、绿色金融等领域国际标准，为全球经济金融高效运行夯实制度基础。”丁向群表示。
近年来，金融风险跨境传染、跨市场蔓延特征更加明显。受地缘政治冲突、主要经济体宏观政策分化等因素影响，全球金融脆弱性上升。在开幕式上，丁向群也提到了妥善应对全球性风险挑战，需要更加务实高效的金融监管协作。她强调，人工智能（885728）等新技术正深度影响金融运行逻辑，需要在应用和安全之间取得平衡。“面对共同的风险挑战，没有谁能置身事外。我们将持续强化对话磋商、政策协调，加强新兴领域监管合作，提升跨境风险快速响应和应对能力，共同织密全球金融安全网。”
为持续扛牢监管主责，丁向群强调，要聚力攻坚防范化解风险，坚持目标导向、问题导向，落实“稳定大局、统筹协调、分类施策、精准拆弹”基本方针，坚决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底线。她进一步指出，要在“降存量、控增量”上下功夫。坚持治未病、抓前端，健全具有硬约束的金融风险早期纠正机制，做到早识别、早预警、早暴露、早处置。在“管合法、更管非法”上下功夫。以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总体战为抓手，保持高压严打态势，强化全链条系统治理，努力守护好人民群众的“钱袋子”。
在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副主任曾刚看来，“确保全覆盖、无例外”的监管表态折射出当前金融风险版图的深刻变化。近年来，金融业态加速演进，交叉性金融产品、平台经济嵌入式金融以及各类“类金融”机构大量涌现，传统以机构为中心的监管框架难以匹配业务实质，由此产生的监管套利空间正是系统性风险滋生的温床。“全覆盖监管本质上是要将功能监管与机构监管有机统一，对同类金融活动适用统一规则，切断利用监管差异规避监管的路径。”
提升监管效能：加快“金监工程”建设
为持续提升监管效能，丁向群重申要坚持“监管姓监”，全面强化“五大监管”，切实做到“长牙带刺”、有棱有角。在能力建设方面，丁向群表示，要着眼机构全周期（883436）、业务全链条、风险全过程监管，注重科技赋能，加快“金监工程”建设，不断完善监管“工具箱”，持续提升监管质效。
北京商报记者了解到，为切实提高监管数字化智能化水平，金融监管总局于2024年印发《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监管数字化智能化转型实施方案》，成立监管数字化转型领导小组，锚定落实强监管严监管要求的总目标，加紧推进“金监工程”立项建设，为“五大监管”提供有力支撑。
丁向群透露，将设立“金监工程”数智监管(上海)研发基地，支持完善金融风险监测预警系统，提升金融业整体安全水平。
在曾刚看来，“金监工程”的加快推进，是实现功能监管与机构监管有机统一的技术底座。这一工程并非单纯的IT系统建设，而是监管理念与监管能力的系统性重塑。他预计，监管数字化、智能化升级后，将推动三方面格局转变：一是实现从“事后检查”向“实时预警”的跃迁，通过对海量数据（603138）的持续抓取和智能分析，将风险苗头化解于萌芽阶段；二是推动监管资源的精准配置，依托大数据构建风险画像，落实分类分级监管，避免“大水漫灌式”的合规负担；三是形成跨部门、跨机构的数据贯通机制，打破信息孤岛，使监管合力真正落地。
同时，曾刚坦言，监管数字化的深入推进也面临数据标准不统一、隐私保护与信息共享之间的张力等挑战，需要在技术建设与制度设计上同步发力。
保险领域：“报行合一”进入推行新阶段
随着金融监管迈入全覆盖、法治化、穿透式治理新阶段，监管层在完善制度顶层设计的同时，持续加码市场秩序整治，全方位规范行业经营生态。在论坛上，丁向群明确提出，以健全法制为基础，加快推动银监法、保险法修订出台，有针对性地完善监管规制，不断增强金融法制与实践的适应性。
据了解，《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以下简称《保险法》)自1995年颁布至今已满30年。1995年《保险法》作为新中国首部保险基本法，采用合并立法模式，将保险合同法与保险业法纳入同一法律，标志着我国保险法律基本体系形成。此后该法历经多次修订，每次均回应了当时保险市场的主要矛盾。
在业内人士看来，保险市场30年的深刻变化，使得《保险法》呈现出条文滞后、内容模糊甚至制度缺位等问题，亟须回应一定的挑战，如与其他法律规范衔接不畅、现有规范无法满足保险市场发展的需求、未能充分保障保险消费（883434）者的合法权益、保险业监管规则体系亟待优化。
对于《保险法》的修订背景，北京社科院副研究员王鹏表示，一方面，现行法框架成型时间相对较长，难以覆盖数字保险、巨灾保险等新业务形态，且与民法典存在冲突。另一方面，为“早期纠正机制”和行政处罚提供更硬的法律依据，强化监管的法治化水平。同时，细化理赔标准与争议解决规则，从法律顶层设计上解决长期困扰行业的“理赔难”痛点。
在法治体系不断完善的背景下，行业经营乱象整治也进入深水区。针对保险业长期存在的无序竞争、粗放扩张等顽疾，丁向群着重强调，将严肃市场纪律，深入整治无序竞争，严厉打击金融“黑灰产”，坚定推行保险业“报行合一”。
所谓“报行合一”，是指保险公司报给监管部门的费用率数据假设要和实际操作的数据保持一定的一致性，要求保险公司精算假设、产品开发、费用使用等多方面公开透明、合规统一。
长期以来，“报行不一”一直是保险业的顽疾。2023年8月至2024年5月，金融监管总局先后发布《关于规范银行代理渠道保险产品的通知》《关于银保产品管理有关事宜的通知》等一系列文件，共同构成“报行合一”政策，并逐步明确了具体监管规则。
对于推行“报行合一”的必要性，王鹏表示，一是止损防险，切断高费用抢份额的恶性循环，防范“费差损”导致公司破产。二是透明定价，让备案费率与实际开支对齐，把水分挤出来，让利于产品保障本身。三是重塑生态，倒逼险企放弃“人海+烧钱”战术，提升经营效率与服务专业度。
金融机构改革转型：向质量和效益为中心转变
中小银行改革化险迈入减量提质深水区，2025年以来，超百家村镇银行完成机构重组，省级农商行（884252）及省级联合银行（UBSI）渐次落地。6月17日，丁向群在论坛上再次表态，要有力有序处置中小金融机构风险，支持配合化解房地产（881153）、地方政府债务风险。
对于未来银行业改革化险趋势，苏商银行特约研究员薛洪言分析称，未来将呈现“强者恒强、区域整合、出清加速”的显著趋势。区域布局上，行业将从过去的“遍地开花”转向“深耕细作”，大型银行继续下沉服务重心的同时，中小银行将被严格引导回归本地、服务本源，跨区域扩张受限，现有异地机构也可能面临收缩。
展望未来，薛洪言表示，中小银行兼并重组将升级为系统性的顶层设计行动，经济发达省份有望率先推动省内机构吸收合并以增强资本实力，重组的重点将从规模叠加转向治理机制融合与风险隔离，通过引入优质战略投资者等方式重塑股权结构。市场出清机制将更加常态化，劣质机构将通过市场化方式平稳退出，存款保险制度在风险处置中的角色愈发关键，形成优胜劣汰的良性生态。
除风险出清与行业整合外，监管层再度强调金融机构深化改革转型，丁向群指出，将督促金融机构牢固树立正确的经营观、业绩观、风险观，健全治理机制，强化激励约束，由追求速度和规模向以质量和效益为中心转变。
作为金融机构主力军，银行业应如何摆脱同质化内卷、实现错位发展、打造核心竞争力？在薛洪言看来，银行业实现错位发展的关键在于摒弃同质化竞争，回归自身禀赋。大型银行应发挥综合化、国际化优势，聚焦国家战略领域与高端财富管理，打造全能型服务商；中小银行则需坚守本地化、社区化定位，深耕普惠金融、乡村振兴（885705）等特色赛道，利用地缘人缘优势构建“小而美”的业务模式。
他进一步强调，实现这一转变的核心，是重构考核激励机制，同时加大数字化转型投入，以大数据风控和场景生态建设降本增效。此外，银行还需强化公司治理，建立长期主义的企业文化，通过特色产品创新与精细化运营在细分赛道构建难以复制的竞争优势。
科技金融：持续完善全周期服务体系
2026年作为“十五五”开局之年，“十五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出要“构建同科技创新相适应的科技金融体制”。作为金融“五篇大文章”之首，科技金融已成为助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关键。丁向群在论坛上表示，要持续完善全周期（883436）科技金融服务体系，强化融资支持和保险保障，推动金融资源更好向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集聚。
曾刚表示，当前科技金融服务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仍存在核心结构性矛盾，科技企业价值创造逻辑与传统金融风险定价逻辑存在根本性错位。“科技型企业，尤其是早中期阶段，普遍具有重人才、重知识产权、轻抵押物的特征，而传统银行信贷体系以资产抵押为核心的风控模式，难以有效评估和承载此类风险。知识产权评估体系不健全、科技资产定价难、可交易性差，是当前制约融资可及性的首要瓶颈。”曾刚进一步指出，金融机构内部激励约束机制的扭曲同样不可忽视。科技金融业务前期投入大、不确定性高、尽职调查成本远高于一般信贷，但在现行绩效考核体系下，科技贷款的风险容忍度和容错免责机制普遍缺失，导致基层信贷人员“不敢贷”的心理障碍难以消除。
针对上述痛点，曾刚建议，监管部门应着力从四方面发力：一是完善科技资产评估和知识产权质押融资的配套制度，推动科技资产可定价、可交易、可风控；二是建立差异化的监管考核指标体系，将科技金融服务质效纳入机构监管评级，形成正向激励；三是优化科技创新再贷款等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的传导机制，降低金融机构的风险溢价成本；四是推动全周期（883436）服务体系建设，引导保险、担保、股权投资与银行信贷协同发力，覆盖科技企业从种子期到成熟期的不同融资需求，真正打通科技与金融双向互促的通道。
在做强科技金融、服务产业升级的同时，监管层也持续聚焦金融民生保障短板。会上，丁向群透露，将推动小微企业贷款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针对“两司两员”等新就业群体开发专属普惠产品，助力稳企业、稳就业。持续提升防灾减灾救灾金融服务水平，筑牢民生安全防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