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技创新是引领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推动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核心动力。然而，科创企业通常具有高风险、轻资产、长周期（883436）的特征，传统金融服务模式难以完全匹配其复杂的融资需求。如何构建覆盖科创企业“种子期、初创期、成长期、成熟期”的全生命周期（883436）金融服务体系，成为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关键着力点。
在6月18日召开的2026陆家嘴（600663）论坛“全体大会五：健全科技金融全生命周期（883436）服务体系，服务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上，来自中国进出口银行、工商银行（HK1398）、中信集团、高盛（GS）、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迪拜金融服务局等机构的行业高管与权威专家共聚一堂，围绕如何引导金融资源真正做到“投早、投小、投长期、投硬科技”展开深入探讨，并分享了各自的破局路径与实践经验。
破局风险定价难题
面对科技创新的高度不确定性，如何对缺乏历史数据、轻资产的硬科技企业进行科学的风险定价，是金融机构面临的首要挑战。
中国工商银行（HK1398）行长刘珺指出，科技金融的核心难点在于如何对不确定性极高的颠覆性科技或认知极少的技术进行风险定价。在缺乏历史信息、财务数据不足的情况下，只能通过市场供需双方持续交互，碰撞出合理定价。
刘珺坦言，金融永远是加速器，其作用体现在通过有效定价将不可知的科技纳入系统循环。反观中国科技金融生态体系建设，目前仍存在市场主体多元性较弱、资金适配程度有待提升、全周期（883436）无缝连接机制尚待有效建立等三大短板。
据刘珺透露，工商银行（HK1398）下一步将在三个方面发力：一是以科技思维重构金融产品和服务，对流程、产品组合及交付方式进行新一轮重塑；二是推动时间贴现逻辑向技术期权逻辑转换，重视技术突破、算力投入、数据积累、模型能力所蕴含的期权溢价；三是搭建交互式金融平台，通过高频交互深入了解科技企业所处的行业、产品、技术和客群。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驻华首席代表Marshall MILLS则从宏观经济效率视角予以呼应。他指出，当前在整个亚洲乃至全球，普遍存在资本生产力下降以及资金错配或低效配置的现象。中国在为高科技科创企业提供融资时，更重要的是如何让资金配置更加合理。由于科技创新具有高不确定性、高失败风险，且对应非实体资产、抵押品有限、时间期限长等特点，给中国经济带来了融资挑战。
Marshall MILLS分析称，中国目前仍是以银行为主导的金融体系，这种体系往往偏向为低风险、有抵押品的传统或大型国企提供信贷，而年轻、更具创新性的企业相较而言更难获得银行借贷。他建议，中国应当减少对特定银行借贷的过度依赖，拓宽基于市场的融资渠道，如股权基金、风险资金以及更多由市场驱动的银行借贷，以更有效地分配资金、快速应对挑战。
适配多元融资诉求
科创企业在不同发展阶段的资金渴求与风险属性截然不同。如何打破单一金融工具的局限，提供无缝衔接的接力式投融资服务，是论坛嘉宾关注的另一焦点。
中国中信集团有限公司副董事长、总经理张文武指出，当前科技金融面临两个突出矛盾：一是资金结构问题，直接融资和间接融资的结构失衡较为突出；二是科创企业阶段性资金供给问题，痛点主要集中在初创期、种子期和成长期。
为攻克上述难题，中信集团在内部构建了一套精细化的工作矩阵：横向对齐科技企业种子期、初创期、成长期、成熟期四个阶段，纵向联动银行、证券、保险、理财等金融板块，针对不同发展阶段匹配差异化金融产品。
具体而言，在种子期，构建“投研+投资+投行”体系，依托健全的投研体系寻找好的标的。在初创期，或基于前期股权投资的信息分享，或依托商业银行推出的专利贷等创新产品，或借力政府支持引入信贷资金。在成长期，企业已初具规模并有一定知名度，IPO上市筹备、理财资金逐步进场，融资难度大幅降低。在成熟期，可进一步引入境外IPO及境外金融服务。
高盛（GS）集团亚太区总裁、全球管理委员会委员Kevin D SNEADER则基于国际投行视角，进一步剖析了全生命周期（883436）融资的堵点。他指出，研发支出是支持技术型企业扩张的重要领域。中国研发支出虽然从2000年的330亿美元增长到2020年的超1万亿美元，但仍存在较大缺口。在科创企业获得有效支持的“种子期、早期、后期”三个阶段中，前两个阶段的缺口最大。
Kevin D SNEADER建议，建立市场导向的早期融资体系，确保私募股权能够更多进入融资体系；营造可预测、透明的监管环境，为后续IPO、私募及Pre-IPO提供确定性的通道；打通机构投资者的顺畅退出渠道。
多维度构建生态格局
科技金融绝非金融机构的“单兵作战”，而是需要政府、市场、科研机构协同发力的生态系统。
上海新金融研究院理事长、上海交通大学上海高级金融学院原理事长屠光绍直言，中国不缺资金，缺资本，更缺科技资本，最缺有能力的科技资本。所谓有能力，是指不仅要投科技，还要懂科技，更重要的是能为科技创新赋能。科技资本是整个科技金融链条中最核心的支点，有了科技资本，才能通过投贷联动、投贷保联动带动更多金融资源组合。
同时，科技企业需要跨越的“魔之川—死亡之谷—达尔文之海”三大融资关口必须通过不同的工具和产品补齐。屠光绍指出，当前科技创新的范式和模式在不断变化：主体从单一到协同、方法从串联到并联、架构从平面到立体、领域从本界到跨界、范围从境内到境外。科技金融必须动态适应这种加速迭代。
他倡导，打造科技金融的生态网，不仅要靠各金融主体与工具，还需要数据、信息等相关资源的配合，并与政府的政策、基金、税收及风险分担机制形成合力，实现科技金融的可持续发展。
迪拜金融服务局原主席Saeb EIGNER同样高度赞同“生态系统”的理念。他明确指出，创新并非单一机构所能独立完成，也不会有单一机构能够完成从初创到退出或IPO上市的完整融资流程。不同发展阶段需要不同资本：风险投资负责早期创新的风险共担，银行业则能帮助企业扩大规模、推动新兴科技商业化，资本市场则提供增长资金和价格发现功能。
他特别强调了大学在孵化阶段的不可替代作用，指出上海、北京等地的大学在早期为项目提供了关键的人才、设施与研究经费支持。各方的机遇不在于分头准备各个要素，而在于将大学、企业家、投资者、银行与政府连接到一起，打造创新、产业、工业、金融相互促进的无缝衔接生态体系。
在开放与链接全球资源方面，中国进出口银行副董事长、行长王春英分享了政策性银行的务实行动。她指出，进出口银行作为政策性银行，更多是做导向、做质量、做影响，发挥好政府和市场之间的桥梁作用。未来将在三个维度持续发力：一是发挥引领作用，持续加大对基础研究、原始创新以及科技领军企业的支持力度，将覆盖领域向更早期延伸；二是注重赋能增效，因地制宜推动先进技术向传统制造渗透，助力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转型；三是拓展开放格局，发挥外向型优势，助力深化科技领域的国际合作，推动中国的技术、标准和方案走向世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