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世界贸易组织框架下中国应对及运用贸易救济措施促进产业发展的经验研究》
■赵春明
随着2018年中美贸易摩擦开始，关税和关税报复重新进入大众视野，但是从长远来看，贸易救济措施仍将是世界贸易组织(World Trade Organization，WTO)各成员方常态化制造贸易摩擦、保护本国产业免遭外国同行业竞争的重要贸易保护手段。自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来，中国在全球范围内一直是遭遇贸易调查频次最高的国家，且在贸易救济措施的运用数量上，与所遭遇的贸易调查案件数量存在巨大差距。在此严峻形势下，深入探究中国应对贸易调查以及运用贸易救济措施推动产业发展的经验，对更好地在世界贸易组织框架体系内灵活运用规则、切实维护自身利益并促进产业进步而言，具有极为关键且紧迫的重要意义。
随着中国货物贸易大国地位的确立，中国遭遇贸易调查的数量激增。从发起贸易调查的形式看，反倾销仍然是对华贸易调查最主要的手段。但是近些年来，以反倾销、反补贴(以下简称“双反”)调查为主要表现形式，对同一个案件叠加多种贸易保护措施的“贸易救济措施叠加”使用的案件数量快速上升。
面对上述问题，本书对世界贸易组织框架下运用贸易救济措施的法律依据及经济学基础进行了探索性研究，其研究结论具有一定的前瞻性。在法律依据方面，世界贸易组织的《反倾销协定》《补贴与反补贴措施协定》《保障措施协定》等为“双反”和保障措施的单独使用提供了法律依据，但对世界贸易组织框架下发起“双反”调查的法律依据模糊，特别是对“非市场经济”国家发起“双反”调查的国际法依据不足。“双反”已成为剑指中国补贴政策和产业政策等边境内措施的利器而备受美国等发达成员方的青睐，从而使传统的贸易救济措施在以边境内措施为特征的国际贸易新规则下仍然被赋予新的生命力而展现出新的特征。在经济学基础方面，由于各种贸易救济制度设定的前提不同，因此其直接理论依据不同。“双反”措施是基于维护公平贸易，抵消不公平竞争而设立的一种具有合理性的机制，其理论基础是新古典理论框架下推演的“抵消税模型”；与前者不同的是，保障措施是公平贸易基础上的非歧视性贸易救济手段，其理论基础是将博弈论融入新古典框架下，将多边贸易体系纳入规范经济学研究范式的世界贸易体系经济学。沿用这一经济学逻辑，笔者通过研究认为，就制度层面来说，保障措施的主要功能是通过协调贸易自由化和各成员方经济主权的关系，为自我执行的多边贸易体系的稳定运行提供一个“安全阀”，因此保障措施制度是一个有效的退出机制。
为了更加深入和具体地研究国外贸易调查对我国企业产生的影响，本书以中国遭遇贸易调查案件数量较多和影响较大的钢铁（850106）、化工（850102）、纺织、光伏产业为研究对象，选择了数个典型案例，以国际政治经济学、世界贸易体系经济学等理论为研究基础，综合运用数理分析、回归分析、博弈论等多种研究方法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结果表明，各国对中国传统和战略性新兴产业实施贸易调查，对中国产业发展确实造成了不利的影响，但也使实施方国内市场产生扭曲。在应对激增的贸易调查过程中，政府部门和企业逐渐积累起经验，通过积极应诉降低贸易调查的损失，更主要的是通过积极开拓新的市场，涉案产品出口转向其他国家，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对中国产业的不利影响。比如涉华光伏“双反”措施使我国光伏产业遭到重创，但也是对光伏产业的一种强制性的产业结构调整，贸易调查作为外力倒逼了中国光伏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刺激了国内市场的发展。对欧盟涉华光伏“双反”案高效应对的经验值得总结和推广，而光伏产业不合理补贴和产业政策导致产业无序发展，引发激烈贸易争端的教训更值得吸取。
难能可贵的是，本书还进一步对中国运用贸易救济措施促进产业发展的经济效应及经验进行了很好的分析。经过数十年的发展，中国贸易救济制度在遵循世界贸易组织规则、借鉴学习他人经验基础上逐渐建立起来，并自成体系。总的看来，中国贸易救济制度体系日趋成熟。它维护了国内产业安全、遏制了国外企业不公平竞争、改善了国内相关产业的营商环境，为国内产业结构调整赢得了时间，为国内产业竞争力提高创造了有利条件。从动态和长期来看，贸易救济措施的实施改变了产业的竞争格局，但是要更好地发挥贸易救济措施对产业发展的积极促进作用，还有赖于贸易救济措施与合规补贴、科学长效性的产业政策的有机结合，因为产业竞争力的提高最终需要通过企业市场行为来实现。
当然，在充分肯定中国贸易救济制度取得巨大成绩的同时，我们也要看到这一体系还需要不断完善，政府、行业协会、企业自身等各个层面都还有进一步改进和提升的空间。面对愈演愈烈的全球范围的贸易摩擦，坚持市场化改革、发挥企业市场主体的积极作用、加强外贸立法是我国应对贸易调查、维护产业安全、促进产业发展的根本途径。
(作者系北京师范大学京师特聘教授、学校原教学指导委员会主任、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学术委员会主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