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18日，古巴全国人民政权代表大会召开特别会议，审议并批准经济和社会改革方案，涵盖23个领域的176项改革措施。随后，古巴国家主席迪亚斯-卡内尔宣告：“现在是时候改变一切需要改变的事物了。”
改革一次性提出推动经济环境重组、精简国家机构、金融业现代化、社会政策变革、税制改革等方面的改革政策，具体包括下放定价权、取消固定工资、国企转型、比索贬值等关键措施，被外界评价为古巴近代史上最激进的经济改革方案。
政治稳定性将成改革政策制定和推行的奇点
美国加强制裁和能源封锁后，古巴经济和电力系统受到严重冲击，岛内危机持续恶化。特朗普政府已多次向古巴发出强硬警告。然而，古巴虽经济贫苦，但国家政治仍能在高压下保持运转。这种政治稳定性将成为改革政策制定和推行的奇点。
同时，古巴军队的复杂参与成为了古巴政治韧性的重要保障。古巴企业管理集团（GAESA）是为应对美国经济战而诞生的古巴 军方控股商业集团，具备整合创汇和资源获取能力，是其经济体系核心，管理着酒店、旅游产业、港口、物流、外汇商店等重要经济部门和单位。
军队与政权利害关系高度一致，不仅在过去杜绝了大规模叛离的可能，在接下来的去中心化改革过程中，若昔日良将能在地方发挥更大效力，可严格推进落实改革部署，避免出现因利益固化导致权力下放演变为利益割据或监管真空。当然，这也将会是对古巴部队要员的一场大考。
另外，很多外部观察者对古巴的最低保障与社会“耐受”能力存在一定程度的误判。现在，古巴人民确实面临长时间停电、药品短缺、食品不足、通货膨胀等经济生活问题，但国家仍然提供基础医疗、教育体系、配给制度、公共安全的基本运转，抗议均能快速平息。对于普通民众而言，“贫穷”不等于“政府更迭必要”。
这种生存能力和承受能力较强的社会不易瞬间失控，为改革初期阶段提供了较大适应空间，决策层可以更从容地校准政策、消化矛盾，不必因恐惧动荡而畏首畏尾。
最后，古巴国内反对派不足以构成威胁。美国几十年来一直认为古巴社会能够出现一个准备接管国家的大规模反对派，但现实是古巴境内反对派影响力极为有限，大多最不满政府且具有组织能力的人已经离开古巴移民迈阿密、马德里、墨西哥城等地，虽然形成了巨大的反古巴政府的海外古巴社群，但至少在改革初期难以构成内部颠覆或破坏改革的条件。不仅如此，侨汇作为很多古巴家庭的重要收入来源，某种意义上讲，海外古巴裔也在间接维持古巴社会运转和推动改革。
古巴政权通过改革仍有较大存续可能
在接下来的改革初期，外部支撑还将在相当程度上充当“安全缓冲”，帮助古巴避免改革进程骤然中断，为政策见效争取时间，不必被迫内耗于应急维稳。
诚然，从地缘视角出发，美国作为绝对优势一方，确实拥有一切“可选项”，但就美国战略利益而言，古巴政权的象征意义大于实际意义，当前西半球政治格局下的地缘价值也大于经济价值，那么悬而未决之利与功利冒进之害不言而喻。
首先，外交和国际舆论环境压力巨大。此前美国直接武力介入委内瑞拉，迫使加拉加斯权力结构重组，已经被绝大多数国家谴责，若再对古巴采取“雷霆手段”，势必会在外交上招致其他大国和包括盟友在内的国际社会的激烈反应，甚至可能促使部分拉美国家从当前的配合姿态再度转向疏离和警惕，削弱美国在西半球的战略动员能力。
其次，美国国内存在多重阻力。此次波斯湾战争中，美国不仅没有讨到半点好处，还自贴家底卷入一场不必要的战争，国内反战情绪越来越强。即便古巴仅千万余人口，距离美国仅约145公里，但古巴与大多数美国人没有直接利益关联，古巴也不存在一个类似马杜罗的人选，无法保证不是下一个泥潭。若无法一招制胜，行动将成为在野党在选战中现成的把柄。
如果从这一年半整体结果来看，特朗普政府在中美洲和加勒比，甚至在更广泛的拉美地区，其实比很多人想象得更“成功”。现在颠覆古巴政权只会造成拉美社会恐慌和反霸权情绪，不会有更多实质性收益。让“后院”国家“死去活来”的“帝王术”才更便于掌控拉美。
最后，即便颠覆古巴现政权，海外古巴裔也无法马上顺利“荣归故里”。
依目前形势，只要古巴政权不出现内部分裂或大规模人道灾难的“道德借口”，特朗普政府暂无国内政治刚需，排除反美恐怖袭击或“假旗”事件等极低概率突发情况，古巴政权通过改革仍有较大存续可能。很多分析机构认为最可能的路径是，保留一党执政；扩大私营经济；吸引外资；放宽市场管制。当然，如果古巴经济始终无法进入自我强化增长周期，可能长期停留在“半市场化、低增长、高移民”的被动状态。
改革之路道阻且长但希望犹存
古巴政府已经认识到旧模式难以持续，很多制度性改革实际上已经在进行了，不过从宏观到微观层面配套政策完善不仅需要时间，还需要产业基础持续发展和满足国际市场相应需求。
古巴主要依赖旅游业、服务业、医疗输出、镍矿等资源，但工业基础相对薄弱，也没有较丰富的土地资源可以获得大规模投资或低成本融资承接全球产业。虽然已经允许私人开店，但仍然面临多重汇率遗留问题、国有企业效率低、银行体系脆弱、外汇严重短缺、能源不足。所以去中心化和市场化有利于私人企业的供给侧改革，但无法解决全国经济可持续增长问题。
另外，古巴的外部窒息还在，“渐进”与“急迫”本就存在一定矛盾，要避免掉入“休克疗法”式陷阱。古巴政权须在维系政治合法性、保持社会稳定的前提下推进市场化，这意味着改革必然是分阶段、有边界的。必须要在“计划”与“市场”、“集中”与“放权”、“公平”与“效率”之间找到动态平衡。
另外，古巴短期内还有难以逆转的人口结构问题。长期以来，古巴出生率整体处于连续下降趋势，未见反弹迹象，从2013年开始出现人口负增长，2019年开始死亡率已超过出生率。近年来大量年轻古巴人移民，其中大多是技术人员、企业家、医生、工程师等受教育程度较高群体，也是改革最需要、最有活力的人群。如果劳动力持续萎缩，将更难推进经济社会转型。
从政治学角度看，古巴虽然是一个贫穷、老化、效率低下的国家，但仍具有较强的革命性组织能力。古巴市场化改革已经开始，但增长引擎尚未形成；或者说已经进入改革阶段，但尚未进入改革成功阶段，改革希望犹存。
外部极限施压与内部不可持续的老化机制共同催生了古巴这场“最激进”的改革，但这意味着大概率不是推倒重来，而是在坚持一党执政和社会主义制度的前提下，引入市场机制、释放社会活力、重塑国家能力。古巴社会主义政权还未到终章。
（作者张禄博，浙江外国语学院环地中海研究院副研究员，广西外国语学院欧美语言文化学院拉丁美洲研究中心副主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