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点概览
制度架构差异：三级联邦自治与五级中央统筹
印度实行“三级自治+法定财政委员会”模式，邦政府享有独立税基与税率调整权，财政自主权较强。中国为“五级行政+中央统筹”体系，地方无税收立法权，依赖大规模转移支付平衡区域财力。印度邦级政府可支配税收占全国约56%—58%，高于中国地方政府（不足50%）。
税收归属与支出责任错配是两国共性问题——中央集中税源，地方承担主要支出责任，因此均建立了大规模转移支付机制。
收支结构差异：举债保运转与举债搞建设
印度财政收入高度依赖税收（超80%），非税收入补充有限；经常性支出占80%以上，利息支出约占财政总收入的23%。收支刚性导致印度形成“举债保运转”模式——债务资金大量被日常支出和利息消耗，资本性投入空间受限。受益于印度经济持续高增长，税收收入快速扩张，一定程度上消化了高利息负担。
中国法定债务严格限定于资本性支出，禁止用于日常运转。除税收外，土地出让金等非税收入为资本开支提供重要补充，形成“举债搞建设”路径——债务资金直接转化为基础设施资产，通过有效投资拉动增长、以增量财力偿还债务。但近年税收放缓与土地收入收缩叠加，地方财政承压。
债务风险差异：高利息挤压与存量有序化解
截至2025年末，中国债务余额约13.6万亿美元（约为印度的4倍），GDP约为印度的5倍，两国债务/GDP分别为68.5%和约82%。印度债务透明度高，但利息负担沉重，叠加长期较高的资金成本（10年期国债收益率6.73%），持续挤占基建与民生支出空间。
中国法定债务杠杆适中，但纳入隐性债务和城投债务后总杠杆率显著攀升，估算总债务/GDP超100%。中国正依托“6+4”十万亿化债方案推进隐性债务显性化，截至2026年4月末已累计发行约7.6万亿元置换债券，融资平台数量及债务规模较2023年初降幅均超70%，广义债务风险持续收敛。
制度根源：土地财政决定地方融资基础差异
中国城乡土地二元制度使地方政府垄断土地一级市场，形成“土地抵押—平台举债—基建开发—土地增值偿债”的闭环，支撑大规模加杠杆的同时也积累了城投表外债务。印度以私有土地为主，政府无法通过土地出让获取财力，土地相关收入仅为交易类税收，缺乏资产型收入来源，财政高度依赖税收，资本支出空间受限。
我们认为，两种制度代表了不同的制度均衡和发展路径选择。中国面临的核心挑战是存量债务的消化与管理，而中国拥有较高的储蓄率、充裕的外汇储备和较强的政府与银行协调能力，为债务化解提供了资金与制度保障。印度面临的核心挑战在于债务可持续性高度依赖持续的高增长——收支结构叠加利息负担，使其财政空间有限，但其金融市场深度较好，为债务滚续提供了一定支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