终端需求增加，产能利用率才能提升，才能产生对产能新的需求，才能产生一种新的投资需求，即有需求、有效益的投资。如果不降低储蓄率，不增加或实际上减少终端需求，用老办法强行增加投资，将会加剧供强需弱矛盾。
7月9日，在2026新京报贝壳（BEKE）财经年会金融大会“金融强国：驱动产业可持续发展”论坛上，第十三届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刘世锦发表主旨演讲时表示，要重视供强需弱问题。
刘世锦表示，解决这一问题应将重点转向降低高储蓄率，举措之一是争取在不长时间内(如三年时间内)，将全社会储蓄率降到40%以下，直接途径是提高企业分红率，其中，将较大比例国有资本划转社保基金是国有资本分红的一种方式。
“目前A股市值约120万亿元，初步估算国有资本市值在40%左右，我们拿出一部分如20万亿元，在一段时间内，如‘十五五’期间，逐步将它变成养老基金，划归社保，这件事情可行性还是有的。”刘世锦进一步表示。
第十三届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刘世锦。
倾斜式增长方式边界显现
终端需求不足是投资滑坡的主要原因
2025年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我国经济发展中老问题、新挑战仍然不少，外部环境变化影响加深，国内供强需弱矛盾突出，重点领域风险隐患较多。
“所谓供强需弱，是人们在现实中观察到的一些颇为矛盾，经常被描述为K型发展的现象。”刘世锦举例称，2025年，我国货物贸易顺差接近1.2万亿美元，创历史纪录；另一方面，内需不足仍在加剧，去年全年，我国投资出现负增长，今年1-5月，我国投资同比下降4.1%，5月份，我国社会消费（883434）品零售总额同比下降0.6%。
刘世锦认为，供强需弱的深层原因包括：GDP导向的地方竞争机制；基础领域和战略性产业中，国有企业为主；以投资，特别是基础设施建设投资为重点的稳增长宏观政策导向等。
“这些因素共同构成高储蓄、高投资、高出口、重生产、轻消费（883434）的倾斜式增长方式。在过去相当长的供给不足时期，这一增长方式是适应的，而且是有优势的。即使中国经济由高速转到中速，由供给约束转到需求约束，只要还有投资空间，这种增长方式仍可运行，而且表现出很强的惯性与韧性。”刘世锦称：“但这种增长方式是有边界的，即投资投不动了，出现持续负增长，这就是我们目前所面对的状况。”
有数据显示，中国居民实际最终消费（883434）占GDP的比重，较全球平均水平低约20个百分点。
刘世锦表示，过去，房地产（881153）和基建高速增长“掩盖”了这一结构性偏差。2022年后，房地产（881153）大幅下滑，基建减速，这一结构性偏差“水落石出”。“终端需求不足，且生产性投资过多，导致产能利用率下降。产能利用率过低，投资回报过低，投资者就不愿意增加投资，这是当前投资滑坡的主要原因。”
破解供强需弱应把注意力转到降低高储蓄率上
较大比例的国有资本划转社保基金有可行性
那么，下一步该如何破解供强需弱的问题？
刘世锦认为，应从高储蓄、低消费（883434）的国民收入分配和使用结构上动脑筋，把注意力转到降低高储蓄率上。
“国民收入可分为储蓄和消费（883434），只有储蓄下来，消费（883434）才能上去。”刘世锦表示，终端需求增加，产能利用率才能提升，才能产生对产能新的需求，才能产生一种新的投资需求，即有需求、有效益的投资。如果不降低储蓄率，不增加或实际上减少终端需求，用老办法强行增加投资，将会加剧供强需弱矛盾。
从全球范围来看，中国储蓄率明显偏高。过去十几年，中国储蓄率最高曾超过50%，近年来略有回落，但都在42%以上。与此形成对比的是，全球各国储蓄率的平均水平大约在25%左右。
在这种情况下，如何合理调节储蓄率，增加终端需求？刘世锦提出，争取在不长时间(如三年时间内)，将社会储蓄率降到40%以下，其中，企业储蓄率降至20%以下，将部分企业储蓄转化为消费（883434），全社会消费（883434）率相应提升至60%以上。
“较大比例的国有资本划转社保基金，是降低储蓄率的一种方式，自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以来，采取了一些相关举措，但国资划归的规模还不到三万亿元，进展不及预期。”刘世锦称。
他认为，较大比例的国有资本划转社保基金，无需改变现在的管理部门和机构，只是把其中一部分国有资本转化成养老基金，重新确定其职能、任务，管理体系不变即可进行操作。从资本市场来看，其实也只是将一部分国有资本转成了养老金资产，增加了长期耐心资本。
应推动增加对高收入阶层的合理征税
完善中低收入群体社会保障体系成重点
此外，刘世锦提出，稳步推进税收制度改革，抑制基尼系数上升。
他表示，目前我国税收是以间接税为主，个人所得税、财产税等直接税的比重较低。“应该推动增加对高收入阶层的合理征税，重点是个税和财产税。”
这是否会影响高收入阶层的预期和信心？在论坛上，刘世锦认为，总体而言，问题不是太大。相反，这种情况反而容易增强政府保护产权的动力。“有一种说法是，征税的能力边界决定了产权的保护边界，因为保护产权就是在保护税源。”
最后，刘世锦提出，宏观调控和各级政府职能的重心，要由供给侧转向消费（883434）侧，应将宏观刺激政策支出的50%以上用于解决供强需弱问题，重点放在中低收入群体的社会保障体系建设上，特别是住房、社保两个明显短板。
“以农民工的住房为例，他在农村可能有200平米的小楼，但一年住不了几天，反而是长年累月在大城市住一个10平米左右的小房子。从统计指标来看，他可使用的住房面积是210平米，但实际居住状况却很困难，这种城乡之间巨大的住房资产结构性错配要改革，这方面的改革措施也能为房地产（881153）企业恢复正常增长提供真实的需求。”刘世锦称。
新京报贝壳（BEKE）财经记者潘亦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