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尼西亚楠榜大学副教授西蒙.苏曼乔约.胡塔加隆7月15日在《中国日报》撰文称，一个国家想要长远发展，需要具备将实践经验转化为制度记忆并传承下去的能力。中国正是凭借这种“铭记”的制度优势，才得以持续进步，而这正是印尼等发展中国家最应借鉴的下一项发展课题。
文章指出，传统观点认为成功的国家都善于学习。政府设立研究机构，大学源源不断产出新知，产业界持续创新，公共机构不断增强自身能力。学习，正是解释国与国之间发展差异的关键所在。
然而，学习本身并不足以支撑国家的长远发展。
一个缺乏制度记忆的国家无异于患上了集体失忆症。政治更迭往往带来优先事项的转换。每届新政府上台，都会推出一项又一项改革，同时将前任的政策搁置一旁。每一场危机催生新的应对举措，却鲜少能沉淀为持久的能力。周而复始，难以日积月累久久为功。
文章认为，关于中国令人瞩目的增长，已有大量论述将其归因于产业政策、基础设施、制造业与创新。这些分析固然正确，却忽略了将这些要素串联起来的更深层制度优势——中国在政策经验保存与积累方面所展现出的非凡能力。
在中国，改革往往始于省市层面的先行先试，新想法在真实的社会环境中接受检验。成功的举措经完善、总结后逐步向全国推广；不成功的尝试则悄然终止，不会成为长期的制度安排。这不仅仅是试验，更是在构建制度记忆。
信息并未止步于报告之中，而是深深嵌入决策的全过程。每一次干预行动，都增强了国家下一次更有效应对同类问题的能力。
这也解释了为何许多发展中国家总是陷入改革的循环往复之中。新理念层出不穷，试点项目初见成效，地方创新如火如荼。然而一旦领导层更迭，机构重组，优先事项调整，大量积累的知识便随同创造它们的个体一同消散。
文章强调，问题的症结往往不在于缺乏创新，而在于制度性的遗忘。
这是发展进程中最容易被低估的障碍之一。围绕发展的讨论，大多聚焦于腐败、公共财政或基础设施等问题。而同样重要却鲜少被提及的是制度能否跨越政治和行政的代际更替，将知识有效地保留与传递。
从这个视角来看，衡量善治的标准，不应只是政府推出了多少项新政策，而应看政府能否将实践经验切实转化为持久的制度能力。
制度记忆并非自然形成。它需要通过系统性的评估体系、专业的公务员队伍、整合化的知识系统、可靠的文档记录、标准化的操作流程，以及鼓励学习而非盲目推倒重来的组织文化来精心构筑。其中最为关键的，是延续性——即制度能够超越政治周期（883436），将有价值的知识传承下去。
文章表示，这对印度尼西亚而言，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印尼并不缺少创意，也不乏优秀的试点项目，然而太多成果仅仅停留于孤立的个案。
因此，印尼下一阶段的发展挑战，并不仅仅是成为一个善于学习的国家，更要成为一个善于铭记的国家。
印尼所需要的不止是增加科研经费、建设创新中心或推出宏大的改革议程。它需要建立一套“国家记忆系统”——一种制度化的架构，用以系统性地汲取政策经验，评估公共领域的创新成果，保存成功做法，并确保每一代公共机构都能继承上一代积累的知识。
这样的系统，能够将零散的创新转化为国家层面的整体能力，使成功的地方试验得以升华为全国性的标准。它能让长期发展以事实依据为导向，而非被政治周期（883436）所左右。
文章最后总结到，二十一世纪将眷顾那些能够持续自我调适的国家。然而，调适不仅取决于学习的速度，更取决于记忆的深度。没有记忆的知识只会导致重复，没有学习的记忆只会带来停滞。可持续发展，二者缺一不可。
中国最重要的经验之一，并非它比其他民族学得更快，而是它构建了能够铭记国家所学所得的制度。这，正是印尼发展的下一个前沿。国家的伟大，不在于不断涌现新想法，而在于确保那些好的想法永不湮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