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7月7日，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与执政联盟伙伴日本维新会党首吉村洋文举行党首会谈。双方一致同意，暂缓在本届国会通过有关削减众议院议员定额的法案，并将其留待秋季临时国会继续审议。
根据自民党与日本维新会达成的联合执政协议，削减众议院议员定额已成为双方共识，也是维系执政联盟的重要政治基础。这意味着，自维执政联盟未来将为推动该法案投入较大政治资本，甚至可能凭借其在众议院的绝对多数强行通过法案。若对该项改革进行深入分析，便不难发现自维执政联盟正在借改革之名侵蚀日本代议制民主的制度基础。
削减一成众议院议员定额
并非民意自然汇聚的结果
回顾自维执政联盟提出削减议员定额的过程，可以发现，该议题并非源于长期、广泛的社会讨论，而是在联合执政谈判中才被刻意提出的核心政治议题，其本质仅是政治协调的临时产物。
2025年7月参议院选举过后，自民党议席数减少，日本维新会也仅由改选前的6席增至7席。这既反映了选民对两党既有政治表现的阶段性评价，也难以被解释为选民主动要求削减国会议席。直到同年10月，自民党为拉拢日本维新会，才在联合执政协议中接受了后者提出的“削减一成众议院议员定额”政治要求。换言之，这项涉及选民代表权分配的重大制度改革，从最初便不是公共舆论自然汇聚的结果，而是政党之间进行权力交换和联盟协调的产物。
诚然，在2026年初的众议院选举中，自民党在政权公约中写入了有关削减议员定额的内容，自维联盟也在此次选举中获得352个国会议席，取得了压倒性胜利。但是，选举的胜利并不等同于每一项制度改革都获得了选民的政治授权。
按照西方代议制民主的授权逻辑，选民将公共权力委托给政治家，政治家则必须承担代表公共利益、管理国家事务与治理社会的政治职责。削减议员定额直接关系到选民政治代表权的重新配置，本应成为此次选举中的重要公共议题。选民不仅有权知道各政党的政治态度，还应当充分了解削减对象究竟是小选区还是比例代表、削减幅度为何确定为45席，以及改革将如何影响中小政党、少数意见和地区代表性。
然而，从当时选举争论的焦点来看，该议题并未被置于公共辩论的中心，反而在选举过程中被自维执政联盟有意淡化。1月27日，高市和吉村二人相继在东京都千代田区发表选举宣言，但却并未提及有关议员定额削减的相关内容。待选举结束、自维联盟取得压倒性多数后，该议题又迅速被纳入政治讨论范围。这种“选前刻意淡化、选后迅速推进”的政治手法，使选民难以在掌握充分信息的前提下做出政策选择，也削弱了选举作为授权、问责和政策竞争机制的实际功能。
无视在野党反对强行启动审议
暴露自维执政联盟“多数暴政”风险
不仅如此，在推动相关法案的过程中，自维执政联盟还试图以形式上的多数表决掩盖对民主原则的实质性侵蚀。6月26日，高市早苗透露称，将凭借执政联盟在众议院的绝对多数优势地位，强行启动众议院议员名额和“副首都构想”相关法案的审议。对此，在野党则要求撤回上述两项法案，并拒绝参加众议院所有法案的审议，这直接导致日本国会陷入十余天的空转。
高市政权依仗众议院的压倒性多数，无视在野党反对并强行启动审议，暴露出了自维执政联盟在执政过程中的“多数暴政”风险。与普通政策法案不同，议员定额削减将直接影响未来议会席位分配、政党政治格局和选民代表权，因此不能仅以多数决原则作为正当性依据，甚至必须受到更严格的民主审视。否则，议会多数派便可能借助形式上的合法程序，在制度层面压缩竞争对手的生存空间。执政党利用当前议席优势制定有利于自身长期执政的选举规则，这本身便与西方民主原则背道而驰。正因如此，《每日新闻》批判称，高市政权制定的削减议员定额法案是党派利益算计的产物，应当立即废除。
从政策内容看，削减议员定额这一政策议题本身就会收窄选民进入国家决策过程的制度性渠道。减少国会议席，意味着每名议员代表的人口更多，选民被代表、被倾听、被制度吸纳的机会将会下降。
当前，日本众议院议员定额为465席，这是日本1925年（466席）男子普通选举法制定以来的最低水平。不仅如此，根据日本政党“未来团队”的统计，当下日本平均每名国会议员对应约17.5万人，而英国约为4.6万人、法国约为7万人、加拿大约为8.7万人，在OECD的38个成员国中处于第36位。出于上述情况，日本公明党明确主张，与其削减议员定额，更应该以建立能够准确反映选民意愿的制度为目标。
将比例代表议席作为主要削减对象
削弱日本民主政治中的多元代表机制
更值得警惕的是，自维执政联盟提出的改革方案拟将比例代表议席作为主要削减对象，而这将会削弱日本民主政治中的多元代表机制。
6月10日，自民党政治制度改革本部明确了有关削减议员定额问题的基本方针，并提出了仅减少比例代表议席45席的改革方案。当前，日本众议院实行小选区与比例代表并立制，在465席中有289席从小选区产生，176席从比例代表区产生。小选区制采取相对多数制，即每个选区得票最多者当选，这一制度天然有利于组织能力强、地方支持基础稳固的大党。
相比之下，比例代表区虽然产生的议员数额较少，却在制度上承担着修正小选举区代表偏差的重要功能，有利于那些难以在单一选区选举获胜、但在全国或区域层面拥有一定支持基础的中小政党进入国会并参与政策审议。但是，自维执政联盟这种只削减比例代表而保留小选区的做法，将会对中小政党造成更加显著的冲击，并进一步扩大大党与小党之间的制度性不平等。
早在2026年3月26日，日本共产党便公布了对削减比例代表区议员定额的测算结果，其中，“中道改革联合”、未来团队、日共等三党的议席将分别减少19%、27%、50%，而自民党和日本维新会所受的影响仅为5%和6%。由此可见，自维执政联盟提出的方案并非是中性的议员定额改革，而是在“降低政治成本”的大义名分下，制度性压缩中小政党生存空间的政治操作，这必然将推动日本众议院代表结构进一步向大党倾斜。
不仅如此，比例代表区本就是中小政党、新兴政党及少数意见进入国会的重要渠道。若这一渠道被大幅压缩，日本国会中的多元代表机制将进一步萎缩，而社会中的中道、左翼及其他非主流声音也会更加难以通过议会影响国家政策。
当无法在体制内获得有效表达的政治诉求，民众便可能转而寻求街头集会、社会运动和网络动员等体制外表达方式。7月10日，日本民众已经自发在国会前发起示威活动，以反对高市政权推行的诸如“副首都构想”、“国旗损坏罪”等政策。这表明，高市政权试图通过多数优势压缩政治异议，不仅难以消除社会矛盾，反而可能进一步扩大国家制度与社会意见之间的裂痕。
最重要的是，削减众议院议员定额并非孤立的选举制度调整，其还将对日本的国家战略与对外政策造成外溢影响。一旦比例代表渠道被进一步压缩，国会内能够牵制修宪、扩军和安全政策激进化的政治力量也将同步受损。届时，自维执政联盟更可能把制度性多数转化为突破和平宪法约束、扩大防卫投入等激进行径的政治动能。若这一趋势持续，日本将进一步加快向所谓“新型军国主义国家”迈进，由此加剧地区军备竞赛与战略互疑，并对亚太地区的和平与安全构成新的现实威胁。
（作者杨佳腾，南开大学中国式现代化发展研究院研究助理；作者王耀辉，南开大学国家安全研究院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