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于津平
当前，大国博弈、地缘冲突、发达国家贸易保护和区域合作“友岸化”正在冲击全球治理体系和经贸关系。面对深刻复杂变化的外部环境，我国坚定不移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明确，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开创合作共赢新局面。
江苏是我国开放型经济大省，在面临外部不确定性挑战的同时，也迎来我国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的机遇。习近平总书记对江苏经济发展作出重要指示，要求江苏“建设具有世界聚合力的双向开放枢纽”“要先行先试、内外兼修，通过深化改革开放不断除障碍、增动能”“在推进深层次改革和高水平开放上勇争先”。
大力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是江苏服务国家战略的责任和担当。江苏具有较好的对外开放条件，处于我国对外开放的第一方阵，拥有综合立体化交通体系、多元化高能级开放载体、先进制造业产业集群、丰富的科教创新人才资源和高效的政府服务体系。江苏2025年外贸进出口总值规模居全国第二，且实际使用外资连续八年名列全国首位。立足开放型经济的优势基础，江苏有能力有责任在推进更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实践上探索出更多创新性成果。
大力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是江苏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内在需求。当前，江苏经济已进入产业转型升级和创新驱动发展的关键时期。但客观而言，江苏创新型经济发展仍然面临诸多制约。高水平对外开放通过制度创新优化营商环境、提升创新企业和高端要素的集聚力，不仅能够增强江苏经济的韧性，而且能够为江苏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新的动能。
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的核心任务是制度型开放，即规则、规制、管理和标准的开放。与削减货物进口关税和扩大制造业外商直接投资准入为主的传统开放相比，制度型开放强调国内外规则、规制、管理和标准的融合，以减少国际经贸合作的制度性障碍、提升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水平和增强政策的稳定性与透明度为目的，具有系统性和全局性，是更广范围、更深层次和更高水平的开放。这说明我国的开放正在由被动适应国际规则向主动构建全方位开放型制度体系转变。制度型开放是对内改革和对外开放的相互促进，是国际规则“引进来”和国内规则“走出去”的双向奔赴。江苏要在高水平对外开放上走在前列，必须大力推进融合高标准国际经贸规则的制度探索，在实践中突破管理瓶颈和技术瓶颈，检验规则的适用性，形成高效且风险可控的管理措施和监管制度。与此同时，在国际高标准规则尚未形成共识的数字贸易、生物医药、新能源和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领域，江苏要立足产业优势，加强规则和标准的制定工作，为我国规则标准国际化贡献力量。
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是高质量发展。2025年江苏人均GDP已达2.3万美元，远超世界银行界定的高收入地区的门槛标准。进入高收入阶段后，创新能力成为决定江苏未来经济发展的关键。在推进制度型开放的实践中，江苏要聚焦创新能力提升和创新产业发展，构建有利于创新型经济发展的制度环境。《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和《数字经济伙伴关系协定》（DEPA）等高标准经贸协定对知识产权保护、数据跨境流动、政府采购、公平竞争、服务贸易准入和商业人员流动等方面提出了较高的要求，这些规则总体上符合高质量发展的政策取向。
江苏要立足经济高质量发展需要，依托自贸试验区、生物医药全产业链开放试点、服务业扩大开放综合试点等先行先试平台，探索内外创新融合的创新机制，以制度开放激励创新、集聚创新资源、破解核心技术瓶颈。首先要消除人才、资本、技术、数据和知识产权等创新要素双向流动障碍，简化外籍人才来华工作的审批流程，健全科研数据跨境流转机制，完善技术交易配套机制，推进资质标准互认，扩大科技创新投融资通道，扩大电信、金融、医疗和教育等服务业的开放。其次，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对标CPTPP，在自贸试验区率先探索驰名商标跨类强保护规则、地理标志透明度规则和药品专利链接制度的可行性，从权利注册、实体保护、跨境边境管控、民事刑事追责等方面提供全链条的服务。最后，构建安全数字共享和联合创新的机制。加强信息技术的应用，搭建国际贸易单一窗口数据互通系统，推进数字化通关、线上物流数据共享。开放数据治理应用场景，鼓励外资研究机构与国内研究部门共建创新联合体，允许外资科研机构和企业设立研发中心和参与重大科技攻关。
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必须统筹扩大开放与国家安全的关系。国家安全是高水平对外开放可持续推进的前提。江苏在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的过程中，应加强各项开放政策效益和风险的研判，通过试验区平台的压力测试，检验政策的效应，探索风险防控的监管制度。通过加大关键技术攻关、服务和融入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推进“一带一路”建设、扩大内需、促进进口、拓展企业国际化经营方式、提高风险预警和监管能力，不断提升经济的抗风险能力和管理的抗风险水平，筑牢更高水平开放的根基。
（作者为江苏省外国经济学说研究会会长，江苏省新时代自贸研究院理事长，南京大学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