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16日出版的《求是》杂志发表了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做强做优做大实体经济》，文章摘录了习近平总书记从2016年12月至2025年12月期间有关做强做优做大实体经济的重要论述。文章强调，“实体经济是一国经济的立身之本，是财富创造的根本源泉，是国家强盛的重要支柱。”这一重要论断，既是对国内外经济发展规律的深刻总结，也是对构筑中国式现代化强大物质技术基础的科学指引，在当前外部环境不确定性显著增加、国内“十五五”规划开局的关键时期，具有极强的现实针对性和长远指导意义。
实体经济是经济发展的根基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不论经济发展到什么时候，实体经济都是我国经济发展、我们在国际经济竞争中赢得主动的根基。”实体经济是创造真实商品与服务的经济活动，涵盖农业、制造业、基础设施、实体服务业等领域，是一国经济的立身之本，直接关系粮食安全、能源资源安全、产业链供应链安全，其核心是制造业。
（一）实体经济是中国经济立身之本。新中国成立之初，我国工业基础薄弱，一穷二白。党中央提出“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总方针，依靠发展农业、轻工业、重工业等实体经济门类，建立起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从基础原材料、机械设备制造，到衣食住行各类产品生产，实体经济解决了国民生存、国家自立的根本问题。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抓住全球产业转移机遇，大力发展加工制造、商贸流通等实体经济；外贸出口、产业扩张、就业扩容、财政增收，主要都来源于实体经济。亿万市场主体扎根实体生产制造，推动国民经济持续数十年高速增长，让国家综合国力大幅提升，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改善。2010年，凭借完整的产业链、庞大的生产能力，我国制造业产出占全球比重超越30%，取代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制造大国。进入新时代，开启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新征程，更离不开强大的制造业、发达的现代农业、完善的基础设施。2015年后，中央陆续提出“制造强国、质量强国、航天强国、交通强国、网络强国、数字中国”的发展目标，本质上都是要做强做优做大实体经济。2018年后，面对美国的贸易保护主义和逆全球化冲击，我们坚定不移地走新型工业化道路，把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放到更加突出的位置，推动实体经济不断迈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强创新、锻长板、补短板，持续提升国际竞争力，产业链供应链完整的优势更加彰显，主动运筹国际空间、塑造外部环境的有利因素显著增加。
（二）警惕虚拟经济催生泡沫。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学不了有的国家大搞虚拟经济那一套，而且搞虚拟经济本身就有很大隐患。”虚拟经济是依托实体经济而生，以金融资产、权益凭证为交易对象，主要功能是为实体经济融通资金、分散风险，不直接创造物质财富。虚拟经济脱离实体经济无序扩张，会导致房地产、金融产品等价格非理性飙升，不仅挤压实体经济利润、抑制科技创新、造成资源错配、拉大贫富差距，而且一旦泡沫破灭，会冲击整个国民经济的健康发展。比如日本，二战后制造业迅猛发展，成为世界制造强国之一。但到上世纪80年代，由于日元大幅升值，制造业成本飙升，加上国内土地、劳动力价格暴涨，大量制造企业向外转移产能，本土只保留研发、金融、总部环节。大量工厂外迁后，国内基础零部件、原材料、加工制造环节大量消失，本土产业链残缺；高端制造对外依存度上升，一旦海外供应链中断，本土产业极易陷入被动；制造业是吸纳中等收入就业的主力，本土工厂大量消失，优质制造业岗位减少，服务业低端化。居民收入增长停滞，消费能力下降，国内有效需求不足，反过来又进一步压制本土实体产业发展，形成恶性循环。同时，大量资本涌入房地产、金融投机等领域，经济重心偏向虚拟经济，催生严重资产泡沫。上世纪90年代初泡沫破裂，经济陷入长期低迷，被学界称为“失去的三十年”。再看美国，二战后初期，美国制造业达到巅峰期，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GDP）约28.3%，制造业产出占全球近40%，吸纳32%非农就业，钢铁、汽车、家电、通用机械全产业链全球垄断。上世纪80年代随着全球化的加速演进，美国劳动力、土地、能源、环保等成本远高于新兴经济体，普通工业品在美国本土生产不具备价格竞争力，企业为追求更高资本回报率，把劳动密集型、低附加值组装、零部件生产环节转移至劳动力成本更低的地区，本土仅保留研发设计、品牌营销、专利授权等高利润环节。同时，大量资本涌入股市、债市、地产、金融衍生品，如通用电气等老牌工业企业纷纷剥离制造业务，转型金融公司。到2025年，制造业占GDP的比重降至10%左右，在全球制造业增加值的份额从2000年27.6%降至16%左右，制造业就业占总就业比重仅为8%左右。尽管美国至今保留着高端技术、高附加值环节的领先优势，但失去了规模化、全产业链、大众化的制造业霸主地位。在贸易保护主义抬头、逆全球化趋势卷土重来之际，美国日益感受到制造业产业链供应链的缺链断链所导致的经济安全挑战。
要靠实体经济走向未来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国经济是靠实体经济起家的，也要靠实体经济走向未来。”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显著增加，在风高浪急甚至惊涛骇浪的考验面前，最重要的就是各部门协同发力，推动资源要素向实体经济集聚、政策措施向实体经济倾斜、工作力量向实体经济加强，不断做强做优做大实体经济。
（一）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巩固实体经济发展根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是实体经济的根基，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明确指出，“现代化产业体系是中国式现代化的物质技术基础。坚持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保持制造业合理比重，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一是优化提升传统产业。传统产业是国民经济的底盘，是我国完整产业体系的主要组成部分，如矿业、冶金、化工、船舶、建筑等产业，不能简单淘汰关停，要依托科技创新助其优化提升。应以智能制造、数字化转型提高生产效率，以绿色低碳改造淘汰落后产能，以产品高端化、品牌化提高附加值；应加快产业模式和企业组织形态变革，强化标准引领，提升国际化水平。二是培育壮大新兴产业。战略性新兴产业是指以重大技术突破和重大发展需求为基础，对经济社会全局和长远发展具有引领带动作用的先进产业，它们代表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方向，是培育发展新动能、获取未来竞争新优势的关键领域，包括新一代信息技术、生物医药、新能源、低空经济等。应实施产业创新工程，建立“产业出题、科技答题”新机制，支持龙头企业牵头组建创新联合体；应完善产业生态，强化概念验证和中试平台建设，积极培育和开放应用场景，加速科技成果从实验室样品向生产线产品的转化。三是前瞻布局未来产业。未来产业是由前沿技术驱动，当前处于孕育萌发阶段或产业化初期，具有显著战略性、引领性、颠覆性和不确定性的前瞻性新兴产业。它是“明天”的战略性新兴产业，已成为各国角力的核心赛场，是抢占未来科技和产业制高点的关键，如具身智能、量子科技、脑机接口、第六代移动通信技术（6G）等。应探索多元技术路线、典型应用场景、可行商业模式、新型监管规则和风险投资模式等，系统谋划，统筹布局。
（二）加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催生实体经济根本动力。科技创新是推动经济发展的第一动力，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科技创新能够催生新产业、新模式、新动力，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核心要素。”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就是立足我国国情，面向国家重大需求、世界科技前沿，依靠自身力量实现关键核心技术自主可控，形成完整、自主、安全、高效的科技创新体系，实现从跟跑到并跑、领跑的跨越。一是要加强基础研究，大幅提升原始创新能力。原始创新是“从0到1”的底层科学突破，是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源头。应稳步提升财政基础研究经费的投入比重，优化耐心资本长周期投资项目的考核容错机制，引导企业和社会资本投入基础研究。强化科学研究、技术开发原始创新导向，优化有利于原创性、颠覆性创新的环境。完善新型举国体制，突出国家战略需求，采取超常规措施，全链条推动集成电路、工业母机、先进材料等重点领域关键核心技术攻关，破解“卡脖子”难题。二是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可以说，没有产业的科技是空中楼阁，没有科技的产业是低端重复。从世界科技史来看，科技突破到产业应用的“转化周期”呈现指数级缩短的趋势，这种时间差的缩短已成为大国竞争的关键因素。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及时将科技创新成果应用到具体产业和产业链上。为此，我们要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推动创新资源向企业集聚，支持企业牵头组建创新联合体。健全鼓励高校科研院所科研成果转化的激励约束机制，加强概念验证中心、中试验证平台等建设，加大应用场景建设和开放力度，打通基础研究—应用研究—中试—产业化转化通道。
（三）畅通国内大循环，提升实体经济发展韧性。实体经济韧性，是指产业抵御外需萎缩、供应链断裂、外部制裁冲击，实现平稳运行、快速修复、自主增长的能力。畅通国内大循环，就是依托超大规模内需市场，打通生产—分配—流通—消费完整闭环，以内生需求对冲外部风险，把实体经济从高度依赖外需的外向模式，转向内需主导的内生增长模式，从根本上筑牢实体经济安全底盘，提升抗风险、抗波动能力。一是大力提振消费。最终消费是内需的主体，是扩大内需的首要着力点，也是拉动经济增长最稳定、最持久的动力。近些年，因就业形势趋紧、收入增长缓慢、房价明显下跌等因素影响，我国居民消费增速呈不断下降趋势。因此，提振消费必须坚持惠民生与促消费相结合，让居民能消费、敢消费、愿消费。落实就业优先政策，推动产业、财政、金融、投资等政策与就业政策协同联动；实施居民增收计划，拓宽城乡居民增收渠道，提高劳动收入在初次分配中的比例，增加财产性收入；完善社会保障制度，健全多层次养老和医疗保障体系，增加普惠教育、义务教育资源，降低家庭教育支出压力，完善低保、失业救助，稳定民生预期；优化产品与服务供给，以新供给创造新需求。二是扩大有效投资。投资是扩大内需的关键抓手和增长加速器，对支撑国家战略、优化供给结构、满足民生需求具有决定性作用，主要包括基础设施投资、制造业投资和房地产投资。近些年，我国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速连续多年下滑，特别是房地产投资持续负增长。为此，应加快构建有效投资内生增长机制，保持投资合理增长，提高投资综合效益。要提高政府投资效益，激发民间投资活力；要优化投资结构，加大产业投资，补齐民生与安全短板，推动绿色低碳投资。三是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没有流通堵点的大市场是国内大循环的基本保障。市场越大，分工越深，有利于鼓励竞争、鼓励创新，有利于优化资源配置、降低成本。当前，在全球市场萎缩且不确定性大幅增加、国内市场潜力迸发且产业链供应链的自主性和韧性日益重要的背景下，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已是当务之急。我们应吸取日本、美国等产业空心化的教训，不能因国内成本上升或附加值降低等，就放弃一般制造业。要统一市场基础制度规则，破除地方保护和市场分割；统一市场监管执法，强化反垄断和反不正当竞争执法司法；健全一体衔接的流通规则和标准，降低全社会物流成本；完善产业在国内梯度有序转移的协作机制，推动转出地和承接地利益共享。
（四）深化经济体制改革，激发实体经济内生动力。内因是事物发展的内在逻辑，改革直接作用于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解决束缚生产力的制度性堵点，从根本上调动经济主体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当前部分制造业面临成本高、融资难、市场分割、创新转化不畅等体制性堵点，必须以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设为抓手，全面破除制度壁垒，让实体经济依靠经营主体自主创新、产业循环畅通、要素高效配置实现自主增长。一是深化所有制改革，充分激活各类市场主体活力。推进国企改革深化提升行动，优化国有经济布局，推动国有资本向先进制造、高端装备、产业链关键环节集中，减少一般性竞争领域低效投资；完善现代企业制度，健全市场化经营考核，倒逼国企加大技改与产业创新，发挥产业链“链主”稳链强链作用。依法保护民营经济发展壮大，落地民营经济促进法配套制度，健全民营企业产权和企业家权益司法保护机制；大力培育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单项冠军，夯实产业微观基础；推动国企民企产业链协同合作，组建产业联合体，促进大中小企业融通发展。二是深化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降低实体经营成本。建立健全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盘活用好低效用地、闲置房产、存量基础设施；建立健全流动顺畅的劳动力市场，破除户籍壁垒，促进产业工人自由流动；建立健全功能完善的资本市场，做好金融“五篇大文章”，为实体创新提供长期耐心资本；推进数据要素市场化，赋能智能制造、数字化转型，为产业升级增添新要素动能。
（五）坚持高水平对外开放，拓宽实体经济发展空间。高水平对外开放的核心在于推动开放从商品和要素流动型，向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制度型开放转变，双向联通内外循环，为实体经济拓展全球市场、集聚高端要素、筑牢产业链安全，在开放合作中做大产业底盘。一是稳步扩大制度型开放，打通实体经济准入壁垒。持续缩减外资准入负面清单，对制造业外资准入限制全面清零；用好自贸试验区、服务业开放综合试点等开放平台，形成跨境数据流动、知识产权保护、绿色贸易等制度创新成果；统一内外资企业公平竞争制度，推动全国统一大市场与国际市场规则接轨。二是推动外贸高质量发展，提升实体经济国际竞争力。优化货物贸易结构，继续推动外贸从劳动密集型向技术密集型产品升级；培育外贸新业态，大力发展跨境电商、海外仓等；创新服务贸易和数字贸易，提升服务贸易标准化水平，有序扩大数字领域开放。三是拓展双向投资合作空间，为实体经济强链补链。擦亮“投资中国”品牌，引导外资重点投向先进制造、战略性新兴产业、绿色低碳产业；稳步有序“走出去”，引导新能源、工程机械等成熟技术开展国际产能合作。四是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强化实体经济多元化市场格局。降低对单一发达经济体的依赖，通过深化基础设施、规则标准、贸易、资金、民心五大领域的互联互通，不断推进与东盟、拉美、中东等新兴市场合作共赢新局面。
（作者为经济学博士，北京市委党校二级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