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重冲击下的全球经济新秩序
编者按
2026年以来，人工智能（885728）进入大规模商业化扩张阶段，以大模型、机器人、智能制造为代表的新一轮技术革命正在重塑全球产业体系；美国科技股持续高估值、全球流动性重新宽松背景下，金融市场泡沫风险不断累积；俄乌冲突、中东局势、印太战略竞争等地缘政治因素持续发酵，世界经济正在经历一场前所未有的“三重冲击”。
技术革命改变增长逻辑，金融泡沫放大市场风险，地缘竞争重塑全球秩序。三股力量相互交织，既孕育新机遇，也积聚新风险。全球经济将如何演进？中国经济时报邀请国内知名专家，从宏观经济、国际政治经济学、金融安全、人工智能（885728）和产业发展等多个维度，系统解析全球经济新变局，研判世界经济未来走势，为推动中国高质量发展提供理论支撑和政策思考。
核心观点：
三重冲击既给中国带来了外部环境显著恶化、发展的不确定性大幅上升的严峻挑战，同时客观上为中国打开了一个难得的战略调整窗口。从更长的历史周期（883436）来看，每一次全球经济秩序的大调整均是新兴国家实现跨越式发展的历史窗口期。在危机中发现机会、在变局中开辟新局，是中国实现发展跃迁的关键。
■史本叶杨馥嘉
2026年的世界经济正站在历史性转折点上。人工智能（885728）开始走向大规模商业化应用阶段，正在重塑全球生产函数；美国科技股泡沫化倾向与市场流动性宽松叠加，金融风险敞口持续扩大；俄乌冲突未解、中东地缘博弈升级、印太战略竞争深化，大国战略竞争逻辑持续侵蚀全球化基础。技术革命、金融泡沫、地缘冲突同步发生、相互强化，构成了当前世界经济面临的三重冲击。
这一历史性变局对中国而言，既是严峻挑战，更是战略机遇。中国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最大货物贸易国、最具潜力的消费（883434）市场和工业（600528）枢纽，不是这场变局的被动承受者，而是塑造未来新秩序的关键参与者。三重冲击既给中国带来了外部环境显著恶化、发展的不确定性大幅上升的严峻挑战，同时客观上为中国打开了一个难得的战略调整窗口。从更长的历史周期（883436）来看，每一次全球经济秩序的大调整均是新兴国家实现跨越式发展的历史窗口期。19世纪末德国在第二次工业（600528）革命中崛起，二战后日本在美国技术溢出下实现追赶，亚洲四小龙在冷战格局中完成工业（600528）化转型。在危机中发现机会、在变局中开辟新局，是中国实现发展跃迁的关键。
2026年的中国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关键节点。一方面，美国对华科技遏制、金融脱钩、供应链重组形成系统性围堵态势；另一方面，中国拥有世界上最完整的工业（600528）体系、全球最大的统一市场、最强的基础设施支撑、充足的储蓄率保障和先进的数字技术应用场景。对于中国而言，如何在窗口期内，处理好安全与发展的双重逻辑，从资本、产业、货币、科技及制度等维度进行系统性战略优化，是实现大国崛起的关键历史抉择。
资本流向：从规模依赖转向结构重塑与安全屏障
在三重冲击下，全球资本流动的底层逻辑已从早期的效率驱动和要素套利转变为安全主导和技术控制。地缘冲突的“武器化”使用使得跨国资本在配置资产时，将国别政治风险、制度排他性以及供应链的物理空间可控性置于投资内部收益率之上。这一变化直接导致了友岸外包和本土回流趋势的兴起，使全球直接投资呈现出明显的板块化与碎片化特征。长期以来，中国在吸收外资和资本配置上面临着结构性问题。在外资引入方面，偏向劳动密集型和出口组装型的传统外商直接投资红利随着国内人口红利转型而逐步减退，而高技术制造业和先进服务业的外资引入受到美西方“小院高墙”式金融围堵的压制。在对外投资方面，我国大量资本主要靠国有资本在基础设施和资源领域的铺垫，民营资本在海外新兴技术、关键应用场景的渗透不足。此外，国内资本市场发育不够完全，缺乏能自主支撑颠覆性技术研发的本土耐心资本，可能在外资流动性波动时面临被动接受估值调整的风险。面对资本流向的全球变局，中国的战略抉择应聚焦于在保护资本安全的前提下，深度调结构、增韧性。
第一，精准引导高质量外资。对于半导体设备（884229）、核心工业（600528）软件、高端精密仪器等“卡脖子”行业，通过放宽准入股比、提供长期研发税收抵免等便利化制度供给，支持跨国企业在中国设立高水平研发中心。将外资利益与我国的工程师红利及本土应用场景深度联结，形成共生研发网络，提高西方对华技术脱钩的实际经济成本。
第二，优化对外投资布局。重点加大在东盟、中亚、中东等地区的实体产业和数字基础设施投资。鼓励国内新能源（850101）、智能硬件、现代农业等优势领域的民营企业集群式出海，在输出产品的同时，输出技术标准和产业链生态。在此过程中，建立健全对外投资的国家级政治风险保障体系，鼓励开发多样化的地缘风险出口信用保险，为出海资本提供制度保障。
第三，培育本土耐心资本，完善跨境资本流动的逆周期（883436）治理。强化国内金融市场的深度建设，引导社保基金、保险资金、国有资本等长期资金投向基础科学与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早期研发。同时，在稳步扩大金融市场制度型开放的同时，坚守国家金融安全底线。完善以宏观审慎政策为主导的跨境资本流动监测机制，防止短期投机性资本对本国汇率和资产价格造成输入性冲击，确保金融体系在外部泡沫波动时具有自我稳定能力。
产业升级：构建基于自主安全与非对称优势的全球价值链
在三重冲击中，技术革命改变全球产业的生产函数，而地缘博弈则在切割全球产业的网络结构，在此背景下，中国需要在技术前沿上快速跟进，同时在供应链重构过程中提升自身防断供、防技术武器化攻击的韧性。过去较长一段时间内，中国在全球价值链分工中扮演“世界工厂”角色，随着中国在全球价值链分工中地位的提升，逐渐向中高端攀升，但仍然面临多重挤压，一方面是美国及其盟友在关键原材料、高端半导体（881121）芯片及精密制造设备上对我国实施的限制，另一方面是中低端制造产业受要素价格上涨和外部地缘政治引导，向东南亚、南亚等地分流。中国必须抓住这一窗口期，推动制造业由规模扩张向价值链附加值跃迁和非对称优势构建演进。
第一，纵向攻坚与横向拓宽相结合，提升价值链韧性。
推行产业链“链长制”的实质化运作，找准断点卡点，统筹财政资金、政府采购、首台套保险等政策工具向链主企业和专精特新（885929）企业倾斜，引导形成大企业与中小企业共生融通的产业生态。联合重点科研院所与行业龙头企业，对半导体（881121）、集成电路、工业母机（885930）、航空航天等关系到产业安全的核心环节进行清单化攻关。在关键材料和矿产的加工冶炼这一我国占据既有优势的领域，应进一步提升加工工艺和环保水平，形成技术和产能上的非对称制衡力量，以加强战略性筹码。
第二，以数智化转型推动传统产业重塑。借助新一轮工业（600528）机器人、大模型应用浪潮，推动传统制造企业的智能化改造。制定并推广符合中国制造业中低档企业实际水平的数字转型模块，依托工业互联网（885783）平台实现柔性生产和定制化制造，以技术效率的提升对冲要素成本的上升。同时，鼓励汽车、家电、光伏等竞争优势产业加快构建全球性标准体系，主导产业演进方向。
第三，优化产业空间布局，构建国内梯度承接与腹地闭环。通过税收统筹和对口协作，推动深圳、上海等东部沿海的成熟加工制造环节有序向我国中西部地区、东北老工业（600528）基地转移。这不仅有利于开发中西部和东北的纵深市场和资源潜力，更能利用国内梯度差异构筑更安全的产业后方，确保国民经济在面临地缘冲击时具备强大的内循环抗压能力。
人民币国际化：构建多极化国际货币体系中的“安全避风港”
在三重冲击中，美元信用随着美国债务总量的无节制扩张和利率波动的任意性而不断遭到侵蚀，大多数国家对建立独立、安全、稳定的多元货币结算及储备体系的需求，正处于历史高位。然而，人民币国际化进程的推进正面临着“蒙代尔三角”的内在约束与外部制裁的阻击。一方面，人民币在国际贸易中的计价比例、在国际支付体系中的结算份额以及在全球外汇储备中的配置比例，与中国对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度、贸易规模依然不匹配；另一方面，离岸人民币市场深度有限，回流机制不够畅通，使得境外持有者面临流动性和资产配置选择的局限；此外，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CIPS)在覆盖广度及对极端封锁的抵抗能力上，仍需进一步巩固。在这个战略窗口期，人民币国际化应坚持由易到难、虚实结合、安全至上的底线思维，务实推进。
第一，深化大宗商品和双边贸易的硬结算锚定。优先扩大与我国具有互补性贸易关系的资源国、新兴市场的本币结算范围。以能源（850101）、铁矿石、农产品（850200）等我国具有庞大进口需求的大宗商品交易为突破口，大力推动人民币作为计价和结算货币的进程。与主要产油国及资源出口国探索本币结算、产能投资、主权债务的多维度闭环金融合作网络，减少对第三方货币信用波动的风险暴露。
第二，高质量建设离岸流动性网络。稳步做大香港、伦敦、新加坡等离岸人民币中心，丰富离岸人民币金融衍生品、主权债和绿色债的发行品类，为境外资金提供充裕的风险管理工具和财富管理载体。同时，拓宽合格境外有限合伙人、人民币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的投资渠道，鼓励境外机构持有人民币资产并参与中国实体经济建设，打通从流出、境外循环到有序回流的良性信贷资本循环。
第三，以数字人民币及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CIPS)建设为抓手，实施金融基础设施兜底。推进数字人民币在跨境小额零售及特定多边贸易下的应用实验，推进数字本币跨境支付清算的技术标准制定。全力优化CIPS网络架构，提高其系统冗余度和全球报文交互的自主性，做好防范金融极端断网事件的系统性预案，确保在严苛的国际制裁压力下，我国国际经贸流转的资金链保持畅通。
科技创新：建立新型举国体制与开放创新生态
纵观人类历次技术革命的更迭规律，谁抓住了科技的主导权，谁就握住了主导国际经济新秩序的船舵。在三重冲击下，西方对华制裁正在从“经贸摩擦”逐步上升为“科技脱钩”。美国构建的技术管制体系，直接对先进芯片、前沿AI模型及生物科技等实施排他性禁令，试图剥夺中国产业升级的技术动力。客观来看，我国科技创新正处于“由量变到质变”的关键节点，但结构性弊端较为凸显：一是基础研究虽然经费总量处于上升阶段，但相比开发应用，基础研究的资源倾斜度与机制包容度仍有较大差距；二是“烟囱式”创新和科研孤岛普遍存在，高校、研究院所、企业之间的创新要素难以实现无障碍流动。破解科技围堵的关键，在于深化机制体制改革。
第一，优化新型举国体制，重组战略性科学力量。将新型举国体制与成熟的市场机制深度结合。发挥国家在重大战略研究方向上的统筹能力，以国家实验室为轴心，整合国内顶尖高校、科研院所以及具有强大场景应用能力的数字龙头企业。聚焦通用AI底层框架、半导体（881121）核心物理材料、精密控制工艺等基础性瓶颈，开展跨学科、跨部门的协同作战。
第二，重塑科学评价体系，引导真解决问题的科研导向。破除陈旧考评体系，针对基础科学与应用开发实施差异化考评，基础科学重在原始创新，给予长期宽容失败的信任期，应用技术开发则重点考察是否在产业一线解决国产化替代问题。
第三，坚持开放创新，加强国际人才吸引。深化与欧洲、亚太以及其他发展中国家学术机构的交流，通过提供稳定科研环境及优渥的生活配套，吸引全球顶尖基础学科研发人才汇聚中国，以包容的、非对抗的科学姿态构建去中心化的全球创新联盟。
制度优势转化：统筹发展与安全的核心动能转换
应对三重冲击的根本底气，深深根植于我国的制度优势之中。西方民主化治理国家往往受制于选举短周期（883436），这导致其产业政策和国家策略呈现显著的波动性与分裂性，难以应对需要长期完成的技术攻关和宏观系统防御。相比之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表现出强大的中长期蓝图规划力、纵向政策贯彻力与横向资源整合力，这正是战胜系统性危机所需的关键制度根基。同时，新时期必须意识到存在的问题，包括一些地方政府在执行国家政策时过度注重宏观指标表现而忽视微观经营主体的活力释放，各要素市场在流动上仍面临地缘保护或市场壁垒的羁绊，行政干预的边界有时模糊不清，这无形中削弱了民营企业等微观主体的安全预期，抑制了内生自主创新的原动力。因此，应加快将制度优势切实转化为促进发展的生产力势能。
第一，构建全国统一大市场（885988），促进要素自由流转。坚定破除阻碍劳动力、土地、资本、科技、数据等要素自由流动的体制壁垒。提高要素流转效率，降低全社会要素组合成本，使我国即便在外部供应链被迫收窄的艰难形势下，仍能依靠广阔的国内大市场完成自我循环与自我纠偏。
第二，建立发展与安全双驱动的法治和政策问责框架。优化行政与执行效能，进一步理顺统筹安全与发展的关系，科学划分职责边界。构建公平、独立、有效的法治化产权保护机制，对国企和民企一视同仁，切实保护民营企业家的个人与涉案财产安全，最大程度稳定微观主体的市场预期，消除资本和民营主体的长期后顾之忧。
第三，稳健推进高水平制度型开放，实现规制与标准输出。稳步推进以服务贸易、知识产权保护（885791）、数字规制等为重点的制度型开放，主动与CPTPP等高标准自由贸易规则对标。基于共建“一带一路（885494）”推动中国在数字支付、新能源（850101）充电兼容标准、特高压（885425）输电、高铁运营等领域的规制和行业标准加快“走出去”，将单纯的商品输出转变为技术、标准与秩序体系的规制输出，提高制度话语权。
(史本叶：吉林大学美国研究所所长、吉林大学经济学院教授；杨馥嘉：长春大学经济学院讲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