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也是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长征途中，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编入中央纵队。工作人员挑着“扁担银行”走过两万五千里，在战火中守护红色政权的金融命脉，也留下了服从党的领导、服务人民、严守信用这一贯穿始终的精神脉络。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面对复杂严峻的国内外形势，金融工作更需要从红色金融的历史实践中汲取智慧，走好中国特色金融发展道路。
红色金融的历史源流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地方性金融机构的建立开启了红色金融的早期探索。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的成立，标志着党领导下的金融事业从分散走向统一。从瑞金初创到长征坚守，再到陕北扎根，红色金融在战火中反复淬炼，逐步形成了一套行之有效的金融实践范式。
（一）长征之前的金融初创。土地革命战争初期，各农村革命根据地先后创办地方性金融机构，在武装割据的艰苦环境中开启红色金融的早期探索。1931年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成立后，金融开始走向统一管理。1932年2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在瑞金正式营业，毛泽民出任首任行长，成为党领导下首个全国性红色政权的中央银行。在巩固中央苏区的过程中，国家银行搭建起制度体系，同步完成了物资储备，为长征途中的金融保障打下基础。初创时期沉淀的物质基础与工作经验，成为长征途中“扁担银行”得以持续运行的重要前提。
（二）长征途中的信用坚守。长征是一场军事上的战略转移，也是一场金融信用的万里行军。1934年10月，国家银行跟随红军主力踏上长征路。行军途中，国家银行的金融实践主要从三个层面展开。
一是建制与职能的调整。长征开始后国家银行编入军委直属纵队，工作人员分散在行军队列中。白天挑着担子赶路，晚上宿营时清点账款核对账册，次日开拔前捆扎妥当继续出发。整个队伍保持了严密的组织性，银行工作人员和运输队员按照红军的组织体系进行管理，金融工作始终没有脱离党的领导。
二是货币信用的维护。长征沿途，国家银行在短暂驻扎时发行苏维埃纸币，用缴获的食盐、粮食和布匹等物资作为币值支撑。撤离前，银行用银圆和物资悉数兑回老百姓手里的苏币，使红色金融的信誉在黔北百姓中口口相传。
三是纪律原则的坚守。战士们每天挑着沉甸甸的金银翻山越岭，没有动过公家一块银圆。银行严格执行发行准备制度，每发行一批纸币必有相应的银圆或物资作为兑付准备，绝不凭空印票子。对沿途百姓的兑换承诺，哪怕是部队次日就要开拔的紧迫情况下，也必须当日结清分文不差。
（三）长征之后的职能拓展。1935年10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随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在经历长征的严峻考验后，国家银行原有14名工作人员仅余8人，但全部金银实物资产均保存完好。同年11月，国家银行与陕甘晋省苏维埃银行合并，改组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西北分行。1937年10月1日西北分行正式更名为陕甘宁边区银行。边区银行沿用了国家银行的会计制度、出纳规程和发行准则。长征途中积累的金融管理经验，也为边区银行各项制度的建立提供了参照。长征途中不让群众蒙受损失的兑付承诺，在陕北转化为面向广大民众的信贷服务。从“扁担银行”到边区银行，红色金融的组织形态与服务方式发生了变化，但金融权力掌握在人民手中、金融服务于人民生活的根本原则始终未变。
赓续红色金融的精神实质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提高政治站位，深刻认识金融工作的政治性、人民性，增强金融报国情怀”。回望长征时期，国家银行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坚持党的领导、服务人民，金融工作的政治性和人民性贯穿于这些实践之中。历史和事实表明，只有坚持和加强党对金融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才能切实发挥金融作为经济血脉的作用，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中贡献金融力量。
（一）传承红色金融之“魂”，坚定金融工作的政治性。坚持党对金融工作的领导，是红色金融百年历程中最核心的历史经验。从瑞金到延安，红色金融的每一步发展都是在党的直接指挥下前行。国家银行成立时重大决策须经苏维埃中央政府批准；长征途中编入中央纵队，按红军组织体系实行军事化管理；边区时期货币发行、金库代理等重大事项均由边区政府和西北局最终决策。党的领导贯穿于红色金融的机构设置、业务运行与纪律约束的各个层面，发挥了方向引领和组织保障的重要作用。马克思曾指出，“货币是一切权力的权力”，在私有制条件下货币具有支配一切的力量。谁掌握了货币发行权，谁就掌握了社会财富的分配权。在革命战争条件下，这种权力只有掌握在无产阶级政党手中，才能确保货币发行服务于群众利益。国家银行统一各根据地分散发行的纸币，将货币权力收归人民政权，正是这一逻辑的实践体现。
进入新时代，金融的体量和复杂程度已远超当年。2026年一季度末，我国金融业机构总资产556.34万亿元，其中银行业机构总资产494.72万亿元。体量越大，风险的外溢效应越强。中央金融工作会议将坚持党中央对金融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置于首位，正是对红色金融历史经验的继承与深化。
赓续红色金融传统，必须把党的领导落到金融治理的每一环。强化金融机构党组织的政治功能，重大决策由党组织集体研究，政策制定与执行服务于国家战略和人民利益。把党的领导贯穿于金融决策、执行、监督全过程，才能确保数百万亿金融资产始终运行在服务人民利益的轨道上。
（二）不忘红色金融之“本”，彰显金融工作的人民性。劳动是全部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恩格斯指出“劳动创造了人本身”，人在改造对象世界的过程中确证了自己的类本质，展现了主体性存在。劳动创造了使用价值，抽象劳动凝结为商品的价值，商品交换催生了作为一般等价物的货币，货币为资本的产生创造了条件。金融活动从商品流通中逐步分离出来，形成了相对独立的运行体系。但无论这一体系如何发展演变，金融终归是人类生产交往关系的物化形式，其本源始终在于人。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民立场是中国共产党的根本政治立场，是马克思主义政党区别于其他政党的显著标志”。红色金融从诞生之日起，就把服务人民写在了自己的旗帜上。在红色金融出现之前，根据地货币发行权长期掌握在地方军阀和私人钱庄手中，普通群众深受高利贷盘剥和劣质货币贬值之苦。国家银行成立后，以有物资支撑的信用制度取代了旧有的金融剥削秩序。长征途中，银行工作人员宁可自己承受物资短缺的压力，也坚持兑现对沿途群众的货币兑换承诺。到达陕北后，边区银行的信贷投放从维护货币信用进一步拓展为直接支持群众的生产和生活。
进入新时代，坚守金融工作的人民性是扎实推进共同富裕的内在要求。2026年二季度末，人民币普惠小微贷款余额38.52万亿元，同比增长8.3%。金融资源持续向实体经济、中小微企业、农业农村和欠发达地区倾斜，金融服务的覆盖面不断拓展。但金融体系规模的扩张也伴随着新的风险。金融背离人民的后果，在西方资本主义金融化模式中已有前车之鉴。20世纪70年代以来，美国金融资本持续膨胀，实体经济萎缩，社会财富向少数金融寡头集中，最终酿成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
中央金融工作会议将“深刻把握金融工作的人民性”作为走好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的重要内容，体现出对当前现实问题的清醒判断。坚守金融工作的人民性，需要在制度设计和政策执行两个层面持续发力。要让金融资源流向中小微企业和农户等最需要支持的环节，让金融产品回归服务生活的本位，让人民群众在金融活动中拥有更充分的知情权和选择权。归根到底，金融权力要为人民所用，金融发展成果要由人民共享。这是红色金融90年来一脉相承的初心，也是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始终有“本”可守的根本所在。
以红色金融精神引领人民金融新实践
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红色金融淬炼的精神品格应当转化为当代金融实践的行动力量。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党领导的金融事业，归根到底要造福人民”。为人民服务是红色金融一以贯之的根本立场，也是新时代金融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只有传承金融文化、弘扬优良作风、汲取风险经验，才能让红色金融的精神财富在新时代金融治理中焕发新的生命力。
（一）传承红色金融文化，筑牢人民至上的价值根基。《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强调“必须增强文化自信，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弘扬革命文化”。红色金融文化在中国共产党领导革命斗争的金融实践中塑造形成，是革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积极培育中国特色金融文化”。人民至上既是红色金融文化的价值原点，也是当代中国金融工作必须筑牢的思想根基。长征途中红色金融积累的实践经验，为中国特色金融文化提供了深厚的精神滋养。
诚实守信是红色金融文化的核心道德根基。长征途中，国家银行曾四次发行临时货币，始终坚持随时十足兑换的原则，即使在行军间隙也设立临时兑换点，确保群众手中的纸币能随时换回银圆。这种做法在沿途群众中建立了持久的信用。诚信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居于核心地位，《左传》称“信，国之宝也，民之所庇也”。红色金融将诚信从个人品德要求转化为金融机构必须遵守的行为准则。人民的金融获得感首先来自对金融机构的基本信任，一旦失信，人民性便无从谈起。培育诚实守信的金融文化，就要继承这种在危难之中也不动摇的信用坚守。
稳健审慎是红色金融文化一以贯之的风险理念。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历来强调居安思危，《易经》讲“君子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乱”，《礼记·中庸》讲“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红色金融在战火中继承了这一传统，将风险意识转化为严格的制度规范。发行准备制度要求每一张纸币必须有相应的银圆或物资作为兑付准备，资产保全纪律确保公共财产在极端环境中分毫不损，账目核查规程让每一笔进出都有据可查。红色金融在制度层面的严谨与审慎，体现的正是对人民利益高度负责的文化自觉。新时代金融文化建设需要继承这种审慎精神，让稳健经营、守住底线成为金融从业者的文化自觉和行为习惯。
以义取利是红色金融文化一以贯之的义利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金融具有功能性和盈利性双重属性”，以义取利就是要求营利服从于功能发挥。长征途中，红军即便在物资极度匮乏的情况下，也严守纪律不拿群众一针一线，必要时借钱借粮必定出具借据、承诺偿还。到达陕北后，边区银行发放的农贷多为低息甚至免息，信用合作社也以低利或无息贷放给贫苦农民。红色金融从诞生之日起就不是以盈利为目的，而是把服务群众、支持革命放在首位。新时代金融文化建设需要继承这种义利观，让金融服务实体经济、增进民生福祉成为行业的基本遵循。
（二）弘扬红色金融作风，践行群众路线的优良传统。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党的作风就是党的形象，关系人心向背，关系党的生死存亡”。优良作风是中国共产党在长期革命实践中形成的宝贵精神财富，也是红色金融事业得以发展壮大的重要保障。长征途中，红色金融工作者每到一地便走访当地集市，了解物产行情和货币流通状况，据此制定适应实际情况的金融政策。在经过少数民族聚居地区时，金融工作者尊重当地风俗习惯，通过走访座谈掌握群众的交易习惯，使苏维埃货币的发行和流通能够切实契合当地经济需求。与此同时，金融工作人员始终保持极其简朴的生活作风，赢得了人民群众的深厚信任。
新时代金融工作践行群众路线，要求金融政策的制定和执行始终立足于基层实际。当前六大国有银行网点总量已接近12万家，覆盖全国372座城市，其中超过六成的网点分布在三四五线城市，社区网点占比高达84%。这些数字说明金融服务的触角正在向基层延伸，但网点覆盖只是第一步，还需要金融工作者走进一线，在与群众的直接接触中了解真实的金融需求。调查研究的质量直接决定金融政策的精准度。数据可以反映总体趋势，但反映不了每一个具体的经营困难和生活场景；模型可以评估宏观风险，但评估不了每一笔贷款背后的信用价值。金融监管部门持续推动干部队伍下沉基层，金融机构不断完善面向基层的服务网络，这些举措正是群众路线在新时代的延续和发展。把基层的真实情况摸清楚，金融政策的精准性才有根基，金融服务的可及性才有保障。
金融服务的覆盖面越广，艰苦奋斗的作风就越不能丢。我国县域银行机构覆盖率已达100%，乡镇覆盖率约98%，基础金融服务“村村通”基本实现。普惠小微授信户数超过6000万户，覆盖约三分之一的经营主体。这意味着越来越多的金融工作者需要扎根基层，在条件相对艰苦的一线岗位上服务群众。红色金融工作者在战火中守护“扁担银行”的奋斗精神，在今天转化为打通金融服务“最后一公里”的日常坚守。金融机构掌握着大量公共资金和信用资源，每一项决策都关系到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越是在基层一线，越需要以严格的制度约束和职业操守来规范行为。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要求金融机构持之以恒加强作风建设，以优良作风保障金融事业健康发展。
（三）汲取红色金融经验，守牢风险防范的制度底线。红色金融在战火中形成的风险防控制度，具有深刻的借鉴意义。1932年颁布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暂行章程》规定，纸币发行须有充足的现金、贵重金属或货物作为准备。发行准备、信贷审批、账目核查三项制度同步建立，形成三道风险防线。1933年，中央苏区出现挤兑风波，毛泽民坚持有多少银圆兑多少票子，同时组织力量从各地调运食盐、布匹等物资投放市场，用实物支撑币值。经过这场风波，国家银行形成了防控金融风险不能只靠银圆储备、还要掌握足够物资的重要认识。
金融是实体经济的血脉，为实体经济服务是金融的天职，也是防范金融风险的重要举措。实物支撑币值的逻辑，说到底就是金融不能脱离实体。市场在金融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但市场的滞后性和信息不对称也会导致资源错配。金融机构追求自身利润最大化的行为，不会自动顾及整个金融体系的风险，但个体行为的叠加，往往就是系统性风险的来源。因此，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决定性作用，需要同步建立完善的金融信息监测、统计和共享机制，构建客观的金融信用评判标准体系，使价格信号真正反映实体经济的真实需求。
政府在金融资源配置中的积极作用同样不可或缺。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政府的职责和作用主要是保持宏观经济稳定，加强和优化公共服务，保障公平竞争，加强市场监管，维护市场秩序，推动可持续发展，促进共同富裕，弥补市场失灵”。当前，某些重点领域风险仍需有序化解，非法金融活动仍时有发生，单纯依靠市场力量难以应对。这就需要在坚持市场化法治化方向的前提下，发挥政府维护金融稳定的兜底作用。“有形的手”与“无形的手”协调配合，才能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
（作者刘勇为武汉科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院长，政治经济学研究所所长，教授，博士生导师；张瑞祺为武汉科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硕士研究生。本文为作者个人观点，不代表所在单位意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