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破扩大内需的认知困境

2026-08-28 15:42:14
作者:张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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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财摘要

1、余永定教授的《增长是硬道理》一书,强调通过总需求管理政策让已经有的经济增长能力充分释放出来,尤其是通过政府公共投资扩大有效需求,而不是仅仅依靠消费来扩大内需。 2、文章指出,扩大投资和扩大消费并不矛盾,企业盈利提升,投资增加,就业和收入增加,消费也会增加。提高消费并不等于提高消费率。 3、余永定教授认为,在当前需求不足的背景下,增加公共投资不仅能扩大内需和增加就业,也将支撑未来消费升级和产业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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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余永定教授的《增长是硬道理》有感

《增长是硬道理》讲的不是如何通过市场化改革、技术进步和产业升级推动中长期的经济增长,而是如何通过总需求管理政策让已经有的经济增长能力充分释放出来。投资是因,消费(883434)是果。与其瞄准消费(883434),不如用投资启动消费(883434)。扩大内需的思路是逆周期(883436)财政和货币政策,尤其是通过政府公共投资扩大有效需求。

■张斌

余永定教授的《增长是硬道理》一书,讲的不是如何通过市场化改革、技术进步和产业升级推动中长期的经济增长,而是如何通过总需求管理政策让已经有的经济增长能力充分释放出来。

不要小看需求管理政策。技术和产业搞得不好,会让经济“饿死”。总需求管理搞得不好,会让经济“憋死”。20世纪二三十年代,电气化、汽车等第二次工业(600528)革命成果快速扩散,技术进步和产业升级势头迅猛,而恰恰是这个时期的需求管理政策出现严重错误,经济非但没有增长反而陷入大萧条,经济一落千丈,广大民众生活苦不堪言。还有20世纪90年代初的日本,很多领域的技术和产业发展在全球遥遥领先,但是此后的20年,日本经济一蹶不振。日本经济长期在衰退边缘徘徊,这背后的主要原因也是需求管理政策连续失误。

明明具备了快速提升的技术和产业能力,硬生生被需求不足拖垮经济,实在是莫大的遗憾。遗憾的背后,是身陷需求不足的认知困境,是需求管理政策做得不到位。凯恩斯说,大萧条是因为惊人的愚蠢。弗里德曼和伯南克承认,大萧条主要错在货币。日本在20世纪90年代后期就有了应对需求不足的方案,但一直被日本央行的决策者和学术界反对,直到2013年安倍上台以后这些方案才被重新拿出来用,日本经济才快速回归充分就业,资产价格大幅回升,告别了失去的30年。

对需求不足的认识,很容易陷入认知困境。有善意的、充满诱惑的收入分配和社会福利政策动人心扉。有虔诚的、中长期获益的市场化改革政策鼓舞人心。冷冰冰的、抽象的逆周期(883436)政策往往成为被怀疑的对象:管不管用;有没有解决根本问题;是不是掩盖矛盾;有多大后遗症等。从过去百年来工业(600528)化国家的经验来看,每当出现需求不足、需要作出政策选择的时候,这些不同角度的认识会毫无意外地跳出来。逆周期(883436)政策的必要性反而容易被遮蔽。

中国正面临需求不足的挑战,也面临如何走出需求不足的认知困境。国内学术界对于扩大内需有广泛共识,但是主要应该通过什么手段扩大内需、多大力度扩大内需有诸多争议。这些争议使得扩大内需的政策制定顾虑重重。

关于中国需求不足的一个非常流行的叙事是:中国面临需求不足,总需求当中消费(883434)占比偏低而投资占比偏高,因此扩大内需主要应该扩大消费(883434)。如何扩大消费(883434)呢?收入分配改革和社会福利政策被寄予厚望。这样就形成了扩大内需的思路:“收入分配改革+社会福利政策”→居民收入更加平等→消费(883434)增长→内需扩张。这个思路不新鲜,百年来一直有众多拥趸,但在主流的宏观经济学教科书里找不到这个扩大内需的思路,在各国扩大需求的政策实践中也鲜有这样的做法。

余永定教授的思路与这个流行叙事显然不同。他选的还是老办法,还是传统的教科书办法。他扩大内需的思路是逆周期(883436)财政和货币政策,尤其是通过政府公共投资扩大有效需求。

这两个思路的争辩,需要洞悉宏观经济传导机制才能辨明。余永定教授在书里面有详细论述,这里不赘述。总体而言,在余永定教授看来,投资是因,消费(883434)是果。与其直接瞄准消费(883434),不如用投资启动消费(883434)。这里补充一些证据。一是扩大投资和扩大消费(883434)并不矛盾。从历史上看,消费(883434)和投资不是此消彼长,而是你涨我也涨、你跌我也跌。一般情况下的逻辑是:企业盈利提升,投资增加,就业和收入增加,消费(883434)增加。二是提高消费(883434)并不等于提高消费(883434)率。在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之前的几年,是中国消费(883434)增长最快的时候,这恰恰是消费(883434)率下降最快的时期。2011年以后,中国消费(883434)率持续稳定上升,直至公共卫生事件被打断。公共卫生事件后,消费(883434)率重新回归增长轨道的趋势当中。

扩大政府公共投资,离不开政府债务增长。这方面的争议也很多。余永定教授的书中有专门章节回应这个问题。中国经济能有今天的成绩,一个重要的支撑就是良好的公共基础设施建设和快速推进的城市化进程,有了这些公共设施和服务,人、财、物才能更好地流动和集聚,市场才能更好地发挥作用。中国政府大量举债用于公共基础设施建设,这个过程中有瑕疵和需要改进的地方,但总的来看,钱还是用对了地方。时至今日,中国的公共基础设施有了不错的骨架,但还远没有到画上句号的时候。城市里面大量的危旧房改造、地下管网(885692)、服务于民生的公益类基础设施以及存量基础设施维护等还需要大量公共投资。在当前需求不足的背景下,在这些领域增加投资,不仅能扩大内需和增加就业,也将支撑未来消费(883434)升级和产业升级。在看到由此引发的公共债务增长的同时,还应该看到由此带来的全社会收入、社会财富、就业以及企业现金流和盈利的改善。在没有通胀压力的情况下,政府举债把各种资源充分调动起来,把今天经济搞得更好,对明天也是更好的保障,绝不是寅吃卯粮。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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