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海楠
8月25日，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第二十六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新闻发布会。商务部副部长兼国际贸易谈判副代表凌激在发布会上将跨国公司对华投资新趋势概括为“三个转变”：从“注重成本”向“注重价值”转变；从“填补空白”向“锻造实力”转变；从“独立运营”向“协同发展”转变。
“三个转变”被视为外资在华战略的系统性升级。如何理解这一轮转变的深层动因？引资竞争的核心优势正在发生怎样的迁移？中外产业链融合的亮点何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国家全球战略智库研究员潘圆圆在接受中国经济时报记者专访时表示，2004年到2021年，外商对华直接投资收益率为9.44%到10.5%，远高于3%到5%的全球普遍水平。她指出，“三个转变”本质上是数据可支撑的双向受益；未来中国引资核心优势将从“高收益”转向“高确定性”，收益交给市场、确定性交给制度。
“三个转变”本质是双向受益
中国经济时报：在您看来，“三个转变”的核心动因是什么？
潘圆圆：中国市场本身的成熟是最大的转变因素。改革开放初期，中国经济体量不大，本土企业在多数环节并不具备普遍优势；今天，各行业都涌现出富有竞争力甚至拥有主导话语权的龙头企业，市场竞争激烈程度大幅提升。
外资企业已无法再像上世纪八九十年代那样，凭借已有技术优势轻松获得高额回报。中国市场的成熟既是推动这一转变的根本动因，也重塑了外资在华的竞争法则——从凭借技术代差轻松获利，转向依靠真实竞争力赢得市场。
中国经济时报：如何看待外资在华收益与中国自身发展之间的关系？
潘圆圆：在商言商，外资的决策始终围绕收益。根据研究测算，2004年至2021年外商对华直接投资收益率在9.44%至10.5%，而全球直接投资的普遍收益率仅为3%至5%。若回溯至上世纪90年代，根据商会调研和企业反馈，外资在华年收益率普遍在20%左右，部分高达30%。当前，收益率虽有所回落，仍在百分之十几，远高于全球平均水平。
与此同时，中国也从合作中切实获益。外资在就业、税收、进出口和工业（600528）增加值中占比突出，出口占比最高时曾达60%，目前约为30%。我们向外资支付了较高的资金成本，但中国经济和制造业自身同样实现了快速发展。所以“三个转变”本质上不是单方面的宣传口号，而是数据可以支撑的双向受益。
告别成本引资，价值生态赋能外企升级
中国经济时报：外商投资逻辑逐步从“拼成本”转向“拼价值”，更加看重产业生态与市场场景。这是否代表地方引资的竞争重心已经发生转移？未来区域引资竞争的核心优势在哪里？
潘圆圆：首先需要厘清一个认识：传统招商引资模式中的税收减免、财政补贴从来不是吸引外资的核心因素，只是锦上添花的加分项。任何企业做投资决策，前提都是对目标市场的盈利有信心。不会有企业因为某地有补贴却赚不到钱还去投资。企业去越南，主要看中的也不是优惠政策，而是对美出口约20%的关税差异以及综合成本账。
但近两年情况在变化。我们调研发现，越南工业（600528）园区的土地和用工成本上涨很快，已不比中国部分工业（600528）园区低多少。近两三年，一些此前赴东南亚投资的企业出现回流，原因正在于中国的产业链配套、应用场景和产业生态是其他国家难以比拟的。
从区域竞争看，中国的优势恰恰在于多样性和丰富性。东部与中西部需求有差异，同一类产品内部也有多层次需求，而且每个层次的需求量都不小。大企业和中小企业诉求不同，不同时期进入的企业诉求也不同。消费（883434）类企业既有高端客户，也有下沉三、四线城市的空间；制造业企业有的做高端研发，有的扩大量产规模。不同类型的外资都能在中国找到匹配空间，所谓“拼价值”，拼的正是这种生态承载力和场景丰富度。
中国经济时报：该如何准确理解越来越多跨国公司把中国作为提升其全球竞争力的“训练场”或“健身房”这一定位？这种市场效应，给中外产业互动带来哪些启示？
潘圆圆：这个定位不是政策规划出来的，而是企业每天在市场竞争中自然形成的结果。
中国市场有两个压倒性优势。一是体量规模，没有体量，其他都无从谈起。二是需求分层，我们常说的“小众赛道”，需求量可能相当于其他国家一个国家的整体消费（883434）规模。这意味着企业在中国必须面对最充分的竞争：消费（883434）者挑剔、迭代速度快、供应链响应要求高。能在这样的市场中胜出，其能力自然可以反哺全球市场。
在行业特征上，新能源汽车（885431）最为典型。外资企业早期进入中国时充当了“鲇鱼”，起到了触发和催化作用，但后续大量的研发投入、行业培育和弯道超车，是中国企业自主完成的。中国企业的技术有两个鲜明特点：一是非常落地，紧贴应用场景；二是高度分散，不是一两家企业长期垄断红利，而是不断有新挑战者涌现。这种竞争生态本身就是最好的“健身房”。
需要指出的是，外资企业早期转移到中国的往往并非其最先进的技术。企业为保持垄断利润，不会轻易分享独门绝技和核心知识产权，这是商业逻辑使然。也正因如此，中国企业坚持自主研发的意义怎么强调都不为过。
提升投资确定性：政府稳外资的发力方向
中国经济时报：当前，中外产业链融合有哪些突出亮点？在产业协同推进过程中，我们需要直面哪些现实课题？下一步稳外资、优化外资结构应重点突破哪些环节？
潘圆圆：亮点在于数字化、绿色化领域的协同正在加深。以上海特斯拉（TSLA）工厂为例，其本土化率甚至高于不少国产车企，外资与中国本土产业生态已深度绑定。在新能源汽车（885431）领域，欧洲车企投资中国企业的案例增多，说明外资希望将中国市场已有的技术和生态利用起来，同时实现自身发展。
在产业协同推进过程中，也面临两方面现实课题。一是部门协同和服务业开放仍有提升空间，这是各界讨论较多的。二是技术共享和知识产权界定尚未形成明确统一规则。以外企投资中国先进技术企业为例，技术如何使用、所有权如何界定、利润如何分配，政府部门仍在观察跟进中。这与中国技术迭代快有关系，监管和政策的更新速度天然慢于市场，这需要一个过程。
至于稳外资的重点方向，要从收益和风险两个维度看。收益由市场决定，考验的是企业的努力，不是政府单方面能左右的；政府真正能发力的是降低不确定性、提升投资环境的确定性。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外资在华获得20%至30%的高收益率，但当时营商环境的确定性不如今天；现在收益率回落到百分之十几，但制度的稳定性、透明度和可预期性大幅提升。
未来中国吸引外资的核心优势，将从“高收益”转向“高确定性”。这包括持续扩大市场准入，在制造业准入限制清零后继续推进服务业开放；保持政策、法律、规则的明确和稳定；完善外资企业圆桌会议等沟通机制，依法保护外资企业合法权益。收益交给市场，确定性交给制度，这是双赢局面得以延续的关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