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余浩（华南理工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研究员、广东新质生产力政策研究中心研究员）
7月30日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提出，加快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加强对基础研究的长期稳定支持，深入实施“人工智能（885728）+”行动，发展智能经济新形态，完善人工智能（885728）治理体系。积极推动前沿技术突破和未来产业发展，着力打造新兴支柱产业，持续推动传统产业改造升级。
近年来，中央多次会议强调，要突出科技创新供给和产业需求牵引，推动产学研融通创新，打通科技加速向现实生产力转化的通道。党中央的系统阐述，为中国全面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指明了方向。
大量经验研究证实，中国企业之所以能在新能源（850101）车等产业领域取得重大发展，很大程度上依靠的是企业在正式科研体系之外学习、借鉴先进国家经验，进而通过“技术与市场的价值共创”完成飞跃。但是，在当前的发展形势下，诸多产业和企业面对的都是无既成经验可以遵循的“无人区”领域，此时仅靠企业家基于务实精神来追赶、借鉴发达国家先进技术，已经不足以实现相对可持续的增长。尤其关键的问题还在于，对于人工智能（885728）等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代表性先进技术来说，前沿技术的发展具有极强的路径依赖和生态锁定效应，先发者掌控产业和技术发展主导权，导致后发者面临突破既有生态的巨大挑战。
中央部署“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正是要求通过变革线性创新政策模式去打通科研系统与生产系统，激励各类创新资源和人才流动，使其围绕作为创新主体的企业，共同在“无人区”中开展探索。
所谓线性创新政策模式，指的是在政策上确立了“大学负责基础研究，企业负责应用研究”这样的分工。实际上，由于后发国家的企业在起步之初往往缺少科研能力，承担科研领域“赶超”任务的通常就是大学和科研院所等机构。但是，“科研活动”的复杂性表明了在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之间进行明确区分缺乏合理性。科学研究文献已经指出：过于僵化地将具体科研活动归类为基础研究或者应用研究，有可能忽略这些研究活动的跨类别性和互促性。
当前，需要考虑的是，能否一方面应用科学原理来解决产业发展中的实践问题，另一方面在解决实践问题的过程中，反过来提炼科学问题，推进科学知识创新？基于这一考虑，不能满足于就现有的各领域、各系统的不同评价机制和管理体制来谈论“揭榜挂帅”、应用场景开放、成果转化等政策主张，而是必须打通科研系统与生产系统，推动各类科研资源和人才流动，共同深入到企业的市场生存需求中去看待知识创新难题。
在中国近年的产业发展实践中，已经出现了企业作为创新主体的有益探索，需要得到体制机制变革的进一步支持。例如，一家从事芯片研发和生产的省级实验室，根据对于国内外半导体（881121）产业发展状况的判断（海外科技巨头已垄断了标准化的先进芯片产品市场和半导体（881121）产业生态，而国内随着人工智能（885728）模型崛起而爆发的多样性芯片需求还未能得到有效满足），选择聚焦先进封装（886009）关键领域的研发和商用化。就技术路线选择而言，“先进封装（886009）”作为以小型化、高集成度为特征的另一条技术路线，这家实验室能够通过基于用户需求的创新来生产出标准化、大批量产品的生产厂家不愿生产的定制化产品，获得了长足发展。
这个案例值得持续关注的要点在于，实验室的产业化和科研探索活动是真正在市场机制下进行的，无论是解决能产生市场价值的产业发展问题，还是提炼能促进科研探索的科学问题，都是为实验室及其产业基地的市场生存本身服务。在市场生存需求下推进的科研课题，必定是企业愿意以真金白银去邀请各类不同的创新活动参与者开展集体攻关的问题，这些问题是本土性的、面向产业发展的，但也具有一定的共性，甚至涉及科学原理层面。
上述探索蕴含两个层面的理论意义：第一，展现了中国创新活动多元且动态的运作形态。中国具体的创新形态可以是多元的，且仍处在动态变化中，其中包含着国家支持企业作为主体来构建创新网络、突破科研体系与生产体系之间壁垒的可能性；第二，表明即使在海外巨头垄断的生态下，作为后发者仍然有可能寻找到发展的空间。在目前英伟达（NVDA）等少数巨头对半导体（881121）前沿技术垄断的情况下，该实验室的经验说明了人工智能（885728）的大爆发能够激发更多具有个性化、多样性的芯片需求，企业在这个新兴市场中找到细分的领域，然后通过产业化研究与基础科研两端同步推进，极有可能获取生存空间，并且进一步拓展自身的研发能力和生产能力。
总而言之，中央部署的创新驱动发展战略，需要通过变革线性创新政策模式来落实。在具体政策措施上，应当以更加系统的视角看待科研活动、产业发展中复杂的非线性创新特性，将支持范围扩展到创新链、产业链上的多个环节，围绕企业家和产业界的需求配置资源，形成对于企业作为创新主体的全面支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