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世界知识产权组织(WIPO)发布的2026年全球创新指数（399100）(GII)世界百强创新集群榜单显示，杭州位列全球第13位。这是杭州连续两年稳居全球前13梯队，也是连续五年位列前十五，在中国入榜的城市中以单个城市位居第四。看到这个消息，我为自己居住的城市感到自豪，也浮想联翩。
最近，我又重读了美国记者埃里克.韦纳的《天才地理学》。说起来，我与这本书颇有渊源。2015年，我率团访问美国硅谷时，曾发问“为何是硅谷”，在场的一位华裔女性向我推荐了这本尚无中文译本的书。回国后，我读了同事的翻译稿便爱不释手，因为它不仅回答了我的疑问，更增强了我对杭州和浙江科技创新的信心。此后，我在各种场合和文章中都会推荐此书。2016年中信出版（300788）社推出中译本后，该书一直位列畅销榜。韦纳在书中将杭州与雅典、佛罗伦萨、爱丁堡、硅谷并列为世界历史上的七个“天才集群”城市，并在雅典之后，以“天才不稀奇”为题专章介绍杭州。此前，马可.波罗的游记赞美过杭州，而韦纳或许是马可.波罗之后对杭州情有独钟且影响最大的作家。
韦纳写的是宋代的杭州，也写到了今天的杭州。为撰写此书，他在杭州南山路上的桔子酒店住过一段时间，除了漫步西湖，便是查阅文献，还与马云进行了深入交流。他的判断并非客套，他称宋朝的杭州是“当时世界上最富裕、人口最多、最具创造力的城市”，将苏轼称为“文艺复兴式人物”，将沈括誉为“中国的达.芬奇”并作了详尽描述。去年，在省科普联合会与省广电集团联合出品的大型电视纪录片《沈括》中，为此专门采访了韦纳。韦纳固然欣赏西湖风光，但他认为，宋代杭州的创新活力根源不在安逸，而在商业文明的繁荣与多元文化的碰撞。他清醒地指出，盛产天才的城市往往不是最舒适的天堂，而是“需要大胆的新方式进行改善的地方”。这番话发人深思。
去年年初，“杭州六小龙”横空出世。我应邀写作出版了《有为与有效》一书，此前也写过不少相关文章。在写作过程中，我时常想到韦纳的书，并讲述了我与《天才地理学》结缘的故事，希望将杭州当下的创新实践嵌入一个更长历史周期（883436）的叙事框架中。这不是修辞策略，而是基于一个判断：杭州的创新不是无根之木，它有着可追溯的“天才集群”传统，关键在于如何将传统转化为制度。因此，面对“何为是杭州”的提问，我明确表示：“杭州六小龙”不是偶然，而是多年努力的结果。我提出了观察杭州的“五维密码”——顶层战略的长期主义、浙商精神的滋养、民营经济与数字经济（885976）双轮驱动、政府“店小二”角色的转变，以及“热带雨林式”生态闭环。概括起来就是一句话：创新可能不是被计划的，但一定是被哺育、引导和催生的。我不满足于就事论事地讨论“杭州六小龙”，而是希望将讨论从“杭州为什么突然行了”转向“杭州做对了什么，才使得这种爆发成为可能”。
这几年，针对杭州在WIPO的排名，我也写过一些文章。今天看到新排名，我对杭州历经千年积淀的创新文化（603867）及生态逻辑有了更深感悟。“杭州六小龙”的爆发看似脉冲式，而连续稳居全球第13位，展现的则是系统性、持续性的创新能力。杭州能稳住位次，说明支撑“六小龙”的底层要素——知识产权积累、人才净流入、风投活跃度、政府研发投入等，并非只为几家明星企业服务，而是在更广层面上形成了结构性支撑。截至今年7月，杭州有效发明专利拥有量达23.8万件，连续18年位居全国省会城市第一；每万人高价值发明专利拥有量是全国平均水平的4.35倍。创新强度排名从全球第25位升至第20位，在中国仅次于宁德和北京，这表明杭州的创新产出在人均效能上正逼近全球顶尖水平。一年半前，我在潮新闻发文呼吁杭州乘“杭州六小龙”之势打造“全球创新之都”，并非随口一说。
从历史和现实看，杭州的创新叙事呈现出清晰的结构性张力：历史基因是文化性的，“杭州六小龙”出圈是现象级的，全球排名是指标性的。杭州似乎已走过“被历史选中”的阶段，正经历“被系统支撑”的阶段。下一步，杭州需证明自己能够“被世界需要”——不是靠排名定义的“需要”，而是靠能否持续产生改变世界的创新，并让这种产生成为必然。
排名是一面镜子。在为榜单高兴的同时，也要正视不足。杭州与全球前十的差距，不在应用层，而在基础研究厚度、顶尖人才密度和成果转化效率。《有为与有效》对此作了深入直率的剖析，这也符合公众的普遍感受。在2025年杭州“公述民评”现场，许多问题被摊开在桌面上：通用型人才供给充足，但顶尖大模型人才的吸引力仍与北京、上海存在差距；科技成果转化链条不畅，有科研人员形容这段距离“不是最后一公里，而是十万八千里”；企业需要多元复杂的应用场景进行高频测试，而政府提供的场景“相对来说比较单一”。大家也看到，深圳突出“硬基建”支撑，打通从实验室到生产线的关键梗阻；杭州则聚焦数字产业协同创新，强化场景渗透。这种差异化路径让杭州在应用层形成了全国性影响力，但硬科技的突破往往需要更长期的战略耐心和更厚实的基础研究底座。杭州的创新生态更多由商业需求和人才流动催化而成，而非从一套完整的科研体系中自然生长出来。在成绩面前保持这种清醒值得赞赏，这是杭州之幸。韦纳在书中写道，天才之城往往“毁于其伟大”。杭州的挑战，恰恰是不要毁于“稳居13”的舒适。“全球科创之都”不是靠榜单位次定义的，而是靠一种更朴素的能力：当一座城市不再需要被追问“为什么是杭州”的时候，它才算真正抵达。
杭州有“天才集群”的历史基因，有“生态哺育”的当代自觉，也初步拿到了“系统稳态”的量化验证，但距离真正的“全球科创之都”，还差一次从应用创新到原始创新的能级跃迁。
当前，杭州正在奋力打造“人工智能（885728）创新发展第一城”，这是一个艰巨而值得奋斗的目标。这需要举全市之力，从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融合的现实中找到发力方向和有效举措。如果我们将眼光放到更长历史周期（883436）的创新文化（603867）上，或许能催生和涌现更多历史与文化智慧，使我们的步履既坚定不移，又从容不迫。
如果请韦纳十年之后再来杭州，看看这个“天才不稀奇”的城市，他会说什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