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推动金融高质量发展、建设金融强国，要坚持法治和德治相结合，大力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积极培育中国特色金融文化”。为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在中国人民银行河南省分行、河南省委金融办指导下，大河财立方联合河南日报、河南省金融学会、顶端新闻推出“扁担挑起家国——追寻长征路上的红色金融故事”系列融媒体报道。记者分赴江西、湖南、贵州、四川、河南、陕西等地深入采访，通过一个个鲜活故事，回望红色金融支撑长征胜利的艰辛历程，展现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金融事业心系人民、服务人民的价值底色，探寻新时代金融强国的建设密码。
大河财立方记者裴熔熔孙凯杰文
张小利视频
1932年，赣南群山里，一批“黄酒”和“白酒”被分装在约30副担子里，分段挑往一处半山腰。
这些“酒”没有酒香，“黄酒”是黄金，“白酒”是白银；挑运则由战士接力进行，绝大多数人并不知晓担中的真实物品和最终目的地。
中央红军在漳州战役后筹集到的金银，就这样被藏进丛林深处的秘密金库，撑起了一个新生政权的金融命脉。
7月15日，大河财立方记者一行从江西省瑞金市出发，驱车前往赣州市石城县横江镇张坑村。武夷群山，林木繁茂、山坳幽深。沿着进山小道蜿蜒盘旋，记者一行，几经周折才抵达。
要了解这处秘密金库，还得从瑞金叶坪的一间民房说起。
农家小屋办起国家银行
“朴实无华”，这是记者在瑞金市叶坪革命旧址群，初见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以下简称国家银行)旧址时的感受。黛瓦覆顶、青砖夯土，与普通民房并无两样。跨过一道窄窄的门槛，算盘、账本等陈设映入眼帘。一段不平凡的金融往事，由此开始。
1931年11月7日至20日，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叶坪召开，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宣告成立。
彼时，中央苏区面临反“围剿”战争的巨大消耗和国民党的经济封锁，物资极度匮乏、财政收支严重失衡。由于缺乏统一、规范的财政制度，有限的资金难以集中用于支持革命战争，财源也难以有效拓展。
与此同时，苏区百姓长久深陷地租盘剥、高利贷压榨，军阀、商号、钱庄发行的各式货币混杂流通，市场秩序混乱不堪。建立苏区自己的财政金融体系，迫在眉睫。
1932年2月1日，国家银行正式成立。
这家共和国首个国家银行，最初的配置与记者目光所及的民房一样简陋——启动资本金只有20万银圆，不久后还因财政需要被调拨划走；初始工作人员只有5位，还都是“半路出家”。
“行长毛泽民种过田，开过米店；曹菊如当过学徒和店员，靠自学掌握簿记知识；其余也都是在根据地斗争中边干边学的工农干部。”赣州银行红色金融文化研究所研究员欧阳代德向大河财立方记者表示。
曹菊如曾在回忆录中提到一件趣事：在一次接收前方来款中，偶然发现包现洋的纸是一张税务部门的收税“四联单”，仔细一阅，不禁欣喜若狂。受这张“四联单”启发，他们着手设计金库制度。此后，又广泛收集有关财政、银行、企业制度的书籍、文件和账簿、单据、报表等实物，顺利地为财政部制定了会计、预算、决算、审计等制度。
还有一件往事也为人津津乐道。国家银行需要制作印章，但由于条件艰苦，刻章的合适材料一时间难以找到。时任财政人民委员部部长的邓子恢从物资仓库找来一件玉器，请匠人磨平，又重新刻上隶书字样，这才有了“国家银行”的印章。如今，这枚印章陈列于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
没有专业人才就努力自学，没有成熟制度就开拓创新。这家当时世界上最小的国家银行，就这样蹒跚起步了。
经济封锁下的货币战
发行货币，是国家银行的天然使命之一。但在当时的苏区，要让一种新货币被群众接受并顺利流通，并非易事。
1932年7月，国家银行纸币正式发行，面额主要为1元，以及几种角、分的辅币。国家银行坚守苏维埃纸币与银圆1：1等值兑换，同步重拳查处假币、升级防伪工艺、开展群众金融宣讲，使“纸币顺利推行，信用也好”。
“国家银行纸币发行后，国民党敌特人员曾在会昌、寻乌等地制造假币，并在苏区散布‘国家银行没有钱’等谣言。随着假币和谣言扩散，群众纷纷要求将苏维埃纸币兑换成银圆，产生了挤兑风波。”江西省瑞金市史志研究室编研股股长钟燕林向大河财立方记者表示。
面对挤兑，毛泽民和邓子恢即刻采取措施：绝不停止1：1等值兑换，绝不辜负百姓信任；同时，紧急安排人员从石城县秘密金库调来一批银圆、金条和金银器物，摆放在国家银行营业场所，举办展览。
“这次展览直观展示了国家银行的储备和兑现能力，让老百姓相信我们国家是有钱的，平息了挤兑风波。”石城县革命烈士纪念馆原馆长、石城县红色文化研究会副会长陈春阳说，这场风波检验的从不是国家银行有多少金银，而是一个新生政权能否守住民心。
与此同时，国家银行存贷款、代理国库、公债发行等业务也有序展开，有效筹措了资金，冲破了经济封锁，保障了群众生计与军需供应。两年多时间，国家银行代理中央政府共发行三期公债，推销金额超过480万元。
红色金融事业初始即彰显民生本色。曹菊如在回忆录中特别提到，为了防止粮价大落大涨，使农民吃亏，银行对粮食调剂局发放了贷款，秋收时以合理价格买进；农民缺粮时，再以合理价格卖出，保护了农民经济的发展。银行对国营贸易也发放了较多的贷款，购进了苏区需要的物资。
群山深处的秘密金库
货币要诚信发行，家底也要安全保管，位于石城县的秘密金库正是由此而来。
1932年4月，中央红军攻克漳州后，筹集到100多万元银圆以及一批金银和物资。资金运回中央苏区后，如何安全存放成为难题。
彼时，国家银行在叶坪设有金库，但规模小且隐蔽性差，难以承载不断增加的资金和安全压力。
经过考察，秘密金库最终选址石城县横江镇张坑村烂泥坑。
“一是在大山中，隐蔽性好；二是有古驿道，交通便利；三是距离叶坪近，运送方便；四是群众基础好，有利于物资安全，加上‘烂泥坑’这个地名周边存在十几处，极具迷惑性，所以将国家银行秘密金库定在了这里。”陈春阳说。
保密工作从运输开始。金银先用麻布包好，分装在约30副担子中，由战士轮流挑到距离存放点约一里的山下；入夜后，再换一批人员接手，趁夜运入靠山的房屋和隐蔽空间。存放完成后，入口被封堵、重新伪装，参与运输和守卫的人员也及时轮换，尽量避免任何一组人掌握全部路线和环节。
陈春阳介绍，为掩护金银进出，相关人员还以“黄酒”“白酒”等代号登记，并利用酒坛等当地常见器物运输。“黄酒”是黄金，“白酒”是白银。时任国家银行石城县支行行长毛泽覃，则借检查工作、筹款和解款之机，暗中留意金库周边动向。
这一套保密性极强的制度，让这处秘密金库的具体位置也隐藏了80年。2012年，石城县在多处疑似旧址中确认秘密金库位于张坑村，这处红色遗迹才逐渐走入公众视野。
扁担挑起国家银行家底
王明“左”倾错误路线主导下，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接连失利，根据地局势急转直下，变得极其严峻。
为跳出国民党重兵围追堵截，保存革命有生力量，1934年10月，8.6万余名中央红军战士集结江西雩都(今于都)，开始长征。国家银行工作人员编入军委第二野战纵队(中央纵队)第十五大队(以下简称十五大队) ，随军转移。
时任红一军团政治部宣传科长彭加伦在《别》中，记录了中央红军集结渡江的珍贵画面：“队伍出发了，红色战士一队一队地由各个村庄上涌现出来，一线一线不断地继续向着雩都河(今于都河)畔进发，马声、担子声、刺刀磨擦声、步伐声、歌声，互相错杂着。渡口中站满了红色的英雄，船夫不断地摇着他的木橹，一船一船渡过去了。”
如今，于都县城东门渡口旧址旁，“长征渡口”巨型石碑巍然矗立，河面上漂浮着由6艘木船搭建的简易渡桥。来自五湖四海的游客不时驻足凝望，默默追忆那段峥嵘岁月。
对于长征出发时的国家银行，曹菊如在回忆录中也进行了清晰记录：“十五大队有一百多个运输员，挑着一百多副担子，其中有几十担苏区铸造的白洋(即银圆)、几十担票子和一批印票子用的机器、材料等，还有一个连的警卫部队。”百副扁担、人员单薄，却扛着长征路上整个红色政权的金融家底。
万里征途，艰险遍布。这些红色金融战士用血肉之躯铸就最牢靠的防线：抵达陕北时，14名银行干部仅余8人，6人长眠于长征征途。除去行军正常支出，携带的财物和账目妥善保存。
九十余载岁月流转，当年农家小屋那把凝聚红色金融精神的木质算盘，早已迭代成覆盖城乡的现代化金融体系，为赣州大地输送万亿级源头活水。这片红色故土改天换地，传统产业、新兴产业与未来产业齐头共进，成长起有色金属和新材料、电子信息、现代家居、纺织服装等千亿级产业集群。
陋室虽窄，装得下工农政权的民生期盼；算盘虽轻，算得出革命复兴的万丈前路。这群自泥土中走来、一心向党、忠诚为民的红色金融家，值得永远铭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