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发展网记者张守营
9月19日，《中国金融学大纲》(以下简称《大纲》)新书发布会暨构建中国金融学自主知识体系学术研讨会在北京举行。会议由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联合主办，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及中央财经大学、西南财经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师范大学等机构的学者与会。
一本书为何值得这样一场讨论？答案或许不在书里，而在问题里。
“金融学不是中国本土产生的。”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李扬开门见山。财政学还能找到本土源头，金融学不能。票号常被视作商业银行的前身，但商业银行的主线并非从票号延伸而来。这种历史断裂带来现实困境：学科的基本框架是借来的，面对本土问题就容易慢半拍。他以支付清算为例，科技公司从支付环节切入金融时，长期未进入学科与监管视野，等到成为问题再谋对策，动作就有了时差。
金融学作为学科在中国，是清末民初“西学东渐”的产物。新中国成立后，它在计划经济体制与苏联范式下被重新定义，形成“大财政、小金融”格局。改革开放是分水岭，以黄达主编的《货币银行学》为代表，学界以马克思主义货币理论为内核，借鉴西方宏观金融理论，构建起适应转型期的分析框架；市场化改革又推动微观金融加入，形成宏观与微观相融合的“大金融”学科体系。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暴露了西方金融模式与理论的双重困境。中国金融助力创造了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逐步清晰，为理论创新提供了土壤。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归根结底是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理解这句话，关键在于把握“中国自主”——何以中国？何以自主？
“何以中国”，答案深藏于中国历史文化积淀与实践探索之中。中国古代诞生了世界最早的纸币，也有飞钱、票号等本土汇兑安排；更根本的是，中国金融实践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把促进共同富裕作为重要目标。这份价值底色构成了“何以中国”的内涵。
“何以自主”，核心在于增强主体性、批判性和理论自信。主体性，是拒绝把中国经验当作西方理论的注脚，从中国实践中提炼原创概念，让本土特征从西方模型的“外生扰动项”变成自主分析的“内生核心变量”。批判性，是对西方理论隐含的制度前提严格审读，把“普世标准”还原为可对比的“参照系”。理论自信，则是把中国经验提升为中国理论，让中国金融学从知识的“消费端”走向“生产端”。
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所研究员、《大纲》联合主编张晓晶提醒，要把中国金融发展放到中国式现代化框架下看。早期现代化以赶超为目标，首要任务是动员资源，银行体系是分配资金的载体，风险定价并不重要。在他看来，认知不到这一点，就无从理解中国金融发展的道路；但今天，风险配置与管理才是最重要的。
《大纲》的探索有三处。其一，处处以中国为蓝本。中央银行资产负债表、商业银行资产负债表，用的是中国数据，科目安排有中国特色。其二，专章讨论金融基础设施。支付、信用评级、资产存管、交易记录等几乎涵盖整个金融体系，也关系一国金融安全。其三，把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协调配合写进主干——供强需弱之下，宏观政策取向的一致性尤为关键。金融稳定也被列为政策目标。
李扬也谈到《大纲》后续需要充实之处，首先是政策性金融：如今纯粹的商业性业务已不多，许多业务都带有政策性色彩，普惠金融在基层尤其如此；中国实践最早，也最有条件做出理论总结。他还提醒，直接融资与间接融资的结构之变应更受重视。在他看来，直接融资增量超过信贷增量是标志性变化，但资金并未充分进入资本市场。
大纲历时四年，数易其稿。中央金融工作会议后形成第四版，以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为主线，加入金融强国、中国特色金融文化等内容后定稿。全书把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金融工作重要论述的体系化、学理化研究作为中心任务，将政策话语转化为学术话语，关键在于提炼有标识性的新概念、新论断。
张晓晶说，《大纲》以“八个坚持”开篇，以“五要五不”的金融文化收尾。“前面讲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是道路自信；到了中国特色金融文化，是从道路自信走向文化自信。文化是最深层的。”
从“何以中国”到“何以自主”，《大纲》是一次体系化、学理化的探索。它尊重现代金融发展的一般规律，也把握中国特色；看到历史贡献，也直面局限。这条路任重道远，但方向已经明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