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张旋
健全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是增进民生福祉、提高人民生活品质的重要内容。随着居民收入水平持续提高和人口结构变化，群众的健康保障需求日益多样化，仅靠基本医疗保险难以完全覆盖不同家庭在重大疾病、长期医疗和多样化健康服务等方面的需求。江苏经济发展水平较高，居民家庭资产配置日趋多元，对更高质量健康保障的需求也在持续增长。如何在筑牢基本医保底线的基础上，更好地发挥商业健康保险的补充作用，是完善江苏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需要深入研究的重要课题。
从家庭实际决策来看，商业健康保险的发展仍面临一些现实约束。一是保险需求与家庭支付能力并不完全匹配。健康风险人人都会面对，但住房、教育、养老等支出占用了较多家庭收入，部分居民即使具有保障需求，也可能因为预算约束推迟保险配置。二是现有政策激励在不同群体之间的作用并不均衡，收入水平、保险服务可得性和信息获取能力，都会影响居民能否真正享受到政策红利。三是基本医保与商业健康保险之间的衔接还需要进一步加强，保险产品的保障责任、费用水平和理赔体验，也直接影响居民长期参保意愿。商业健康保险扩面，不能简单依靠增加产品供给，更需要从收入分配、政策激励和保障体系协同的角度统筹考虑。
我们的研究以2018年个人所得税改革为切入点，考察税制变化对居民保险配置行为的影响。研究发现，个税改革显著提高了居民购买商业健康保险的可能性和相关保费投入，而对寿险等其他险种的影响相对有限。进一步分析显示，可支配收入提高、家庭预算约束缓解和风险承受能力改善，是推动健康保险需求增加的重要原因。这一结果表明，税收政策的作用并不止于调节居民收入，其带来的可支配收入变化还会影响家庭如何配置健康保障。用好税收工具，有条件把部分收入增长转化为更加稳定的家庭风险保障。
发挥税收政策作用，首先要更加重视健康保障导向，提高政策激励的精准性。商业健康保险具有较强的民生保障属性，税收支持的重点不应只是扩大保险市场规模，更应着眼于居民实际保障水平是否提高。可根据不同收入群体的保障需求和支付能力，进一步研究健康保险税收激励方式，推动政策资源更多投向保障功能突出、群众确有需要的产品。特别是对于中低收入和家庭预算约束较强的群体，仅靠一般性税收优惠可能难以充分释放保险需求，需要统筹考虑税收激励、普惠型保险等政策工具，让有保障需求但支付能力不足的家庭也能够获得适当支持。
其次要更好对接居民实际需求，提高商业健康保险供给质量。研究发现，个税改革对健康保险需求的影响明显强于其他险种，这说明居民在收入条件改善后，更愿意把一部分新增收入用于防范医疗和疾病风险。保险机构应顺应这一需求变化，把经营重点更多放在保障本身，围绕不同年龄、收入和家庭结构开发保障责任清晰、价格合理、持续性较强的健康保险产品。对于老年人、慢性病患者以及部分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等群体，还需要进一步改善保险产品的可获得性。与此同时，要减少不必要的产品复杂化，让群众能够看懂保障责任、比较保障成本，在真正发生风险时能够顺利获得赔付。
再者要加强基本医保与商业健康保险衔接，提高多层次保障体系的运行效率。基本医疗保险承担保基本、守底线的重要功能，商业健康保险则更多满足居民差异化、补充性的保障需求。两者功能不同，但最终面对的是同一个居民和同一项健康风险。江苏可以依托较好的数字化治理和公共服务基础，在依法合规、保障个人信息安全的前提下，推动基本医保与商业保险在费用核验、理赔服务等环节更好衔接，减轻居民重复提交材料、多头办理手续的负担。保险条款透明度、费用可比性、理赔体验以及消费（883434）者保护，都会影响健康保险政策能否最终转化为居民真实可及的保障。
还应看到，税收激励能否取得预期效果，与不同地区和不同家庭获得保险服务的能力密切相关。研究发现，相关政策效应在经济发展水平较高、预算约束较弱以及数字化可得性较好的家庭中更加明显。这提示我们，在推进健康保险扩面的过程中，既要关注总体参保规模，也要注意不同群体之间的保障差距。对于保险服务相对不足的地区和群体，可以通过数字化服务、金融消费（883434）者教育等方式降低信息和服务门槛，使政策红利覆盖到更多真正具有保障需求的家庭。
健康保障一头连着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一头连着经济社会发展的稳定预期。商业健康保险的发展，不能单纯理解为保险市场规模的扩张，更重要的是增强家庭抵御重大健康风险的能力。江苏应立足经济社会发展实际，用好税收政策这一调节工具，加强税收激励、保险供给和基本医保之间的衔接，让居民收入增长更多转化为可持续的健康保障，不断提升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的公平性、可及性和运行效率，为共同富裕和中国式现代化江苏新实践提供更加坚实的民生保障。
(作者单位：南京航空航天大学；本文系南京航空航天大学基本科研业务费前瞻性发展策略研究基金项目“保险服务共同富裕与中国式现代化研究——基于个人所得税改革对于居民资产配置影响的视角”〈编号：1009-XCD24004〉阶段性成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