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推动金融高质量发展、建设金融强国，要坚持法治和德治相结合，大力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积极培育中国特色金融文化”。为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在中国人民银行河南省分行指导下，大河财立方联合河南日报、河南省金融学会、顶端新闻推出“扁担挑起家国——追寻长征路上的红色金融故事”系列融媒体报道。记者分赴江西、湖南、贵州、四川、河南、陕西等地深入采访，通过一个个鲜活故事，回望红色金融支撑长征胜利的艰辛历程，展现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金融事业心系人民、服务人民的价值底色，探寻新时代金融强国的建设密码。
大河财立方记者裴熔熔杨萨文
杨萌萌视频剪辑
关于贵州遵义，红军官兵留下了不少记述。
陈云说，遵城酒肆中颇饶川菜滋味，我亦同二三人去过一次，回锅肉、辣子鸡及各种泡菜，均饶川味，且价极廉。
曹菊如说，红军手上存的零用钱，路上用途少，在此地都要买点好吃的和行军必需的小物品。
同乐会、篮球赛；辣子鸡、醋熘鱼……中央红军进驻遵义后，部分指战员获得了长征途中难得的休整机会，感受了热闹的烟火气。
一纸“红军票”，是这背后的重要助力。6月24日，大河财立方记者走进遵义城，走近90多年前的一段往事。
(备注：1935年1月7日，红军先头部队进入遵义；1月9日，国家银行随主力部队进驻遵义；1月19日，中央机关和有关部队撤出遵义城，继续北进。)
争着要的“红军票”
遵义老城热闹的杨柳街上，有一处黔北民居风格的四合院，这里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以下简称国家银行)旧址。穿过一道青瓦镂空雕花门窗的门斗，便进入一方安静的天地，其间专门陈设了“红军票”。
伍分、壹角、贰角、伍角、壹圆，5种不同的面值，静静地诉说着曾经发生在这里的故事。
1935年1月9日，黔北山区正值一年中最冷的时候，国家银行随中央红军主力进驻遵义。那时，两道难题摆在队伍面前：物资匮乏亟待补充，而苏区货币在当地尚未建立信用。
“红军进驻遵义前，军费已经非常紧张，从江西出发时所带物资匮乏，并且国家银行发行的货币，还未取得新区群众信任，市面上都不愿接受，增加了采购部队供应物资的困难。”中国人民银行遵义市分行工作人员刘磊告诉大河财立方记者。
困局之下，国家银行行长毛泽民、党支部书记曹菊如第一时间向党中央请示并建议：立即发动遵义各族贫苦群众，清查没收地主、官僚、反动军阀盘剥来的资财，用以救济贫苦百姓并增加国家银行的资金储备。
仅用3天时间，1935年1月12日，国家银行在遵义开展营业。银行用没收来的银圆、食盐等作为保证，发行了长征途中唯一的苏维埃纸币——“红军票”。
展柜中，一张张薄薄的“红军票”已有些破损泛黄，一个疑问也随之在记者心中浮现：彼时军情瞬息万变，如何让刚发行的“红军票”迅速取信于民？
破局思路就是——不再单纯把纸币当作钱币，而是当成可以直接兑换物资的特殊货物。
循着这个方向，毛泽民、曹菊如等红色金融开拓者大胆创新，将“红军票”与当地稀缺的食盐、紧俏的香烟等挂钩，并推出惠民兑换政策，以商品信用增强货币信用。
具体做法直白明了，国家银行将食盐、香烟等低价卖给群众，规定只能用“红军票”。每1元“红军票”可买7斤盐、可买4罐香烟，而1斤盐在红军到来前价格为1块银圆。同时，国家银行还用“红军票”高价收购群众手中的生活用品。如此一来，“红军票”迅速大受欢迎。
曹菊如在回忆录中写道，遵义是长征途中最大的城市，商店很多，因为国家银行发行的纸币，既可买到市场上很缺的食盐，又可兑成现洋(即银圆)，所以大家争要“红军票”，商店齐开门，军需品得到补充。所以红军进城十天，全城活跃，极一时之繁荣。
为何是遵义？
漫漫万里长征路，唯一的纸币发行，为何在遵义？
天时。从中央苏区长征时，红军就定下纪律，沿途绝不随意投放纸币，以防行军转移让纸币沦为废纸，造成百姓损失。黎平会议提出在川黔边地区建立新的根据地，最初以遵义为中心；猴场会议进一步明确了有关行动方针。这一长期扎根、建设苏区的规划，让发行独立自主的货币、建立适配的金融体系，成为必须推进之事。
地利。据遵义市政协原副主席、遵义市长征学学会名誉会长曾祥铣介绍，遵义地处川黔要冲，自汉晋以来就是多元移民聚居之地，商贸活跃，文化多元。这种地域品格，使当地民众天然具有对新鲜事物的包容力与接纳度。
另一方面，贵州是当时全国为数不多不产盐的省份，交通不便、运力不济，当地主政者亦长期缺乏有效管理，食盐供应十分紧张。彼时黔系军阀垄断盐行、囤积居奇，使盐价高企，“斗米斤盐”“盐比肉贵”成为常态，许多老百姓因为买不起盐而患“大脖子”病。
“进城后，红军发现遵义市面繁荣，商家开门利市，恰好应该及时发放苏维埃币，以搞活市场，保障百姓生计与军需供给，为打造红色根据地作出贡献。”遵义市原旅游局局长黄先荣向记者表示。
人和。红军严明的纪律和良好的群众工作，为“红军票”的顺利发行奠定了民心根基。陈云在《随军西行见闻录》中的记录可见一斑。他提到，因红军在黔东之纪律较侯之担部好得多，此事已风传黔省。因此遵义城之商民非但不逃，而且孤儿习艺所、学校学生及商民贫民等成群结队，悬旗欢迎红军。十二日中，有四五千人加入红军。
永不褪色的信义
遵义会议结束后，为摆脱国民党军队的合围之势，中央红军决定撤出遵义，北渡长江，到四川与红四方面军会合。
队伍即将战略转移，百姓手中持有的“红军票”怎么办？答案藏在一次通宵兑换里。
“撤离遵义前，国家银行在丁字口、万寿桥、狮子桥等闹市区以及附近场镇紧急设立了许多货币兑换处，摊位上摆满银圆、盐巴、大米、布匹和香烟，敞开为百姓兑换。兑换规则很明确，百姓拿着‘红军票’，可以直接换物资，也能兑换银圆。”遵义会议纪念馆原馆长、遵义市长征学学会名誉会长雷光仁说。
兑换工作彻夜不休。曹菊如在回忆录中这样写道：“银行工作人员用现洋兑回纸币，兑到将近天亮才结束。虽然大家熬了一个通宵，没有休息，还是心情振奋地离开了遵义，继续向前进发。”
这场关于“信义”的接力并未结束：新中国成立后，对于散落在民间的“红军票”，仍予以足额兑回。
贵州省博物馆收藏的“红军买猪条”，便是信义传承的鲜活见证。红军长征经过遵义时，某部连长陈树容向农民赵金和买了一头猪，付给他15张苏维埃币和“买猪条”一张。1952年，赵金和的儿子携带“买猪条”、苏维埃币及当地开具的介绍信，找到当地人民银行，顺利足额兑换出了人民币。
时光荏苒，山河焕新。当年一纸薄薄的“红军票”，承载的红色金融信义，从未褪色，从未打折。
如今，战争硝烟早已散为历史尘埃，但发端于初心、淬炼于实践的红色金融内核，愈发鲜活有力、熠熠生辉。它让星火燎原、源水澎湃，化作蓬勃的金融之力滋养着黔贵大地。
今天，驻足遵义老城杨柳街口，商铺林立，游人如织，山河安宁，百业焕新。当年红军将士浴血奔赴的山河愿景，正在徐徐铺展、照进现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