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推动金融高质量发展、建设金融强国，要坚持法治和德治相结合，大力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积极培育中国特色金融文化”。为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在中国人民银行河南省分行指导下，大河财立方联合河南日报、河南省金融学会、顶端新闻推出“扁担挑起家国——追寻长征路上的红色金融故事”系列融媒体报道。记者分赴江西、湖南、贵州、四川、河南、陕西等地深入采访，通过一个个鲜活故事，回望红色金融支撑长征胜利的艰辛历程，展现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金融事业心系人民、服务人民的价值底色，探寻新时代金融强国的建设密码。
大河财立方记者裴熔熔王宇文
马腾飞视频剪辑
1933年12月4日，四川省巴中市通江县城，川陕省苏维埃政府工农银行(以下简称“工农银行”)开门营业。
随后不久，一场别开生面的活动拉开帷幕——工农银行将储备的金条、银圆、珠宝等物资摆放出来，公开举行“赛宝会”。
这一宣传策略，不仅让广大群众相信工农银行的资金充足，甚至引起国民党统治区报纸的关注与报道。
故事回到开头，为何要办这样一场金银珠宝展览？
一家属于人民自己的银行
6月30日的巴中，暑热渐强。因为“七一”临近，川陕革命根据地博物馆内游客络绎不绝。展柜中的几张泛黄布币，吸引多人驻足。
布币长不过一掌，宽约七指，边角微卷。凑近看，正面一行字迹依然清晰——“全世界无产阶级联合起来”；背面是另一行——“增加工农生产，发展社会经济”。
短短23个字，浓缩了上述问题的答案。
红军进入之前，四川长期处于军阀防区制统治之下，连年混战、苛捐杂税、重利盘剥，全川经济凋敝不堪。四川人民迫切期盼解放，以改变自己的命运。
红军，为巴蜀大地带来曙光。
1933年2月，川陕省苏维埃政府在通江县正式成立，随即设立财政经济委员会，统筹苏区经济建设工作。红四方面军总供给部部长郑义斋兼任主席。
一纸属于人民自己的货币、一家属于人民自己的银行，也随之筹备起来。其中的重点之一，就是建立充足准备金，以增强货币信用。
原中国人民银行巴中地区分行首任行长吴光昕在所写《川陕苏区金融研究》中提到，经过一系列物资集中工作，工农银行准备金充足，充分保障了苏币信用和币值稳定。至银行撤离苏区，从未出现“挤兑”风波。
1933年12月，工农银行正式成立，郑义斋兼任行长。
“除了举行‘赛宝会’，工农银行还通过多项措施推动苏币流通、统一苏区币制，有效整顿了混乱的金融市场，维护了群众利益，保障了军需民用，粉碎了国民党的经济封锁。”四川省通江县文物局原局长龚道勇向大河财立方记者介绍。
川陕革命根据地币值稳定，工农群众财富不再被白区掠夺，不少商人重新返乡经商，农副产品购销两旺，群众生活得到改善。这正是布币正面那句话的愿景，回答了红色金融为谁而办。
经济来源要从建设中去找
“增加工农生产，发展社会经济”——布币背面的这句话，回答的则是红色金融如何开办。
初时，川陕苏区部分财经干部仍以“打土豪没收”为主要收入来源，忽视了经济建设。郑义斋对此现象提出纠正，强调“经济来源要从建设中去找”。
因此，工农银行成立伊始，主要任务就确定为：制造苏维埃货币，统一币制，流通苏区金融，实行对工农的低息和无息贷款，帮助合作社发展，全力支持革命战争。
位于通江县永安镇得汉城村的川陕省工农银行造币厂旧址旁，有一张文化遗产点位分布图。被服厂、染布厂、纺织厂、铁工厂、斗笠厂、草鞋厂等各类工厂企业密密麻麻，足见当时生产的盛况。
这离不开工农银行贷款的助力。尤其在农业方面，工农银行创新推出实物贷款，由银行统一购买耕牛、种子等农用物资，穷苦农民如有需要，可向村苏维埃提出申请。经过调查评议并公示通过后，农民可到银行相关分支机构借用所需农用物资。
在工农银行信贷资金支持下，川陕苏区还成立了生产、消费、信用等各类合作社，帮助广大农民掌握买卖借贷各环节的自主权，减轻封建剥削，改善群众生活。
开国少将傅崇碧在回忆录中这样写道：仅仅一年，川陕苏区(革命根据地)的经济形势就大为改观。不仅农业连续获得丰收，军工生产、民用工业、财政、金融、商业、交通等各行各业，也都逐渐发展起来。光手工业生产就有几十种，这些行业广泛、全面，从各条战线上保证了革命战争和人民生活的需要，促进了根据地建设的巩固和经济繁荣。
1934年1月，毛泽东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 上评价，“川陕苏区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第二个大区域”“是扬子江南北两岸和中国南北两部间苏维埃革命发展的桥梁”“川陕苏区在争取苏维埃新中国伟大战斗中具有非常巨大的作用和意义”。
依然藏在布币中的答案
1935年3月，红四方面军为策应中央红军，强渡嘉陵江，向川西转移，踏上长征之路。
工农银行随军转移，途中坚持印发布币、纸币。同年10月红军进入藏区后，因藏区只用银圆，工农银行遂停止发行苏币，金银资产转为行军经费，继续保障队伍远征。
“全世界无产阶级联合起来”“增加工农生产，发展社会经济”，布币上印着的这两句话，是工农银行团结群众力量的宣言口号，更是时时刻刻被融入血脉中的行为坐标。
正如龚道勇所言，川陕苏区的金融探索，在当年是生存所需，在今天则是一份关于金融应该为谁服务的历史答卷。
不负人民，方得人民不负。中共四川省委党史研究室党史二处处长、一级调研员谢海彬介绍，据不完全统计，全川有11.6万多人参加红军，参加运输、搭梁、修路等29.8万多人次，牺牲7.9万多人；四川人民支援红军粮食7100多万公斤、猪牛羊肉约32万公斤、各类牲畜约8万头(只、匹)、盐8630公斤、衣被(含毯子)鞋帽约58万件。川西北地区各族群众还为红军带路、当翻译、护送伤员，许多少数民族同胞为掩护红军伤员而献出生命，毛泽东赞誉这是“牦牛革命”。
如今，重走这条路，通江县城工农银行旧址依然可寻，得汉城村造币厂旧址修葺一新，旺苍县中国红军城烟火繁华。清风吹过，王坪村长眠25048名红军烈士的青山坡，无言凝望安宁的山河。
今天的四川，红色金融精神滋养出极富活力的现代化金融体系，西部金融中心建设全面推进，助推区域经济蓬勃发展。一个“韧性强、潜能大、动能新、民生实”的天府之国，吸引着全球的目光。
现代化四川如何进一步书写？答案依然藏在那张布币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