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一个人创业，两口子开夫妻店，哥几个一起合伙做生意，开始大家要算账，要论证，要设计，要琢磨，能不能做，怎么做最好，有啥资源可以用，这样的做法能持续多久，怎么能把东西做出来卖出去；做得好怎么分钱，如何扩大，做得不好怎么收场，如何减少风险，如何扩展机会；如何实在做不下去了，大家怎么散伙……有一点很明确，大部分的民营企业老板，就算生意做不下去了，愿赌服输，自己承担清算破产的责任，接受优胜劣汰的市场选择，不怨谁，也不指望政府兜底，不期望走个歪路发下横财解困。这就是民营企业，对于生意、企业和自己得到发展高度理性、精心计算、争取机会但接受结果。对于他们来说，如果做这个生意相关的服务靠得近、性价比好、上下游资源接触起来方便、有合适的提供信息与资源服务的机制，当然非常好，其实很多人开始也没指望行政部门为他们提供多少服务，而是有可以用合适的价钱得到的服务，然而如果政府有一些合意的专项服务那更好，因此中观层次的服务如果切中他们的需要那是好事。但如果产业规划说的都是他们不怎么懂的，不怎么做得了的，或者不符合他们的生意经验与规则的，那么他们就会困惑与观望。今天很多看起来高大上的产业规划，尤其是一哄而上的产业运动其实对于大部分民营企业的老板来说，颇属可疑又不好非议，而最重要的是倡导的政府部门其实也只是跟风，对根底不甚了了。所以宏观逻辑看起来是必要的操作，要考虑中观环境中的条件与生态支持，是可以提供给大家的选择，而非划一的行政行为，这种行为模式与民营企业的微观理性选择方式抵触，所以才会出现宏观倡导与中观规划热烈，微观反应淡漠的效应。
在自然经济形态中，老板们寻找商业机会，当然也会试图整合商业资源，构建市场实现的体系；而在拟制经济中，公务员们在参照上级文件精神和他们看到的其他地方的标杆实践，然后设计产业发展文件，构建产业发展逻辑。前者往往是民营企业的老板们擅长的，但在他们发现产业规划文件中没有包括他们自己发展的产业或者不在产业政策鼓励的范畴内，部分企业自主决定发展策略但能感受自己的生意不在政务产业蓝图内而带来的某些要素成本的难题，而另外一些企业则试图学习在产业政策框架内寻找结合或者转型的机会，甚至有一些企业在这样的框架里找到了迅速崛起的机会。但鉴于这样的框架变化很快概念常新，就有一些市场主体学会了专门快速掌握这样的概念，组合这样的概念所需要的商业资源，争取获得不同批次的政策资源的投注。但在主流上，大部分民营企业其实难以完全脱开自然经济逻辑而充分把握拟制经济的逻辑，而最重要的拟制经济本身难以容纳如此多的民营企业主体而且还能做到普遍公允对待，拟制经济框架中如鱼得水的玩家其实有限而且涉嫌制造了太多的灰色政企关系。
在民营企业的范畴内，其实接近98%的企业是中小微企业和大量的个体经营者，就体制内决策者而论，他们在物理上更可能接近极少数的大型企业，在心理上对于接触个体规模巨大的规模民营企业觉得更有意义，而民营企业中的规模主体更具有政策博弈能力甚至他们自己也设置了专业部门和人员来从事这样的博弈工作。因此，尽管实际上在几乎所有维度上的民营企业贡献主要来自中小微主体，而民间投资的大约70%—80%来自这个群体，但被认为民营企业代表人士群体则恰是规模民营企业家，他们很可能是两会代表，也是各位领导政企座谈会上最可能的座上宾。作为“老虎大象”群体代表所传达的政策肯定面、不足面与优化面，表述的自己的发展状态、能量与趋向性需要，与“蚂蚁雄兵”群体的感受与逻辑可能有非常大的差异。无论是立法文本、重要会议纪要、不同部门的政策规则、不断反省的鼓励措施，其实他们很大的可能就是最具有在场能力的那些企业的立场、观点、利益的反复和多维度申述。这样，规模企业本身部分地替代、被模拟代表实际却妨碍了民营企业主流市场主体的利益表达。
设置民营经济专职行政部门是否能改善上述困境呢？我们不能简单地给出肯定或者否定的回答。但恰恰这才是我们需要专职部门回答和不断回答的问题。当有这样的专职部门的时候，这些问题是能回应与协调得更好，还是基本没有影响，还是情况可能更不好？提出这些问题也是为了说明做好民营企业的服务工作可能用和其他部门一样的做事模式是不够的。这些部门在不同层级还都只是刚刚设置，很多人员与职责设计还在到位过程中，不少民营企业对于它们也是有期待。希望这些期待成为这些专职部门做好工作的压力和动力，也希望在这些部门工作的同志和领导们更多接触、了解、理解、把握民营企业的思维脉络，在宏观精神与微观逻辑间萃取平衡的中观政策精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