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峰
2026年是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大会上指出，“一个不记得来路的民族，是没有出路的民族”。这一论断将民族记忆与民族出路置于同一理论平面之上：记忆不是对过去的被动保存，而是决定一个民族能否在未来保持方向感的前提条件。长征正是中华民族“来路”中极具方法论分量的一段。习近平总书记同时强调，伟大长征精神“是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民族品格的集中展示，是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的最高体现”。
当前，纪念红军长征胜利的时代旨向，正是在于完成从“记忆确认”向“方法激活”的跃迁：使长征所承载的民族记忆，从被反复确证的“来路”，转化为在“新征程是新的长征”的历史条件下持续生成判断能力的精神再生产机制。
民族记忆的符号编码：长征如何成为“来路”的关键所在
当代文化记忆理论揭示，一个社会的持久记忆需要借助符号编码和制度锚定，从日常交往的有限时间跨度中挣脱出来，进入可跨代际传递的符号系统。
我们党将长征界定为“宣言书”“宣传队”“播种机”，这三个隐喻分别对应着政治合法性的宣告、意识形态的扩散和革命主体的再生产，它们使一次军事转移获得了可脱离具体战况而被反复调用的符号形态。遵义会议被建构为“独立自主解决中国革命问题”的方法论原点，使“实事求是”从工作作风上升为党的思想路线的象征性坐标。这一编码过程的效力，根源于编码者所具有的组织能力与理论自觉：概念化之所以能够将分散的军事经验整合为统一的意义系统，是因为政党本身就是一个同时承担理论生产、政治动员和文化领导功能的历史主体。
但记忆的“来路”功能是否持久，取决于一个更深层的条件：标识化的记忆是否保留了向原初问题回返的通道。长征所回应的原初问题是高度具体的：在资源极度不对称、规则由他者主导、信息极不完整的条件下，一个政治主体如何保持自主判断的能力，如何使“实际”而非“文本”成为行动的根据。习近平总书记将“坚持独立自主、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精神”列为伟大长征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其理论深意正在于此。纪念性叙事的惯性倾向于反复确认“长征是伟大的”这一结论，而建构性叙事要求保持问题的开放性：长征之所以构成值得被记忆的“来路”，不是因为它提供了一个可以反复援引的答案，而是因为它保留了一种在结构性约束中辨认自主空间的思想能力。
民族精神再生产的核心机制：方法论提炼与理据传承
从民族记忆到民族精神，需要经过再生产的中介。记忆提供素材，精神则是对素材进行价值提炼和方法论提炼的结果。伟大长征精神之所以能够成为民族精神的“最高体现”，关键在于它完成了一次民族精神的存在方式的转换：从一种弥散的、伦理性的品格，转化为一种自觉的、方法论的判断能力。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伟大长征精神，就是把全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看得高于一切，坚定革命的理想和信念，坚信正义事业必然胜利的精神；就是为了救国救民，不怕任何艰难险阻，不惜付出一切牺牲的精神；就是坚持独立自主、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精神；就是顾全大局、严守纪律、紧密团结的精神；就是紧紧依靠人民群众，同人民群众生死相依、患难与共、艰苦奋斗的精神”。
从精神再生产的逻辑审视，在伟大长征精神的内涵要义之间，“独立自主、实事求是”是使其余品质获得理性组织形式的枢纽，为其余品质提供了“何时运用、如何运用、以什么为标准运用”的判断准则。长征中最具决定性意义的转折，是从教条主义的失败到战略主动权的恢复；长征的转危为安，始于党以中国革命的实际作为思考和实践的起点。
情感认同的传递依赖经验的类比和场景的共鸣，而亲历者的退出使这一路径必然趋于衰减。但精神再生产还有另一条路径：理据的把握。“独立自主、实事求是”的有效性，不依赖于“你是否经历过长征”，而依赖于“你是否承认，在面对结构性约束时以文本取代现实、以他者逻辑取代自主判断，在认识论上是错误的”。这一承认不需要亲历长征的经验，只需要理性的运用。代际传承的关键，在于使后来者理解，伟大长征精神之所以值得被继承，不只因为它“感人”，更因为它“正确”——因为它在认识论上回答了“判断的根据应当来自何处”这一任何时代都无法回避的问题。当民族精神以方法论提炼与理据传承的方式被再生产，它就不再依赖记忆的自然延续，而是获得更加持久、规范的传承力量。
让长征从“被纪念的过去”转化为“参与塑造未来的方法”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新征程是新的长征，必须时刻准备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这一重要论断，为纪念红军长征胜利确立了时代坐标。这一论断的理论内涵在于：它将长征从“已完成的历史事件”转化为“仍在展开的方法范式”。伟大长征精神在当代的有效性，不在于它能够为具体问题提供现成答案，而在于它提供了一套面对结构性约束时的认知立场：承认约束的客观性，但拒绝将约束转化为宿命；尊重规律，同时坚持“对规律的认知与运用，必须经由主体自身的实践检验”。
由此，纪念红军长征胜利的时代旨向或可确立为一个明确的命题：完成民族精神再生产从“纪念形态”向“方法形态”的跃迁。这一跃迁包含两个相互支撑的维度。
在记忆维度上，纪念的实践重心应从确认“长征是什么”转向探究“长征如何思考”：党如何在教条主义的失败中恢复自主判断的能力，如何在信息不完整的条件下作出战略抉择，如何在极端压力下保持组织的内聚力与方向的正确性。这些认识论层面的经验，才是长征作为“来路”对“出路”发生实质性作用的连接点。
在精神再生产维度上，应完成从“被给予的认同”向“可运用的方法”的转化。这要求将“独立自主、实事求是”的内核嵌入治理实践的程序构造之中，使“从实际出发”成为组织行为的制度规范而非道德呼吁，同时为不可完全规则化的时机判断与伦理温度保留空间。制度承载可程序化的维度，判断守护不可程序化的维度，二者之间的张力恰恰是精神保持生命力的条件。
以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为契机，使长征从“被纪念的过去”转化为“参与塑造未来的方法”，这既是对历史的尊重，也是面向“新的长征”的应有之义。
作者简介：周峰，中共广东省委党校教育长、教授，广东省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