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几个月，一股歪风在舆论场上异常肆虐。
围绕养老保障第一支柱的公平性、可持续性，花样百出的唱衰说法在社交媒体上大行其道，并被各色财经媒体/自媒体呼应放大。
耐人寻味的是，这些看似角度多样的说法，其面向的受众却惊人一致，即主要是网络上最活跃的中青年网民群体，他们也正是现实社会的“中坚”人群，本身往往就处在职场压力和家庭责任的叠加期，那些极力渲染焦虑的叙事很容易转化成情绪，把一个专业问题撬动成代际、城乡、体制内外职业身份乃至于男女之间的群体对立。
这种情绪，起初也许只是几句看似不起眼的牢骚，但它一旦沉淀固化下来，性质就变了。
第一步，牢骚变成对特定对象的固有印象：退休老人是“既得利益者”；第二步，印象变成态度，对这些群体的任何待遇都先天地抱有怀疑；第三步最关键：“看穿养老金要崩盘”本身变成关于认知能力的时尚标签，相信它的人是不轻信官方说法、有独立判断的聪明人，不信的人则是被割的韭菜。
一种“众人皆醉我独醒”的廉价认知自恋诞生了。
到了这一步，判断已经和自我形象绑在一起，修正它的代价不再是承认一个事实错误，而是贬低自己。
以文化认知论而闻名的学者丹.卡汉，就把这种群体现象概括为“身份保护性认知”：人们处理证据的方式，取决于它对自己所属群体和身份意味着什么，而不是它是否成立。
在这个自我封闭的解释框架里，任何新变化都会被自动纳入敌意解读，正反两面的证据都不过是在印证和强化同一个结论。
说服已经被这个框架牢牢吸纳的人很难，但对还在观望的绝大多数人，把账算清楚、戳穿那些骗子精心包装忽悠傻子的话术，仍然有巨大意义。
01
戳穿算术“花招”
在羽扇观金工作室看来，支撑焦虑叙事的那些“论据”，可以说普遍存在三类加减乘除的“花招”。
第一、把流量当成存量
“每年退休的人数比出生的人数多”就是一例典型，这个话术比较的是1960年代中期那波生育高峰和今天的新生儿规模，但故意混淆了一个常识：今天的新生儿要二十多年后才开始工作，按照2025年我国人均预期寿命79.25岁来算，那时他们供养的退休者和今天几乎不存在交集。
第二、把人头当成基数
“X个年轻人养一个老人”(X可能小于1)，默认每个老人的养老金和每个年轻人的贡献是同质的。可实际上，城镇职工和城乡居民基础养老金本就有很大差异，而就业者里，有正式雇佣关系、稳定参与职工社保和灵活就业、务农乃至退出劳动力市场的人，对养老体系的贡献也完全不同。
第三、只看人口不看制度
养老金不是自动增长的开支，它的水平由每年的调整政策决定。退休年龄、待遇调整幅度、就业结构乃至筹资模式的变化，都会把同样的人口结构转化成完全不同的个体财务负担。只拿人口金字塔说话，等于假设所有制度参数都不会动。
此外，那些“算账”默认的主语和宾语也非常有选择性，瞄准的是养老体系里特定的两个群体：一个是领取城镇职工养老金的退休者，一个是持续缴纳职工社保的稳定就业者。
接下来，我们不妨索性就拿这两个群体来个极简“精算”。
后者可以用失业保险参保人数减去年末领取失业金的人数来衡量，因为失业保险基本只覆盖有劳动合同的单位职工，比职工养老保险的“参保职工”更接近真正在缴费的人。
按2025年末的数据，职工养老口径统计的离退休人员1.52亿，稳定就业者2.44亿，约1.6个稳定就业者对应一位退休者。
这算高算低呢？
统计数据不难算出，在机关事业单位养老并轨的影响稳定之后，退休者与在职者的规模比例2019年是60.6%，2021年降到58.0%，2023年为59.1%，可以说稳中有降，正规就业的增长，完全跟上了退休人数的增长。
当然，人头比例本身其实从来都是间接指标，养老负担最终是钱的问题。
既然流行说法是退休者没有累积节余，全靠在职者现收现付，那么每年的养老金总支出，占全社会劳动收入的多大比重？
这里把城镇职工和城乡居民两项养老保险基金的支出加总作分子；分母是全部就业者的劳动收入，稳定就业者按城镇非私营单位平均工资计，其余就业者一律按统计中的农民工平均收入计。2025年，前者约7.7万亿元，后者约61万亿元。
测算结果是：2019年这个比重11.7%，此后三年略有下降，2022年为11.6%，2023年回到11.8%，直到2024、2025年才升到12.3%和12.7%。
之所以养老保险基金支出的真实负担增长不大甚至多个年份在降低，是因为来自养老金和工资的增速差。
2019年，职工人均养老金约相当于城镇非私营单位平均工资的45%，2025年降到37%。退休金名义上年年上调，但调幅从2019年的5%逐步降到了2025年的2%，慢于工资增长。人口结构带来的压力，大部分被这个相对缩水吸收掉了，没有转化为在职者的负担。近两年的比重回升，其实原因主要在就业端的周期（883436）性因素，也就是稳定就业的新增量暂时放缓，再加上居民基础养老金的提标。
02
未来腾挪余地之大
那些似是而非的叙事，最有力的武器是渲染今天无法证实的未来图景。
那我们就索性把账算到二十年甚至五十年后。
用联合国《世界人口展望2024》的中方案分年龄人口，按现行延迟退休方案，并假设参与正规职工社保就业人员的比例仅仅只是维持现状。
那么到2046年，稳定就业者与职工社保体系的退休者按人头算，确实大约是一比一。
但换成钱的负担，结论就完全不一样了。
假设职工养老金每年名义值上调2%，工资名义值年增4%，同时大幅度提高城乡居民养老金，为农村老人提高待遇，比如设定为到2046年达到职工基础养老金的一半左右，每月约2100元，是现在的7倍多。
即便按这样相当宽松的假设，养老金支出占劳动收入总盘子的比重也只是从今天的约13%升到约20%，其中五个百分点左右还是给农村和城镇居民老人加的钱。
再往后，假设2046年之后各类养老金都与工资同步增长，替代率不再下降。由于2020年代以后的低生育队列陆续进入劳动年龄，这个按钱来算的“真实负担”比重会在2070年代前后达到峰值，大约是劳动收入的三到四成，按我国劳动收入占GDP的比例换算，相当于GDP的13%到17%。
这个21世纪内的峰值水平算高算低？
可以说，这个水平在今天的发达国家里就已经是现实了。
根据OECD《养老金概览2025》(Pensions at a Glance2025)，意大利的公共养老金支出占GDP约16%，葡萄亚和西班牙约13%。也就是说，就算把农村老人的养老金提高七倍，就算不考虑退休年龄的进一步延后和老年人继续工作，中国未来养老负担的峰值，也就是拉丁欧洲各国今天正在承受的水平。
试问，同一批财经博主口中，这些国家到底是价廉物美、报名从速的移民天堂，还是正在危机中苦苦挣扎的地狱？
还要指出，这个负担数字应当看作理论上限，因为推算里的退休年龄一直停在男63岁、女职工55岁，完全没有考虑男女同龄退休和延迟退休的进一步拉长。
况且，未来半个世纪随着AI对人类知识生成模式的冲击，几乎必定会带来年轻人的更早就业，更不用说人工智能（885728）和机器人应用带来的，与劳动收入无关的额外产出。
把账算清楚，就会发现我们的现行养老体系的确存在提质增效的空间，只是不在那些歪风吹向的地方。
城乡居民基础养老金连年提标，和职工养老金调幅连年收敛，其实已经清晰展现了改革方向，即进一步托底弱势群体的养老金替代率，中高收入群体实际上偏高的养老金净替代率(养老金与退休前实际到手工资收入比例)则向发达国家的常态水平回归。
顺着这个潮流看，二十年后养老的分层，可能不再是“年轻人对老人”或“职工对居民”，而是“有第二、第三支柱的人对只靠基础养老金的人”，稳定就业群体会自然而然地需要拥抱企业年金、个人养老金机制。
总的来说，我们的老龄化是真实的，养老体系的压力也是真实的，但突如其来的舆论场热度和公众情绪，则完全是另一回事，那些推波助澜的媒体/自媒体，有心人不难看出其意识形态站位的一贯风格。
值得一提的是，我们上文的远景推演还没有提一个特殊变量，那就是人工智能（885728）。
这个具有极大潜能的变量，有可能在几十年后让“年轻人养老人”这个叙事本身也变得过时。
当新增经济产出越来越多地表现为AI和机器人所形成的资本收入而不是工资，传统基于劳动收入的养老筹资模式就必然会顺势而变。
可以大胆预测，养老金的筹资基础从工资税转向资本税，将是AI时代全世界的刚性趋势。
有趣的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中国社会保障学会会长郑功成也已经极具前瞻性地抛出了这个议题，即提出使用机器人的企业应当探索新的缴费模式。
无论最终采用对利润、对增加值还是对自动化收益征收的形式，方向都是一致的：养老的钱将越来越多地来自机器和资本，而不是某一代人的工资。
到那时，衡量养老负担的尺子也应当从劳动收入换成GDP，而按这把尺子，负担只会更轻。“年轻人养老人”的代际对立叙事，将在这个过程中失去它的全部经济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