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23日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明确提出“努力稳定新出生人口规模”。稳住新出生人口，靠什么去“稳”?如何在“稳”的同时完成从“控制数量”到“支持生育”、从“家庭责任”到“社会共担”的治理转型?带着这些问题，中国经济时报记者专访了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研究员杨泽坤。
守住“总量充裕”基本盘
中国经济时报：努力稳定新出生人口规模，究竟是“稳”什么?
杨泽坤：首先要厘清一个前提：稳定新出生人口规模，不是简单追求数量回升。它瞄准的是保持适度生育水平和人口规模，为中国式现代化进程守住人力资源和市场规模的基本盘。
中国式现代化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人口规模在供给端决定劳动力的充裕程度，在需求端决定国内市场的纵深。新出生人口是人口再生产的起点。它的持续过快收缩，不会立刻表现为劳动力短缺，但会经过一个滞后期，传导为劳动年龄人口加速减少和消费市场结构性收缩。据预测，2025—2030年，我国15—59岁劳动年龄人口将从8.70亿降至8.35亿，年均减少近700万人;0—14岁人口占比将从15.4%下降至12.5%。这种“上增下减”的结构性变化，改变的不只是人口数量，更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条件。稳定新出生人口规模，是在人口变动尚具一定弹性的窗口期作出的战略选择。
同时也要看到，素质提升与总量保持并非相互替代的关系。一个规模持续急剧萎缩的人口，即便素质不断提高，也难以支撑完整的产业体系、充沛的创新活力和足够的内需纵深。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提出“总量充裕”是现代化人力资源的基本维度之一。稳定新出生人口规模，正是实现“总量充裕”的基础性工程。
从更深一层看，少子化与老龄化叠加，正在加大养老金可持续性、劳动供给收缩和公共服务体系调整的压力。稳定新出生人口规模不可能逆转老龄化趋势，但可以改善未来人口年龄结构，避免老年抚养比在短期内过度陡升。现在对生育的支持，本质上是对未来代际负担结构的长期投资。
相当一部分家庭并非“不愿生”，而是在现实约束下“不敢生、养不起”。调查显示，68.64%的受访者将子女抚养成本较高视为低生育水平的主要因素。政策的指向，不是替代家庭决策，而是通过制度性降低生育、养育、教育成本，把选择权真正还原给家庭。
靠“降成本、优服务、保时间、转观念”系统发力
中国经济时报：在稳定新出生人口规模的过程中，为什么单一政策工具难以奏效?
杨泽坤：国际经验已经给出了清楚的参照。法国、瑞典等国家实施“现金支持+公共服务+性别平等”的综合政策体系，生育率得以维持在相对较高水平;而主要依赖一次性经济激励的韩国、日本，政策效果明显有限。这提示我们，稳住新出生人口规模，必须走综合施策、系统支持的路子，在“降成本、优服务、保时间、转观念”四个维度上形成合力。
“降成本”是基础层。2025年起，全国性育儿补贴制度正式实施，每名3岁以下婴幼儿每年3600元，一孩、二孩、三孩同等享受;照护费用被纳入个税专项附加扣除，标准提高到每个子女每月2000元。截至目前，已有3300万家庭领到补贴。住房支持同步推进，超百城出台多子女家庭购房补贴、公积金贷款提额等政策。关键不在于某一年发了多少钱，而在于让家庭形成稳定预期——补贴标准与经济发展水平和物价变动相适应，使经济支持成为长期规划中可以信赖的制度安排，而不是“一次性刺激”。
“优服务”破解的是“照料困境”。2025年，普惠托育服务新增89万个托位，总托位数超过660万，每千人口托位数达到4.5个。七部门推动构建“1+N”托育服务体系，教育端同步免除公办幼儿园学前一年保育教育费，“双减”成果持续巩固。服务供给的逻辑正在发生变化：从“家庭独自承担”转向“社会共同分担”，把照料责任从私人领域部分转移至公共服务领域。这是被国际经验反复证明的有效方向。
“保时间”触及的是“工作—家庭”冲突的制度根源。生育休假制度的完善、弹性工作制的推广、生育友好岗的创设，正在把“兼顾工作与家庭”从口号变为可操作的安排。但更深层的制度建设在于成本共担：对雇用女职工超过一定比例的企业给予税收优惠，对产假工资支出予以合理分摊，避免生育成本过度集中于女性个体和单一用人单位。只有当“生育友好”不再主要由女性独自买单、不再主要由企业独自承担，时间支持才具有可持续性。
“转观念”则指向婚育文化的深层土壤。初婚年龄持续推迟、结婚人数下降，是抑制生育水平的先导性因素。北上广深等超大城市平均初婚年龄已超过30岁。各地推进高额彩礼治理、婚俗改革，倡导“低彩礼”“零彩礼”，推广集体婚礼、旅行结婚，不是在强制个人选择，而是在消除那些使“想结婚而结不起”“想生育而不敢生”的不合理障碍。
把生育支持嵌入人的全面发展，适配区域动态布局
中国经济时报：国务院常务会议强调“更加突出人的全面发展”和“加强区域人口发展分类指导”。这两者与稳定新出生人口规模是什么关系?
杨泽坤：这两条恰恰说明，人口高质量发展的逻辑不是“就生育谈生育”，而是把生育支持嵌入人的全生命周期发展和空间布局之中。
“人的全面发展”对应的是人口质量维度的红利积累。会议提出提高人口科学文化、职业技能、身心健康水平，加快完善全民终身学习机制，强化教育、培训与产业发展协同联动。这与稳定新出生人口规模并不矛盾：新出生人口决定的是未来劳动力的“基数”，而教育、技能和健康决定的是这个基数的“成色”。2025年，16—59岁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已达到11.3年，比2024年提高0.1年。在数量条件趋紧的背景下，把每一个新增和存量劳动者的能力充分释放出来，本身就是对人口数量变化最有效的对冲。
“区域人口发展分类指导”则回应了一个长期被忽视的维度：人口不是均匀分布的，公共服务也不能是静态的。会议明确要求“引导城乡人口有序流动，稳步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根据人口分布情况优化基础设施布局，推动公共服务资源与常住人口变化动态适配”。这意味着，生育支持不能只停留在“发钱”层面，托育设施、学前教育资源、妇幼健康服务必须跟着人走。人口流入地需要扩容，人口收缩地区需要优化整合，而不是继续按照行政层级和户籍人口“平均撒胡椒面”。公共服务从“静态布局”转向“动态适配”，是让生育支持真正可及的关键一步。
一场从“均衡发展”到“投资于人”的治理转型
中国经济时报：如果从一个更长的时间尺度来看，政策转型的实质是什么?
杨泽坤：实质是一场治理转型：从“均衡发展”转向“支持生育”、从“家庭责任”转向“社会共担”。它要求财政投入、服务供给、劳动制度、住房政策、教育安排和文化引导形成系统性配合，而不是各自为政。
国际经验表明，即便综合政策体系较为完善的国家，生育率也难以在短期内大幅回升，政策的功效更多体现为“托底”和“缓降”。稳定新出生人口规模，需要历史耐心和战略定力，以长期主义的制度投入换取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空间。
归根结底，落脚点是“投资于人”。当每一个家庭在生育决策中感受到的是可预期的支持而非孤立的负担、当每一个孩子在成长过程中获得的是可及的公共服务而非家庭独自承受的压力时，适度生育水平和人口规模就有了最坚实的社会基础。这正是“以人口高质量发展更好支撑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深层含义所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