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2026年10月21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对外发布，“两创”融合进入系统性制度建构阶段。中国经济时报推出“从科技强到产业强的融合之道”系列报道，从企业、产业、要素和制度角度，对《意见》进行深入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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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王彩娜
8月，北京市丰台区发布建设中试平台集聚区行动方案，加快布局建设一批具有较强行业带动力的高水平中试平台；9月，杭州市余杭区与北航国新院共同启动“禹航科技副总计划”，推动更多科研人员结对企业、共闯技术难关；10月，2026年江苏省“J-TOP创新挑战季”高端装备（885427）产业专场暨“双高协同”校园科技人才对接活动现场，向10家高端装备（885427）领域企业授信科技金融产品支票，金额达1.97亿元……创新要素加速向产业一线集聚。
日前，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发布，提出推动全链条贯通、全领域覆盖、全要素融通、全方位保障，并围绕促进科技、产业、金融良性循环，加强人才协同培养和使用，建设融合创新平台等作出部署。
接受中国经济时报记者采访的专家认为，从科技强到产业强，既要有资源集聚的“厚度”，也要有要素流动的“速度”和协同配置的“精度”。以改革破除壁垒、以平台承载协同、以市场检验成效，才能让创新要素真正活起来、转起来、融起来，加快转化为产业发展的新动能。
打通堵点，让人才与技术顺畅流动
人才是创新活动中最活跃的因素。人才双向流动，才能让科研选题更接近产业需求，让工程经验更快进入科研和育人环节。《意见》提出，推广校企联合、工学交替和“双导师制”，完善高校、科研院所科研人员选派挂职、兼职和离岗创业政策，支持高校、科研院所聘请企业创新人才担任产业导师、产业教授。这些举措为人才双向流动打开了制度空间。
但在实践中，人才跨界流动仍面临现实顾虑。赛智产业研究院副院长邓道正在接受中国经济时报记者采访时表示，科研端与产业端的人才错配，主要根源在于人才被“单位所有”的编制、社保和职称序列固化，流动即面临晋升中断与贡献不被承认的风险。
破除这些障碍，关键是要改革评价导向、松绑人事制度、完善配套激励。邓道正建议，建立分类评价体系，改变唯论文导向，将工程落地、技术攻关、成果转化成效纳入评价标尺；落细挂职兼职、离岗创业、产业教授等政策，打通人事、社保、职称衔接通道；依托联合实验室、产教联合体等载体推行双导师共育，以真实产业项目牵引人才联合培养。同时，完善收益共享、容错免责机制，让科研人才下沉产业有动力、产业专家走进科研有通道。
人才带着技术流动，技术本身也要跨越确权、估值、交易和中试验证等关口。邓道正分析称，联合攻关成果权属划分、收益分配细则仍不够清晰，技术无形资产缺乏贴合产业落地场景的公允估值标准，国有成果转化尽职免责边界不够具体；专业技术服务供给仍不足，大量实验室成果缺少中试验证数据支撑，供需对接渠道不畅，交易履约、风险分担配套机制不完善，叠加转化激励落地不到位，导致科研端动力不足、转化能力欠缺。
对此，邓道正建议，持续深化职务科技成果赋权改革，细化权属、估值、收益分配规则，建立清单化尽职免责机制，让科研机构有可援引的细则。成果转化还应从产业需求出发，以“企业出题、市场阅卷”重置交易起点，让需求方更多参与立项与验收。同时，将中试平台、技术经理人等作为公共能力建设，填补从实验室证据到产业证据之间的能力真空，打通确权、交易、产业化全链条。
优化供给，让金融“活水”匹配创新节奏
科技创新投入大、周期（883436）长、不确定性高，尤其是硬科技从技术验证到形成稳定现金流，往往需要较长时间。金融供给如果期限偏短、风险偏好偏低，就难以与创新节奏同频。
招联首席经济学家、上海金融与发展实验室执行主任董希淼在接受中国经济时报记者采访时表示，从近年实践看，主要矛盾未必是资金总量不足，更可能是金融供给与创新需求之间的适配性错位。这种错配，既体现在期限和风险偏好上，也体现在定价能力和资本结构上。科技企业的重要资产往往是专利、技术团队和研发管线，传统现金流模型难以准确估值。知识产权质押在估值、动态跟踪和处置等环节仍有摩擦，容易出现“有资产、难融资”。同时，早期项目风险度量标准不够清晰，也在一定程度上抬高了社会资本进入门槛。
《意见》提出，构建与科技企业全生命周期（883436）融资需求相适应的科技金融体系，政府出资的创业投资基金和国有资本创业投资基金强化投早、投小、投长期、投硬科技，健全长周期（883436）考核、差异化监管和退出机制。这意味着，科技金融不能停留在增加单一产品上，而要根据企业成长阶段形成接续支持。
董希淼表示，不同金融工具的风险承受能力和信息优势不同，较合理的思路是形成接力关系，而非让某一类机构覆盖全周期（883436）。创投（885413）和科创基金适合承担从实验室到产品验证阶段的不确定性；银行信贷更适宜在企业形成订单、产能或可验证的经营流水之后介入，并通过认股权贷款、投贷联动等安排适度分享成长收益；进入成长期后，可由投行和资本市场工具承接后续融资和退出，资产证券化、并购基金和S基金等为前序资本提供流转通道，使资本能够循环，而不是沉淀在单一环节。
成果转化中间阶段尤其需要金融补位。董希淼认为，技术已经验证、产品尚未成型、营收尚未产生的阶段，技术风险和市场风险仍然较高，单纯依赖市场机制，可能使部分具有长期价值但短期回报不明的项目被筛除。对此，一项基础性工作是让技术资产可识别、可定价、可追踪，推动技术合同、交易记录、履约信息和成果应用数据合规进入授信评价和风险定价，使技术信用从软信息转化为可参考的融资依据。
金融资源还应嵌入产业链创新链。围绕链主企业牵头开展的产学研协同，可依托真实订单和交易数据发展供应链金融，将信用向上下游中小企业延伸；通过银团贷款、并购金融等支持科技服务资源整合。对专精特新（885929）企业，则可结合知识产权证券化、认股权贷款、投贷联动等工具，回应其多样化融资需求。
在董希淼看来，政策引导重在弥补市场早期公共品环节的失灵，而非替代市场完成定价和筛选。风险补偿、财政贴息、政府性担保和科技保险等工具，应与真实技术交易、订单形成和成果转化场景相结合。长周期（883436）考核、差异化监管则要更好地适应创新规律，让资金期限、价格与创新节奏大致匹配。
强化协同，让各类要素耦合增效
人才、技术、资本、数据并非彼此孤立。人才流动可能带动技术转移，技术确权影响资本定价，数据共享又关系联合攻关和成果验证。推动深度融合，既要逐项破堵点，也要加强政策衔接和平台支撑。
以数据为例，产业链、创新链中的数据孤岛，制约着科研协同和产业协作；数据流通中的安全责任、使用权限和收益分配问题，也影响各类主体开放共享的积极性。邓道正认为，构建合规可控的数据流通共享机制，应以“分类分级、可用不可见”为核心。一方面，完善数据分类分级与授权准入规则，区分科研数据、产业经营数据、敏感涉密数据，明确共享边界和使用权限；另一方面，依托可信数据空间、数据沙箱、隐私计算等技术，搭建产学研用一体化流通底座，做到原始数据不出域、计算结果可输出。同时，建立数据价值计量和收益分配机制，配套全过程审计、风险预警与容错机制，在守住安全底线的前提下，调动企业、科研院所开放数据的积极性。
多要素协同还需要制度接口相互衔接。邓道正建议，建立跨部门统筹协同机制，打通科技、发展改革、工业和信息化、国资等政策接口，推动人才评价互认、技术资产单列、数据可信流通、资本风险补偿等规则协同，避免政策碎片化。
平台是要素耦合的重要载体。邓道正建议，依托创新联合体、概念验证中心等，把人才团队、待转化技术、产业数据、科创资本围绕产业真实需求定向组合，以项目牵引要素联动；完善要素价值联动分配机制，明确人才、技术、数据等要素可按约定参与收益分配；搭建集成技术交易、人才服务、数据流通、投融资对接等功能的要素服务枢纽，降低对接成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