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中国人大网公布《国务院关于金融工作情况的报告》(下称《报告》)。
《报告》披露了当前地方化债最新进展。截至2026年9月末，全国剩余融资平台数量较2023年3月末下降92%；截至2026年6月末，存量经营性金融债务较2023年3月末减少79%。
值得一提的是，今年《报告》在“下一步工作考虑”中提出“稳妥化解重点领域风险，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底线”，其中提到“做好金融支持融资平台退出后的市场化转型工作”。这一表述较2025年报告中“继续做好金融支持融资平台化债工作，支持融资平台市场化转型”的提法已有明显变化。
在远东资信研究院常务副院长张林看来，这释放出政策重心从化债转向转型的重要信号。“过去三年主要靠财政置换和金融让利把‘燃点’压下去，现在要解决的是平台退出之后靠什么活着、靠什么还钱。这不是政策退出，而是政策换挡。”
与此同时，这也是为“后平台时代”提前做制度安排。“报告聚焦退出后的市场化转型，目的正是避免‘退出即断档、断档即风险’。这一表述仍放在‘稳妥化解重点领域风险’项下，说明转型本身被视作风险处置的延续环节，而不是结束。”张林对《华夏时报》记者如是说。
隐性债务风险大幅缓释
《华夏时报》记者注意到，根据此前官方披露，截至去年9月末，全国融资平台数量较2023年3月末下降71%，而今年9月末这一降幅直接提升了21个百分点至92%。
“三年多时间，平台数量和债务规模同步大幅压降，说明一揽子化债方案‘减量、控增、降本’三个方向上都真正落了地，阶段性成果非常扎实。”张林对本报记者补充道，按既定安排，2026年末融资平台累计压降不低于90%，现在9月末已达到92%，比时序要求提前，较2025年末的82%一年内又提高10个百分点；存量经营性金融债务同期由74%扩大至79%。
作为特定环境下的产物，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承担政府投资项目融资功能，为地方基础设施建设和经济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但随着债务规模的扩大，风险也在不断积累。
2024年8月央行等四部门联合发布《关于规范退出融资平台公司的通知》(银发〔2024〕150号)，要求所有融资平台必须在2027年6月30日前完成“退平台”工作。
如今距离这一时限已不足8个月。
根据政策要求，“退平台”需要满足三道门槛。一是隐性债务清零 ，即平台名下所有政府兜底隐性债务须全部化解完毕；二是剥离政府融资职能 ，转型为自主经营、自担风险的市场化主体；三是经营性金融债务清零，或取得占三分之二以上金融债权人同意 。
在张林看来，随着各地融资平台陆续退出，剩余约8%的平台整体资质相对更弱、债务关系更为复杂，退出难度明显加大。
“与已‘退平台’的相比，剩余的融资平台多以区县层级、财力偏弱地区和重点省份的尾部地市为主，可盘活资产少、财政回旋余地小，在资产质量方面，多承担公益性、准公益性项目，缺乏能产生稳定现金流的经营性资产，土地财政弱化后抵押物价值同步下降。”张林进一步表示，在债务结构方面，这些融资平台的存量经营性债务偏重、成本偏高、期限偏短，非标债务、商票等占比不低，一旦失去名单内借新还旧的通道，流动性缺口会立即显性化。此外，这些平台普遍缺少实质经营业务、长期依赖财政补贴，治理和人员能力也跟不上。
“换句话说，剩下的是退出成本高于退出收益的那一批，退出即失去政策性的滚续安排，地方出于防风险考虑反而倾向晚退、慢退，这也是数量端压降快于债务端的深层原因。”张林总结道。
金融支持不断档
随着化债工作的深入推进，当前化债重心已从隐性债务转向平台经营性债务，《报告》中金融支持的相关表述也从2025年的“继续做好金融支持融资平台化债工作，支持融资平台市场化转型”，转为2026年的“做好金融支持融资平台退出后市场化转型工作”。
在张林看来，这一表述同时释放出政府信用与平台信用制度性分离的信号。他坦言，这层切割正是本轮化债中最难、也最具实质意义的一步。“随着融资逻辑从政府隐性背书转为企业信用定价，还款来源从财政兜底转为经营现金流；风险责任也随之重新划分，财政负责公益性项目和历史债务，企业负责经营性债务，金融机构自担信贷风险。”
从各地实践看，融资平台经营性债务风险目前仍以金融化债手段为主。远东资信货币与利率研究中心主任王晨在接受《华夏时报》记者采访时表示，一方面，通过银行贷款置换、展期降息等化解融资平台经营性债务风险，通过“高息置换低息、以时间换空间”缓解融资平台流动性压力，这也是目前最为常见的一种方式。另一方面，部分地方也积极尝试通过AMC助力经营性债务风险化解，具体方式包括债务重组、债转股等。此外，也有地区通过资产证券化、特许经营权等方式积极推进存量资产盘活，为地方化债提供增量资金。
此外，“退平台”后，城投公司因不再具备政府隐性信用背书，融资难度明显加大。对此，张林认为，金融体系应把握支持的边界，在信贷定价、增信安排、融资渠道等方面满足平台转型发展的合理融资需求。
张林表示，在信贷定价上，建议从“看区域、看层级”转向“看业务、看现金流”，建立转型主体的专属授信模型，核心看四项，即经营性资产占比、市场化收入占比、财政补贴占利润比重、经营性现金流对利息和本金的覆盖程度。同时，在定价方面要避免两个极端，一是继续按政府信用隐含担保低价投放，积累新的风险；二是“一刀切”抽贷断贷，把本来能转型的主体逼成风险。合理的过渡期安排可以有，比如设置观察期、在内部资金定价上给予差异化支持，但会计和资本计量上不能预设政府会兜底。
张林进一步指出，在增信安排上，要从“政府信用增信”转向“资产增信、结构增信、市场化增信”，方向是让转型主体逐步“去担保化”，靠自身信用记录和经营表现获得融资。例如，用特许经营权、收费权、REITs底层资产、应收账款做抵质押；用专业化担保和信用增进机构、保险、信用风险缓释工具分担风险；推动地方政府性融资担保体系按市场化方式收费、独立风控，不能变成变相财政兜底。
“融资渠道上，关键是分类而不是普惠。”张林建议，债券端支持符合条件的转型主体发行科创债、绿色债、资产证券化和REITs，用资产信用替代主体信用；信贷端从长期项目贷转向流动资金贷、并购贷、供应链金融，匹配其真实产业经营；股权端引入产业资本和战略投资者补充资本金，把杠杆降下来；同时继续压降高成本非标，用标准化工（850102）具替代。真转型、有现金流的主体要给足支持，名义退出、实质空转的主体则要收紧，不能再用“转型”的名义维持旧模式。
“最后还有两点配套不能少。”张林补充道，一是退出后的观察期监测和信息共享，防止‘退而不管’和逃废债；二是财政、金融、司法协同，财政管公益性项目和历史债务，金融管经营性融资，司法提供破产重整和清算通道，形成‘能进能出’的出清机制；同时对金融机构配套尽职免责和差异化考核，解决‘不敢贷’的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