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志国:股票回购——从博弈工具到信用载体

2026-11-13 13:50:17
来源:深圳商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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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志国简介:韩志国,著名经济学家、诗人。中国市场经济与股份经济的主要开拓者之一,其产权理论具有广泛、深刻与长期影响。曾在《人民日报》《光明日报》《中国青年报》《中国体育(884258)报》等各类媒体上发表过大量诗作,出版著作38部,发表论文上千篇。

察经济之变,始于辨识底层架构。工业化阶段,价值创造锚定实体产出,资金循环依托银行信贷,财政承担逆周期(883436)稳定职能,共同搭建起一套服务产能扩张的治理框架。当产业持续迭代、资产结构深刻变迁,股票定价与要素重组逐步跃升为经济运行的核心变量,这套诞生于生产时代的调控体系,内在局限便不断显现。经济已经换了河道,政策却还在旧堤上修修补补。

问题的要害,不在于货币与财政工具本身失效,而在于支撑其作为调控中枢的现实条件已经迁移。经济底层主体发生置换,资源配置的信号机制必须随之更替,宏观调控的发力支点、传导链条与功能边界,都需要跳出既有框架重新审视。体系随形态而改,治理随重心而迁——时代更迭,必然催生调控范式的迭代。

银行与财政的双轮驱动

生产时代的自洽闭环

生产时代,生产能力是经济发展的核心支柱。工厂是基本经济单元,实物产出是财富创造的主要载体,资本形成高度依赖间接融资。这套机制之所以能够顺畅运转,根植于一个高度自洽的微观基础与宏观架构的匹配:生产创造财富,信贷供给资本,财政调节需求。银行负责资金流转,财政引导资金投向,二者协同,维系经济循环平稳运行。这套框架不是人为设计的结果,而是与生产时代的微观基础长期磨合、自然演化的产物。

银行是信贷中枢,收放流动性潮汐。企业经营依托银行信贷,居民财富主要体现为银行储蓄,宏观政策借助银行体系向实体经济传导。银行体系稳健,居民才愿意储蓄;企业预期向好,信贷才能有效落地。这套体系存在一个天然闭环:企业以厂房、设备、存货等实物资产作为抵押获得信贷,银行以存款作为负债进行放贷,财政以税收为来源进行支出——实物资产、银行信贷与财政收支三者之间形成了可验证、可计量、可循环的信用链条。在这个闭环中,宏观调控只需调节信贷闸门与财政收支,就能顺畅地影响实体经济的冷热。

财政是需求中枢,调节总需求起伏。扩大支出,可以提振市场需求;实施减税,能够激发供给活力。财政不只是资金分配工具,还具备信用增信作用。公共资金投向何处,往往能够带动市场预期;财政支出节奏调整,也会改变市场主体的投资判断。在经济下行阶段,财政支出是经济稳定器;在经济繁荣阶段,财政收支则承担平衡调控的功能。在生产时代,财政之所以能够有效发挥逆周期(883436)调节作用,是因为其调节对象清晰可辨:工厂的产能扩张与收缩、居民的收入与消费(883434)、基础设施的投资与建设,都是实物层面的变量,可以直接感知与度量。

信贷是传导中枢,疏通总循环脉络。央行投放流动性属于货币供给侧,企业使用资金属于实体需求侧,信贷正是二者之间的桥梁。信贷传导效率,决定货币政策能否惠及实体;信贷资源配置方向,决定要素能否流向高效领域。生产时代的宏观调控之所以有效,根本原因在于:信贷链条的起点是央行,终点是工厂的机器与工人的工资,中间经过的每一环——商业银行、企业账户、财政收支——都是可观测、可干预的实体节点。政策信号从发出到落地,路径清晰,衰减有限。

世易时移,策必随之。这套调控框架适配生产时代,以工厂为主体、银行为中枢、生产扩张为核心逻辑,其内在自洽性建立在三个前提之上:微观主体以实物资产为核心、融资方式以间接融资为主导、财富形态以银行存款为主要载体。 只要这三个前提成立,银行与财政的双轮驱动就是最有效率的调控方式。然而,随着经济基础逐步转变,这三个前提正在被逐一打破——工厂逐步被法人取代,间接融资不断被直接融资分流,银行存款日益被股权资产替代。前提一旦瓦解,建立在其上的调控体系便不可避免地出现功能弱化:价格信号难以充分反映真实供需,利率信号对资金流向的引导弱化,传统价格调节机制的效果明显衰减。多重信号同步偏离,意味着传统调控体系的传导机制正面临越来越深刻的结构性约束。这不是工具失灵,而是根基松动;不是政策失误,而是发展换轨。

法人与股市的双核共振

资本时代的微观重构

资本时代,股票定价与资源配置能力成为经济发展的核心支柱。法人组织成为核心市场主体,股权成为重要财富载体,居民收入拓展为劳动收入与财产收入并重,直接融资逐步成为资本形成的重要渠道。这套新逻辑的底层变化在于:法人取代工厂成为市场主体单元,股权取代存款成为重要财富形态,资本配置取代产能扩张成为经济核心变量。法人与股市构成新的运行框架:法人塑造独立稳定的市场主体,股市依托价格信号引导资源配置,二者协同,实现资本高效流转。

法人是信用中枢,筑牢市场主体根基。法人以独立财产为依托,形成独立人格、独立意志与独立利益。法人如同骨骼,骨骼坚实则主体稳健,骨骼软弱则主体无力。法人之所以构成信用中枢,根源在于信用建立的前提是主体确定性。缺少独立财产与独立意志的主体,无法做出可信承诺,也难以独立承担责任。法人制度建设不到位,市场主体根基虚浮,股票市场便如同建造在沙土之上,资源配置就会缺少根基。法人制度的深层意义在于:它将经济运行的微观基础从“实物资产”升级为“信用主体”。工厂的价值在于它的机器与厂房,法人的价值在于它的信用与预期。前者可以被看见、被触摸、被抵押;后者只能被信任、被定价、被交易。当经济核心主体从工厂变为法人,宏观调控的着力点就必须从“调节实物产出”转向“维护信用秩序”。

股市是定价中枢,引导资本资源流向。股市承担资本定价、资源配置、价值甄别、风险分散、促进法人治理的多重功能。股市如同眼睛,视野清晰则资本方向明确,视野模糊则资本迷失路径。价格是资源配置的信号,价格信号合理,资本自然向高效领域集聚;价格信号扭曲,资本就持续沉淀在低效领域。股票市场的意义,早已超越企业融资与资产交易,它是资本时代宏观经济的定价锚点、预期载体与财富蓄水池。资产价格经由股市传导至居民资产负债表与企业权益资本成本,直接影响消费(883434)意愿与资本开支决策。股市不再只是服务产业的附属市场,而是宏观均衡调节的核心支点——资本时代的宏观治理,必须围绕股票市场的定价机制、信用机制与预期机制展开。股市的深层功能,是它将分散的、不可通约的法人信用,转化为统一的、可比较的、可交易的股权价格。有了这个价格,资本才知道该往哪里流,创新才知道该在哪里聚,风险才知道该由谁承担。

资本是循环中枢,贯通经济运行血脉。融资模式逐步由间接融资转向直接融资,资本载体由银行存款拓展为股权资产。资本如同血液,血脉通畅则经济循环和顺,血脉堵塞则经济循环受阻。资本的本质是资源配置选择权:存放于银行的资金属于储蓄,是等待配置的资金;进入股票市场的资金转化为资本,代表着投入产业的行动选择。资本自低效领域撤出、转入高效领域,则经济实现增长;资本反向流动,持续涌入低效领域,则经济趋于停滞。资本流动的逻辑,与信贷流动的逻辑截然不同:信贷的起点是银行,终点是工厂;资本的起点是预期,终点是未来。信贷依赖抵押,资本依赖信任;信贷调节总量,资本调节方向。

根基新立,资本重构。这套运行逻辑适配资本时代,以法人为主体、股市为中枢、资源配置为核心逻辑。然而,当前的宏观调控体系,整体框架仍延续生产时代思路。经济基础已经迈入新阶段,调控思路尚未同步完全跟上。货币与财政政策依旧在原有框架内发力,政策效果自然受到局限。多重市场信号偏离的背后,是资产端缺少有效承接载体;资产承接不足,带来股票价格持续承压,旧的资产扩张主体逐步弱化,新的资产扩张主体尚未成熟。这不属于短期周期(883436)性波动,而是结构性转变;问题根源不在于总需求不足,而在于资本形成机制出现阻滞。更深层的矛盾在于:生产时代的调控机制作用于实物资产与银行信贷,而资本时代的经济核心已经转移到法人信用与股权定价。调控支点与经济重心之间,出现了根本性错位。修复资本形成链条,有赖于资产端搭建承接载体;推动结构转型,则依靠培育增长新动力。法人制度与股票市场,如同资本时代的双腿——缺其一,宏观调控便无法站立,更遑论奔跑。

主翼与侧翼的功能重配

转型时代的调控重建

资本时代的经济基础已经确立,宏观调控体系必须随之重建。这一重建的核心命题,不是如何在原有框架内改进货币与财政政策,而是如何适应资本时代的客观现实与内在要求,建立以股市政策为核心的宏观调控体系与宏观调控机制。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不再是拉动增长的主引擎,但二者价值并未消失,只是功能需要重新定位:它们不再作为增长驱动核心,而是经济稳定的压舱石,为结构转型提供托底保障。中枢负责驱动转型,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作为源头与底座提供支撑,三者分工不同,但缺一不可。

银行为货币源头,涵养市场流动活水。银行体系的功能并未过时,重心不再是单纯扩张信贷规模,而是为股票市场与实体经济营造稳定的货币环境。货币政策的每一次操作,都应当以股市政策的传导效率为考量:宽松货币的目的,不是让资金在金融体系空转,而是让资本顺利进入股票市场并转化为实体投资;利率下调的意义,不在于降低企业信贷成本,而在于压低股权资本成本、提升股票估值、激活财富效应。即便持续宽松货币,如果资本无法流入实体,资金只会在金融体系空转;利率持续下调,如果股票市场缺乏活力,财富效应难以显现,消费(883434)提振就缺少支撑。源头供给顺畅,中枢才能有效运转。货币闸门打开之后,资金需要导入实体经济与股票市场,才算真正落地。

财政为需求底座,托底转型周期(883436)波动。财政功能同样没有过时,重心不再依靠政府投资拉动增长,而是为转型中的企业与居民提供缓冲空间。财政政策的每一次发力,都应当以股市政策的传导效果为标尺:扩大支出的目的,不是替代社会资本,而是撬动社会资本协同参与;实施减税的意义,不在于短期刺激需求,而在于改善企业盈利预期、提升股票市场估值基础。即便加大财政支出力度,如果社会资本不愿跟进,投资拉动效果仍然有限;即便实施大规模减税,如果股票市场预期偏弱,企业投资信心难以提振,政策乘数效应仍然无法释放。底座稳固,中枢才有支撑。公共资金投入,关键在于撬动社会资本协同参与,方能放大政策效能。

股市为转型引擎,驱动产业结构升级。股票市场不只是交易场所,更是资本形成引擎、要素流动通道与价值发现平台。以股市政策为核心的宏观调控,意味着股市政策不再只是产业政策的分支或资本市场的局部政策,而是统领货币、财政与产业政策的最高层级调控工具。单纯依靠政府投资撬动社会资本的边际效应持续衰减;专项债持续发行,若缺少股票市场承接,产业循环链条仍极易断裂。股票市场保持活力,则资本流转顺畅、实体获得支撑、经济循环激活;股票市场活力不足,则资本流动停滞、实体扩张乏力、经济循环放缓。科技创新依托股票市场分散风险、集聚长期资本;产业升级依托股票市场完成价值定价,引导要素优化配置;存量资源整合依托股票市场实现并购重组与优胜劣汰。传统宏观框架依靠货币与财政政策直接调节总需求;而在资本时代,有效宏观调控的逻辑发生反转。货币与财政负责稳住宏观底线,股市政策承担调节资本成本、重塑市场预期、管理居民财富、引导长期资本供给的核心职能。

中枢换轨,转型致远。货币与财政政策依然重要,但不再居于调控中枢位置。股票市场活力不足时,即便货币供给充足、财政底座稳固,转型推进依然困难;股票市场机制完善,货币与财政配套举措才能事半功倍。完成中枢切换后,源头、底座、引擎协同发力,经济循环方能全面激活。当下中国经济正处在要素驱动向创新驱动的结构性转型阶段,创新活动高度依赖股票市场承载。股票市场制度建设滞后,财富效应难以充分释放,转型阻力就会随之放大。股票市场,是资本时代宏观调控体系必须高度依托、深度聚焦、协同发力的核心引擎。

一切转型的本质,都是让制度追上时代已经抵达的地方。从生产时代到资本时代,中国经济正在经历三重转型。第一重,是微观主体转型:工厂让位于法人,实物资产让位于股权资产,间接融资让位于直接融资;第二重,是宏观调控机制转型:货币与财政的双轮驱动让位于以股市政策为核心、货币与财政政策为底座的新型调控体系,调控对象从实物产出转向资本定价,调控目标从总需求管理转向资本形成效率;第三重,是发展方式转型:要素驱动让位于创新驱动,而创新天然依赖风险分散、耐心资本、估值信号与股权激励——所有这些,只有成熟的股票市场才能够系统性提供。三重转型不是并列的清单,而是一条因果链——微观主体转型是根,宏观调控转型是干,发展方式转型是冠;根深则干壮,干壮则冠茂,冠茂又反过来滋养根系。法人制度不立,股票定价便失去可信锚点;调控机制不换,政策信号便无法抵达新的经济重心;股票市场不振,创新便失去血脉,转型便失去引擎。根不深则干不壮,干不壮则冠不茂——三重转型缺一环,整棵大树便失去平衡。

经济转型的成败,不取决于政策的多寡,而取决于制度是否与经济的重心对齐。以股市政策为核心的宏观调控,不是把股市当作新的政策工具,而是构建一套逻辑自洽的完整体系:以股票市场为资源配置的中枢与宏观均衡的支点,以调节股权资本成本、管理全社会资产负债表、引导长期资本供给、稳定市场预期为核心职能,以法人制度、股票市场与政策联动为制度支撑。这套体系向上统领货币与财政,向下倒逼微观基础完善,向外承接创新驱动与产业升级——它既是资本时代制度建设的总枢纽,也是发展方式转型的总引擎。只有股票市场活了,资源配置才会更加顺畅,产业升级才会更加蓬勃,创新活力才会更加充沛,普惠性财富效应才能真正惠及千家万户并有效改变社会预期,整体经济的资产负债表也才能出现峰回路转的全面改善。

调控机制顺轨,微观活力方能充分释放;股票市场健康,创新血脉方能畅通奔涌。当法人有了信用,资本便有了主人;当股市有了定价,创新便有了方向;当调控有了中枢,转型便有了支撑。当信用、资本、创新三链合流,当微观基础、宏观调控、发展方式三者贯通——中国经济必将在资本时代筑牢坚实根基,必将在创新驱动中迸发澎湃动能,必将在制度变革中赢得广阔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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