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份名为StandwithJensen的联署信在11月13日之后迅速流传于美国华人社群的微信群中,发起方自称是英伟达(NVDA)现任及前任员工与股东,与公司官方无关。截至美东时间11月14日晚间9点,该网站显示的签署人数已逼近13万,且仍在增长。联署诉求很直接:请求英伟达(NVDA)董事会让黄仁勋回来。
这件事的起点是11月12日。当天英伟达(NVDA)官网发布公告,创始人黄仁勋辞去总裁、首席执行官及董事职务,即刻生效。公告没有说明辞职原因,全文也未出现黄仁勋本人的表态。公司执行副总裁兼首席财务官科莱特·克雷斯出任临时首席执行官,继续兼任首席财务官。从发布道歉声明到辞职,前后不到一周。

联署信把矛头指向程序。发起人认为,单凭“怀疑”或“有所关联”不足以终结黄仁勋对英伟达(NVDA)的领导;执掌公司33年不意味着免于问责,但问责需要证据、公平听证和经得起推敲的决定。一位参与联署的美国金融机构高管对腾讯财经表示,董事会在决定让黄仁勋卸任的过程中颇为仓促,尽职调查流程没有完成,也没有任何正式的确凿证据。
这套程序质疑要想转化为实际压力,需要更多有分量的签署人。一位美国顶级律所合伙人的判断是,如果后续有英伟达(NVDA)在职员工和股东、特别是机构股东参与联署,董事会在道义和舆论上会承受不小压力,也会为黄仁勋重返公司铺垫氛围。反过来说,如果签署者始终以散户和外部同情者为主,董事会的决策空间不会因为签名数量而收窄。
联署本身存在明显瑕疵。网站缺乏实名验证,签名真伪难以判断。英伟达(NVDA)副总裁Bryan Catanzaro已公开澄清从未签名,称名字遭人冒用。上述律所合伙人对腾讯财经表示,目前网上联署的真实性和严肃性不够,部分署名疑似随意填写。签名数字在传播中被当作民意温度计使用,但它作为治理证据的效力,远低于其作为情绪表达的影响力。
把黄仁勋的离任与2018年英特尔(INTC)CEO科再奇辞职做类比,是不少讨论中的常见思路。科再奇因与下属的恋情违反公司规定而辞职。多位接受腾讯财经采访的律师认为这一先例不能简单套用。科再奇是职业经理人,从工程师一路升至CEO,英特尔(INTC)本身已是治理完备的成熟巨头,他的离开是一次换帅。黄仁勋的角色不同,英伟达(NVDA)几乎每一次关键转型,从CUDA到数据中心再到AI,都出自他的判断和坚持。

英伟达(NVDA)没有公开的继承计划,这是联署者与市场共同焦虑的根源。外界常用“一位国王,六十名直接下属”形容其管理结构,重大决策几乎全由黄仁勋拍板,始终没有清晰的接班梯队。技术型接班人选有GPU工程负责人Jonah Alben和“CUDA之父”Ian Buck,但业界认为两人都难以复制黄仁勋对供应链的掌控力。SemiAnalysis认为Buck胜算最高,首席财务官Colette Kress次之;外部人选则传出过苹果(AAPL)芯片负责人Johny Srouji。SemiAnalysis援引一位高管的说法称,“Ian宁愿死也不愿接替Jensen……没人会真正想要那份工作。”
职业经理人接掌后的英伟达(NVDA)会变成什么样,SemiAnalysis给出的参照是乔布斯之后的苹果(AAPL):公司趋于保守,靠回购回馈股东,英伟达(NVDA)也可能沦为一家“普通公司”。这一判断的机制在于,黄仁勋敢于对长线项目下重注,当年CUDA连续多年亏损,是他力排众议押中的。换成职业经理人,推动Omniverse、自动驾驶这类眼下零收入的项目,动力和空间都会收窄。
客户关系是另一条被低估的纽带。芯片配额和新云厂商的担保,很大程度上依赖黄仁勋的个人信誉。SemiAnalysis的数据显示,英伟达(NVDA)表外担保规模已达5300亿美元,股权投资为990亿美元。一旦失去“黄仁勋兜底”,新云生态可能大幅收缩。供应链端同样如此,以往内存和晶圆产能大多是黄仁勋与各家CEO当面谈下来的。SemiAnalysis估算,SK海力士(SKHY)给英伟达(NVDA)的HBM4报价比其他客户低一成以上;黄仁勋离开后,到2028年可能有七成以上产能转向非英伟达(NVDA)芯片。
这些分析共同指向一个结论:市场当前定价的不是英伟达(NVDA)卖不卖得动GPU,而是没有黄仁勋的英伟达(NVDA)该值多少倍利润。段永平在投资平台上的两句话被反复引用,一句是“目前不会卖出英伟达(NVDA)”,另一句是“实际上我今天卖了不少puts”。卖put的收益结构是收取权利金,股价不跌则权利金落袋,跌到行权价则按折扣价接盘并承担继续下跌的亏损。两个动作组合起来,等于把英伟达(NVDA)的短期生意和长期治理拆成了两个定价维度。他对黄仁勋离职的定性也是这么分的:短期生意不会有影响,几年后要看能不能找到好的CEO。
回到联署本身,它能否改变结果,最终不取决于签名数量。上述律所合伙人对腾讯财经表示,黄仁勋能否重返英伟达(NVDA),要看FBI和美国司法部的调查结论。如果证实Alice Huang确为情报人员,或发现英伟达(NVDA)机密、芯片流向存在问题,即便联署人数再多,董事会恐怕也很难为他打开回归之门。对董事会而言,签名代表的是民意和情感,他们更需要权衡的是监管风险、国会压力和股东诉讼。在调查结论出炉之前,董事会更可能选择等待。

亚裔社群的动员热情,是这场联署中容易被忽略的另一层。多位参与联署的人士告诉腾讯财经,黄仁勋张扬、果敢的作风,颠覆了外界对亚裔“职场上温顺听话、不够进取”的刻板想象。反歧视组织创始人、投资人Dave(DAVE) Lu对CNBC形容,整个社区都感到“心碎”。他认为,美国政府至今没有公开间谍行为的证据,类似的“红色恐慌”一再加深“亚裔不可信、不忠诚”的偏见。
这种情绪有历史来源。不少人仍记得司法部推行“中国行动计划”的那几年:许多华裔遭到起诉,最终或被撤诉,或始终拿不出间谍证据,当事人却早已付出沉重代价。民权组织“亚裔美国人促进正义中心”负责人Frank Yang对《纽约时报(NYT)》直言,社会对华裔的猜疑本就很深,此时最不需要的,就是再有一位华裔背景的人物卷入此类风波。
联署队伍里也有英伟达(NVDA)股东。资深个人投资者Henry在社交媒体上呼吁持股者签名让Jensen回来。他提到自己的买入价远低于100美元,近期英伟达(NVDA)股价大跌让他损失惨重,但他不会卖出。他的理由有两条:一是英伟达(NVDA)估值已经“低得难以置信”,当前估值暗示明年利润增速只有7%,而预期高达70%;二是个人情怀和对老黄的信念。
股东身份让这类签名多了一层含义,但它同样面临边界条件。个人投资者的持仓规模与投票权,和机构股东不在一个量级。真正能让董事会重新评估继任安排的,是持有较大份额的机构是否公开表态,以及调查结论是否出现方向性变化。目前公开信息尚不足以确认这两点中的任何一项。
签名数字还在涨,英伟达(NVDA)的临时CEO已经到岗,董事会的正式遴选程序也已启动,内部和外部人选都在考虑之列。联署能做的,是把“黄仁勋”这三个字留在公众视野里;至于他能不能回来,决定权不在签名页上。
这件事的起点是11月12日。当天英伟达(NVDA)官网发布公告,创始人黄仁勋辞去总裁、首席执行官及董事职务,即刻生效。公告没有说明辞职原因,全文也未出现黄仁勋本人的表态。公司执行副总裁兼首席财务官科莱特·克雷斯出任临时首席执行官,继续兼任首席财务官。从发布道歉声明到辞职,前后不到一周。

图 1:关键事件节点一览。数据来源:英伟达(NVDA)公告
联署信把矛头指向程序。发起人认为,单凭“怀疑”或“有所关联”不足以终结黄仁勋对英伟达(NVDA)的领导;执掌公司33年不意味着免于问责,但问责需要证据、公平听证和经得起推敲的决定。一位参与联署的美国金融机构高管对腾讯财经表示,董事会在决定让黄仁勋卸任的过程中颇为仓促,尽职调查流程没有完成,也没有任何正式的确凿证据。
这套程序质疑要想转化为实际压力,需要更多有分量的签署人。一位美国顶级律所合伙人的判断是,如果后续有英伟达(NVDA)在职员工和股东、特别是机构股东参与联署,董事会在道义和舆论上会承受不小压力,也会为黄仁勋重返公司铺垫氛围。反过来说,如果签署者始终以散户和外部同情者为主,董事会的决策空间不会因为签名数量而收窄。
联署本身存在明显瑕疵。网站缺乏实名验证,签名真伪难以判断。英伟达(NVDA)副总裁Bryan Catanzaro已公开澄清从未签名,称名字遭人冒用。上述律所合伙人对腾讯财经表示,目前网上联署的真实性和严肃性不够,部分署名疑似随意填写。签名数字在传播中被当作民意温度计使用,但它作为治理证据的效力,远低于其作为情绪表达的影响力。
把黄仁勋的离任与2018年英特尔(INTC)CEO科再奇辞职做类比,是不少讨论中的常见思路。科再奇因与下属的恋情违反公司规定而辞职。多位接受腾讯财经采访的律师认为这一先例不能简单套用。科再奇是职业经理人,从工程师一路升至CEO,英特尔(INTC)本身已是治理完备的成熟巨头,他的离开是一次换帅。黄仁勋的角色不同,英伟达(NVDA)几乎每一次关键转型,从CUDA到数据中心再到AI,都出自他的判断和坚持。

图 1:受访律师认为英特尔(INTC)先例不能简单套用
英伟达(NVDA)没有公开的继承计划,这是联署者与市场共同焦虑的根源。外界常用“一位国王,六十名直接下属”形容其管理结构,重大决策几乎全由黄仁勋拍板,始终没有清晰的接班梯队。技术型接班人选有GPU工程负责人Jonah Alben和“CUDA之父”Ian Buck,但业界认为两人都难以复制黄仁勋对供应链的掌控力。SemiAnalysis认为Buck胜算最高,首席财务官Colette Kress次之;外部人选则传出过苹果(AAPL)芯片负责人Johny Srouji。SemiAnalysis援引一位高管的说法称,“Ian宁愿死也不愿接替Jensen……没人会真正想要那份工作。”
职业经理人接掌后的英伟达(NVDA)会变成什么样,SemiAnalysis给出的参照是乔布斯之后的苹果(AAPL):公司趋于保守,靠回购回馈股东,英伟达(NVDA)也可能沦为一家“普通公司”。这一判断的机制在于,黄仁勋敢于对长线项目下重注,当年CUDA连续多年亏损,是他力排众议押中的。换成职业经理人,推动Omniverse、自动驾驶这类眼下零收入的项目,动力和空间都会收窄。
客户关系是另一条被低估的纽带。芯片配额和新云厂商的担保,很大程度上依赖黄仁勋的个人信誉。SemiAnalysis的数据显示,英伟达(NVDA)表外担保规模已达5300亿美元,股权投资为990亿美元。一旦失去“黄仁勋兜底”,新云生态可能大幅收缩。供应链端同样如此,以往内存和晶圆产能大多是黄仁勋与各家CEO当面谈下来的。SemiAnalysis估算,SK海力士(SKHY)给英伟达(NVDA)的HBM4报价比其他客户低一成以上;黄仁勋离开后,到2028年可能有七成以上产能转向非英伟达(NVDA)芯片。
这些分析共同指向一个结论:市场当前定价的不是英伟达(NVDA)卖不卖得动GPU,而是没有黄仁勋的英伟达(NVDA)该值多少倍利润。段永平在投资平台上的两句话被反复引用,一句是“目前不会卖出英伟达(NVDA)”,另一句是“实际上我今天卖了不少puts”。卖put的收益结构是收取权利金,股价不跌则权利金落袋,跌到行权价则按折扣价接盘并承担继续下跌的亏损。两个动作组合起来,等于把英伟达(NVDA)的短期生意和长期治理拆成了两个定价维度。他对黄仁勋离职的定性也是这么分的:短期生意不会有影响,几年后要看能不能找到好的CEO。
回到联署本身,它能否改变结果,最终不取决于签名数量。上述律所合伙人对腾讯财经表示,黄仁勋能否重返英伟达(NVDA),要看FBI和美国司法部的调查结论。如果证实Alice Huang确为情报人员,或发现英伟达(NVDA)机密、芯片流向存在问题,即便联署人数再多,董事会恐怕也很难为他打开回归之门。对董事会而言,签名代表的是民意和情感,他们更需要权衡的是监管风险、国会压力和股东诉讼。在调查结论出炉之前,董事会更可能选择等待。

图 1:能否改变结果,最终不取决于签名数量
亚裔社群的动员热情,是这场联署中容易被忽略的另一层。多位参与联署的人士告诉腾讯财经,黄仁勋张扬、果敢的作风,颠覆了外界对亚裔“职场上温顺听话、不够进取”的刻板想象。反歧视组织创始人、投资人Dave(DAVE) Lu对CNBC形容,整个社区都感到“心碎”。他认为,美国政府至今没有公开间谍行为的证据,类似的“红色恐慌”一再加深“亚裔不可信、不忠诚”的偏见。
这种情绪有历史来源。不少人仍记得司法部推行“中国行动计划”的那几年:许多华裔遭到起诉,最终或被撤诉,或始终拿不出间谍证据,当事人却早已付出沉重代价。民权组织“亚裔美国人促进正义中心”负责人Frank Yang对《纽约时报(NYT)》直言,社会对华裔的猜疑本就很深,此时最不需要的,就是再有一位华裔背景的人物卷入此类风波。
联署队伍里也有英伟达(NVDA)股东。资深个人投资者Henry在社交媒体上呼吁持股者签名让Jensen回来。他提到自己的买入价远低于100美元,近期英伟达(NVDA)股价大跌让他损失惨重,但他不会卖出。他的理由有两条:一是英伟达(NVDA)估值已经“低得难以置信”,当前估值暗示明年利润增速只有7%,而预期高达70%;二是个人情怀和对老黄的信念。
股东身份让这类签名多了一层含义,但它同样面临边界条件。个人投资者的持仓规模与投票权,和机构股东不在一个量级。真正能让董事会重新评估继任安排的,是持有较大份额的机构是否公开表态,以及调查结论是否出现方向性变化。目前公开信息尚不足以确认这两点中的任何一项。
签名数字还在涨,英伟达(NVDA)的临时CEO已经到岗,董事会的正式遴选程序也已启动,内部和外部人选都在考虑之列。联署能做的,是把“黄仁勋”这三个字留在公众视野里;至于他能不能回来,决定权不在签名页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