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全球数字经济(885976)时代,数据资源既是新型关键生产要素和国家战略资源,也是国家数据主权的基本载体,已与国家经济战略安全紧密绑定。当前,全球数据跨境流动治理正处于从“规则割据”走向“秩序重建”的重要关口。系统把握全球数据跨境流动法律政策的演变趋势及规则异同,对于我国构建安全、有序、高效的数据跨境流动体系,具有重要意义。
当前国际社会形成了多样化的治理格局。数据跨境流动法律政策的构建,受各国法律体系、经贸水平和国家安全观念等多因素影响。目前国际社会有三种模式最具代表性:以欧盟为代表的“充分性保护”模式,借助“布鲁塞尔效应”向外输出规则标准;以美国为代表的“行业自律与政府协议”模式,其政策目标在于维护本国科技企业的全球竞争优势;以中国为代表的“安全评估+分类管理”模式,体现出统筹发展与安全的治理理念。全球数据跨境流动规则不同体系之间既有兼容性空间,也面临着深刻冲突。未来全球数据跨境流动治理规则竞争将趋于白热化,技术标准日益成为规则载体。同时,数据主权原则历经“网络主权”讨论和“数据本地化”实践,正走向体系化确立,在国际法和各国国内法层面均日益获得明确的规范表达。
新兴技术发展带来治理挑战。云计算(885362)、人工智能(885728)、物联网(885312)、区块链(885757)等新兴技术正在重塑数据生成、处理、存储和传输的全过程,对建立在传统数据处理模式基础上的法律政策构成深层挑战,传统治理暴露出诸多短板,存在立法供给相对滞后于技术发展、跨境执法力有限和监管技术缺口突出等问题。由此,亟待为数据的“可用不可见”和流通全程可追溯提供技术保障,并协同跟进法律法规体系建设。
近年来,我国已构建以《中华人民共和国网络安全(885459)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数据安全(885942)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信息保护法》为基本框架、以《促进和规范数据跨境流动规定》《数据出境安全评估办法》《个人信息出境标准合同办法》等配套规则为支撑的跨境数据治理法律体系,数据依法有序出境的制度通道初步打通,安全底线总体牢固。但对照全球规则竞争的新形势和企业“走出去”的现实需求,现行制度在规则细化、可操作性、技术适配和国际协调等方面仍有提升空间。为此,需要坚持安全与发展并重、分类与场景结合、技术与规则融合、自主与开放协同等原则,进一步夯实现有基础,以实现协同发力。
细化规则,建立场景化、清单化的分类分级管理机制。分类分级,即按照数据一旦泄露、篡改、损毁可能造成的危害程度,将数据划分为不同级别并匹配不同强度的管理措施,2024年发布的国家标准《数据安全(885942)技术数据分类分级规则》已对此提供通用方法,下一步应推动金融、汽车、医疗健康、工业互联网(885783)等重点行业主管部门据此出台本行业重要数据及核心数据识别目录与指南,为企业划出清晰的合规边界。同时推广“场景式”豁免清单模式,由主管部门会同行业机构,围绕跨境贸易、研发合作、生产制造等业务场景,明确数据分类分条件免予申报直接出境的标准,分批发布合规指引。同时,进一步深化自贸试验区数据出境负面清单试点,实现清单之外的数据出境可适用简化程序,推进试点成熟经验可向有条件的地区复制推广。清单化管理,意义在于将原则性规定转化为企业看得懂、用得上的“菜单”,切实增强制度的可预期性,降低企业合规成本。
筑牢基座,构建以可信数据空间为载体的技术支撑体系。数据跨境流动的关键障碍在于,提供方担心数据出境后失控,使用方难以自证合规,可信数据空间正是针对这一痛点布局的新型数据基础设施。2024年,国家数据局印发的《可信数据空间发展行动计划(2024—2028年)》提出,跨境可信数据空间是其中的一项重点行动计划。以此为载体,参与各方预先就数据流通、使用、安全和利益分配达成共同规则,借助隐私计算、可信执行环境等技术实现数据“可用不可见”,即使用方在不接触原始数据的条件下可完成计算分析,全部操作经区块链(885757)存证留痕、不可篡改。在此基础上,需建设集成数据分级管理、合规自评估、智能合约备案、隐私计算、全流程存证等功能的数据跨境综合服务平台,为企业提供一站式合规与流通服务。与此同时,可探索“数字保税”模式,为满足研发、测试等目的临时入境的数据提供封闭管理环境,进一步丰富“区块链(885757)+公证”数字存证服务,借助公证机构为跨境数据流转提供可信凭据。因此,技术中立、权责清晰、可追溯可审计的底层环境一旦形成,跨境数据流动的信任难题便有了制度化、技术化的应对之策。
完善制度,提升规则的统一性与系统性。针对现有规则分散于多个部门和层级、衔接不足的问题,需要研究制定综合性法规,整合安全评估、标准合同、保护认证等多元出境路径,明确各自的适用边界与相互转换条件,并将实践中运行成熟的豁免情形以更高法律位阶固化下来,改变规则分散、位阶偏低、预期不强的状况。然而,在不断完善制度规则的同时,还需为技术创新留出接口。一方面,明确以接入可信数据空间、区块链(885757)存证和隐私计算等技术手段满足合规要求的法律效力,使“技管结合”获得法律地位;另一方面,设立监管沙盒等容错迭代机制,允许企业在风险可控的限定环境中测试数据跨境新业务、新模式,监管规则随试点情况动态调整,保持制度对新技术新业态的包容度与适应性。
增强互信,积极参与全球数字治理规则构建。治理规则竞争力的最终体现在国际社会的认可与采信上。我国已于2020年提出《全球数据安全(885942)倡议》,并正式申请加入《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601099)伙伴关系协定》和《数字经济(885976)伙伴关系协定》,可以此为依托深化与主要贸易伙伴的规则对接和标准互认,推动我国相关技术标准融入国际实践。另外,依托中欧、二十国集团、金砖国家、上合组织等多边框架开展对话合作,面向共建“一带一路(885494)”,推动国际合作示范项目、探索与境外司法辖区建立数字存证互认机制,使中国技术合规方案成为跨境商事活动中的可信凭据。同时,在数据本地化边界、主体权利保障、监管工具创新等关键领域推进治理规则集成,进而在全球数据治理变革中贡献中国智慧、中国方案,推动建立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数据流动新秩序。
数据跨境流动正在成为驱动全球创新增长的关键纽带。面对国际数据治理格局的深刻调整,我国应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以制度创新与技术赋能双轮驱动,在守住安全底线的前提下促进数据依法有序自由流动,为数字时代的高水平开放与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支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