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局势风云变幻，人民币国际化稳中推进 ——《当前形势下的国际货币格局演变和人民币展望》主题报告发布

（大金融思想沙龙第184期直播视频回放）

沙龙第一环节，IMI研究员、财政金融学院副教授芦东分别从国际货币体系演进的总体特征、当前形势下的国际货币格局演变，以及当前形势下的人民币汇率动态变化三个方面对主题进行阐述，指出目前的国际货币体系是以美元主导为主要特征的布雷顿森林体系2.0，但是一系列事件和数据都表明人民币在全球支付、储备货币中的地位有所提高，人民币国际化稳中推进。

以下为报告全文：

本期报告聚焦于这些年来的一些研究和对当前的判断，主要内容分为三部分：

国际货币体系演进的总体特征。要了解当前形势下的国际货币演变，必须要知道一些历史，所以报告会对布雷顿森林体系下的国际货币体系及其总体特征做出总结。

当前形势下的国际货币格局演变。当前形势下尤其是俄乌冲突以来美联储加息、中国人民币在SDR中权重有所提升，报告也会对种种情况下国际货币格局出现了哪些新变化和新特征做出研究判断。

当前形势下的人民币汇率动态变化。基于刚才描述的各种不确定的外围经济环境，报告还会对人民币最近在汇率方面出现的一些新的变化做出研究判断。

国际货币体系，通常理解它就是国际经济和金融间联系的重要纽带和机制设计。作为国际金融的研究者，一般认为国际货币体系之所以非常重要，是因为它起到了以下三个方面的作用：

1.调节国际收支，促进各国国际收支平衡。

2.确定汇率安排，维护各国外汇市场秩序。确定汇率安排，是完全浮动还是盯住一个货币，是盯住美元还是盯住欧元，通过汇率安排维护各个国家的外汇市场的秩序。

3.确立储备货币，维持各国金融稳定。各国央行会持有储备货币，在发生经济危机和金融动荡时维持国内金融稳定。

在讲述当前国际货币体系之前，先看一下二战后的布雷顿森林体系。布雷顿森林体系从1945年开始一直持续到1971年。现在我们仍然生活在布雷顿森林体系高阶版本中。布雷顿森林体系是二战后唯一一次从国际谈判中诞生的国际货币体系，主要特征是美元直接跟黄金挂钩，但是各个国家的挂钩不再跟黄金挂钩，而与美元维持一个固定的汇率，美元成为国际主要的储备货币。

构建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初衷，肯定是要实现前面讲到的三个职能。回过头来看布雷顿森林体系及国际货币体系，我们自然而然就会问两个问题：固定汇率是否有利于国际收支调节？美元的储备地位是否稳固？在1960年时，特里芬教授就提出了“特里芬难题”，他的逻辑非常简单，如果只有美元和黄金挂钩，其他货币不和黄金挂钩，全球其他国家对美元持续增长的需求导致美元要不断供给到全世界，但是与美元固定兑换比例的黄金又是受限的，这就是美元和黄金的显著的矛盾。所以，60年代时任法国总统戴高乐他们开船去美国，要求把他们持有的美元兑换成黄金，不再信任美元，导致了1971年布雷顿森林体系的解体。

自解体之后，我们生活在一个新的货币体系下，这个货币体系也有三个特点：

1.黄金非货币化。

2.汇率制度走向浮动。很多国家从固定汇率制慢慢走向浮动汇率制。

3.跨境资本流动加剧。全球资本项目不断开放。

在新的货币体系下，国际货币体系能否实现之前提到的那三个职能？新的国际货币体系是否能平衡国际收支？新兴市场国家是否走向了汇率浮动？美元的储备货币地位是否动摇？这是我们需要回答的问题。

这里看一些数据。1971年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后，国际贸易和国际收支是否趋于平衡呢？答案是否定的。

·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后：美国持续贸易逆差

这张图是美国的货物贸易和经常项目的余额占美国GDP的比例，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后美国经常帐户一直到80年代持续逆差，后来日元升值后经过一个90年代末的短暂的回调，到21世纪初又出现了大幅的贸易逆差和经常项目逆差的扩大。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美国的对外贸易逆差回调了一点，但是现在美国货物贸易逆差和经常帐户的逆差继续扩大，又处于一个非常高的水平。

·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后：中国对外贸易快速发展

中国在改革开放之后，尤其是加入WTO后，我国的对外贸易得到快速发展，左图是中国的货物贸易，右图是中国进出口总额以及进口总额和出口总额占GDP之比。加入WTO后我国对外贸易快速发展，近几年虽然有所回落，但对外贸易占GDP比重仍在20%上下。

·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后：中国贸易顺差先增后降

在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之后，尤其是2001年加入WTO后，中国的贸易顺差和GDP的比以及经常帐户占GDP的比都大幅上升，金融危机之前我国的经常帐户顺差占GDP之比曾经达到10%，非常之高，后来金融危机后出现下降。近年来，中国货物贸易和经常帐户顺差占GDP的比落在了2-4%的区间，是IMF认为基本平衡的一个区间。我们的贸易顺差主要是对欧盟和美国，而对日本、韩国、澳大利亚还出现了逆差。在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后，美国的贸易逆差不断加剧，中国经过了一个先升后降的过程，目前处在一个比较平衡的水平。

·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后：汇率制度和外汇储备

汇率制度，这张图上面这条线是采用了相对固定、不是完全浮动的汇率制国家的数量。下面这条线是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积累的外汇储备，可以看到在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后，尤其是最近二三十年，干预外汇市场、让汇率不完全自由浮动的国家越来越多了，可能有一部分原因是亚洲金融危机之后，大家对汇率浮动产生了恐惧；二是大家会积累大量的外汇储备，以避免金融危机等极端事件的发生。

·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后：美国对外净资产持续下降

这是美国对外净资产占GDP比例的数据。美国对外净资产在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后尤其最近二三十年持续下降，为负数表明美国对外有净债务。金融危机前美国的净债务已经很大了，金融危机后得到了一些缓解，最近这十年美国的对外净债务又以一个更快的速度在积累。所以，美国对外净资产失衡的问题也会非常而且日益严重。

看了这几张图之后，自然而然对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后的各项特征有一个总结。

1.全球失衡并未缓解。在新的浮动汇率制下，黄金不再与美元挂钩的新货币体系下，全球失衡并没有缓解，甚至加剧了。2008年金融危机让全球失衡得到了一些缓解，但最近十年经常帐户以及金融帐户的失衡问题仍然存在，尤其是在美国越来越严重。

2. 85%的国家（占全球1/2的GDP）并未采用浮动汇率制。虽然在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刚开始有一些国家有转向浮动汇率制的趋势，但这个趋势在最近二十年并未得到持续，相反85%的国家（占到全球一半的GDP），他们并没有采用完全浮动的汇率制。他们可能会采用一种相对固定的，比如爬行盯住、中国采用的管理浮动，但是采用完全汇率浮动的国家并没有那么多。

3.跨境资本流动加剧，美国对外净债务持续扩大。

4.美元主导。在布雷顿森林体系下，国际货币是美元主导。

接下来在第二部分会详细展开，并且看看人民币在最近十年的变化。

基于上述判断，可以看到很多布雷顿森林体系本身的元素在解体后依然保留了。布雷顿森林体系是人为设计的以美元为中心的国际货币体系，虽然解体后，美元继续做主导，浮动汇率制并没有广泛推行，全球失衡并没有缓解，美国净债务持续扩大。因此学术界把当前的货币体系称之为牙买加体系，也有一些学者称之为布雷顿森林体系2.0，在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后它的很多方面有更大的加强，比如美元地位反而更加稳固了。

谈到当前形势下的国际货币格局，就不得不说一下当前货币体系的样子，用四个字来形容——“美元主导”。

这张图是我从Gourinchas的论文中拿到的，2019年的数据告诉我们美元在国际金融体系中的地位，分别是美元、日元、欧元、人民币。

在国际金融债务市场，比如华夏幸福在境外市场发行的美元债，就是在国际金融市场上借债的货币，美元是63.4%，人民币非常小，以至于在这里看不到。第二个是国际银行贷款，美元54.1%，欧元是第二位的，日元的比例非常小，人民币也是小的。后面三个可以看到人民币了，第一个是全球外汇交易中人民币占比以及各国货币的占比，美元达到了43.8%，人民币有2%，这个数字是BIS每三年公布的全球外汇交易的数据，今年也要再次更新，现在应该有新数据了，我还没有来得及更新。这是从SWIFT拿到的全球支付的货币数据，在支付上，欧元占比稍高一些，因为欧元区域内部使用欧元的比较多，人民币占比是1.9%，按照2019年的外汇储备，现在我们已经达到2%了，但当时是1.9%，其中61.7%是美元。从这张图中可以看到，人民币在一些区域内慢慢在进来，比如外汇储备、全球支付、外汇交易，但是美元依然占有主导地位。

把右边这两张图继续放大，看看全球支付货币和外汇储备到底是什么样的格局。

数据来自于SWIFT。在全球支付货币里，最近七八年美元、日元、人民币、欧元、英镑中，美元仍然占支付中比较大的份额，欧元的份额也比较大，因为在SWIFT统计下欧元区内部很多用欧元支付，所以比例也比较高。人民币也逐渐在起来，它的支付份额在稳定增长。

此外，我们的研究发现，美元使用范围非常广，程度非常深，有一些拉丁美洲的国家在跨境交易中使用美元甚至超过了美国本土。欧元的使用范围也非常广，但是使用的程度低于美元，欧洲的区域以及中非，可能以前是欧洲殖民地，这些区域使用欧元比较多。日元使用的程度虽然比较低，但是日元使用的范围也比较广，但它的使用范围比欧元和美元还是有很大的差距。

2009年、2010年左右，周小川行长提出来人民币国际化，一开始就推出了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所以，一般把2009年和2010年前后认为是人民币国际化的开始年份。在当时人民币使用范围非常有限，但是人民币在有些地方得到了一些推广和使用。在这个过程中，通过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和对外签订人民币本币互换来促进人民币的使用。在2014年可以明显看出，人民币使用范围和使用程度都有明显的扩大和加深，虽然2015年出现了人民币汇改和短期的人民币贬值，但是在2018年重新看数据时，还是能够看到人民币在全球的使用快速的拓展，尤其是非洲、拉丁美洲的很多国家和地区更多的在使用人民币。

看国际储备，人民币外汇储备已经占到全球外汇储备的2%的使用份额，人民币作为外汇储备货币的职能越来越凸显，比较重要的事件就是2015年中国加入了IMF的SDR，一开始加入权重就很高，10.92%，一举超过了日元和英镑的权重。这个月也有一件非常高兴的事情，IMF重新评定了SDR篮子中人民币的权重，把人民币的权重提高到了12.28%，同时把欧元、日元、英镑调降，美元在这次的调整中反而上升了。在这样的背景下，需要看一看最近二十年国际货币尤其是储备货币的占比到底发生了什么变化。

在世纪之交2000年时，美元在全球外汇中占比70%，进入21世纪之后美元经历了缓慢的下降，大概下降了10%，目前在全球化的储备的占比大概有60%左右。在这二十年间，可以看到欧元、日元和英镑的比例没有太大的变化，而我打红色箭头的其他货币，包括人民币从无到有到了现在的10%。其他货币在国际货币中，比如中国人民币、印度卢比，因为没有这方面的数据，但中国人民币肯定是其中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它占到10%的份额。最近美国经济学家艾肯格林写了一篇论文，也做了测算，里面很大一部分是人民币在起作用。

既没有外汇储备的数据，又想看看人民币在央行篮子中起到的作用有没有变化，作为研究者我们还是有办法的。最近我做了一个研究，测算人民币及其他主要货币在全球锚定货币选择中的变化，可以通过数据估算出官方部门到底在多大程度上盯住了人民币，在多大程度上盯住美元。这个问题非常重要，因为2008年危机凸显出以美元为主导的国际货币体系的缺陷；而且新冠疫情以来，全球流动性泛滥，人民币锚定货币的作用，或者有的学者说储备货币的职能凸显，我们想看看从历史上是不是这样的。这是我和我的两位合作者最近写的论文，我们发现随着贸易成本的降低和贸易规模的扩大，人民币的锚定作用在进一步提升。

分享一张图，最上面这条线是美元在各大央行的锚定程度，下面这条线是欧元，实线是人民币在央行锚定程度中，其他国家选择锚定的篮子中它也是不断提高的，这佐证了人民币作为储备货币的潜力和对其他央行的吸引力。

总体来看，人民币在外汇市场的交易、在全球支付中的作用、以及在储备中的作用都得到了稳步提升。这是中国人民大学国际货币研究所每年公布的“人民币国际化指数”，从2010年开始人民币国际化指数稳中有升，尤其是疫情以来人民币的国际化程度还在稳步提高。这是一个基本判断。

近期俄乌战争出现了一个新情况，这里分享一些看法和研究。

俄乌战争以来，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俄采取金融制裁，将俄部分银行金融机构剔出了SWIFT（环球同业银行金融电讯协会），SWIFT是国际银行间进行通信转帐的报文系统，称之为现代“金融高速公路”。如果把俄罗斯的一些金融机构剔出，就相当于把他们从高速公路上赶走了，这是一个金融制裁。

第二个是冻结了俄央行3000亿美元左右的外汇储备，导致俄央行短期内无法稳定卢布的汇率。比如我们看到在宣布冻结之后，俄罗斯的卢布对美元出现大幅贬值，但最近卢布又升值回去了，这有很多原因，这里没有时间展开了，比如天然气需要用卢布结算带动了卢布的需求。但我们看短期内，外汇储备的冻结导致了俄罗斯央行没有办法稳定外汇市场，卢布出现了一个大幅贬值。

这两个措施，对国际货币体系、对人民币有何影响？

对第一个事件，俄部分金融机构被剔出SWIFT，我认为对美元全球支付地位影响有限，因为SWIFT中交易货币由双方决定，如果对方坚持使用美元也很难打破美元在其中的使用。更重要的是金融市场的流动性，我和我的合作者有一系列的论文。无论是美元债券市场，还是外汇市场，高流动性产生的网络外部性是比较难被打破的，所以，SWIFT可能是影响比较有限的。

第二个事件，冻结俄央行外汇储备的影响更大一些，这有损美元作为全球主要储备货币的信用，此举对美元的影响可能比SWIFT事件的影响更大，我这里看到一些数据，今年3-4月，全球很多国家包括日本和中国都在抛售美国国债。

人民币走向的是管理浮动汇率制，从2015年汇改以来，人民币的走势总结在图里，我和我的合作者在2019年《金融研究》中也研究过我国的汇率制度。

汇改以来，人民币持续升值，在金融危机期间人民币盯住美元，在2010年6月19日进行了二次汇改，人民币曾经出现了一些升值的过程，8.11汇改后人民币双向波动明显增大，最后这个阶段，就是在新冠疫情爆发以来，可以看到人民币是出现了一个比较长时间的较大幅度的升值，这验证了刚才说的人民币的锚定效率的提高，以及储备货币职能的凸显。

最近，4月中下旬以来人民币出现贬值，可以放大来看一下。在今年年初到4月中下旬以来，人民币是稳中有升的态势，最近从4月下旬以来人民币出现了一轮快速贬值，上周又出现了一些回升，这是对人民币美元双边汇率而言。

人民币汇率指数，就是人民币对一揽子货币的变化，它上升的时候代表人民币对一揽子货币升值，它下降代表人民币一揽子货币贬值。新冠疫情之后人民币总体走升，但是最近出现了对一揽子货币的贬值。

在8.11汇改后，人民币贬值升值出现了多次大幅升值和大幅贬值的循环，接下来应该怎样对人民币汇率进行研判？人民币会不会越来越走向浮动甚至走向清洁的浮动呢？

从2015年“8.11”汇改以来，人民币出现了比较宽幅的双向波动，我们出现过很多轮快速升值贬值。在这种情况下，央行是不是应该去管理外汇市场，是不是应该对波动幅度进行限制呢？这是一个学术界也在讨论的问题。换句话说，人民币走向完全浮动是不是一个最好的选择呢？我和合作者，在2022年初写了一篇文章，就是研究浮动汇率制能否起到外部冲击吸收器的稳定作用。

我们发现，当外部不确定性比较小的时候，浮动汇率制确实是比较好的，能够稳定跨境资本流动。但是当外部风险急剧增加，尤其是现在俄乌战争、美联储加息，外围不确定性较大的时候，通过实证发现以管理浮动为主的中间汇率制比完全的浮动汇率制能够更好的稳定跨境资本流动。言外之意，人民币出现急性升值贬值的时候做一些管理可能会更好，这也是国际上的经验。

如果这个判断是对的，央行对人民币的汇率进行管理浮动汇率下，什么样管理的程度才是最优的呢？我们做外汇市场的管理有很多工具，比如外汇相关的一些宏观审慎工具，外汇存款的准备金的调整，逆周期因子，甚至可以直接动用外汇储备进行干预。在这种工具非常充足的情况下，央行应该怎样研判最优外汇市场管理强度呢？这里我和其他的学者都发现了，当外围经济不确定的时候，央行会主动收窄人民币波动幅度，比较明显的是2008年金融危机我们直接收窄了对美元的波动幅度。而一系列的文章或者是最近我的一些研究发现，其实在本币升值时，央行根据整个国内信贷增速来调整它对外汇升值的容忍度或者叫做干预程度；当本币贬值时，央行调控的力度直接取决于上一期的资本流出，所以资本流对央行是不是进行外汇市场的管理，进行多大强度的管理非常重要。

接下来看一看近年来我国跨境资本流动是什么情况，我们到没到需要非常强有力的管理汇率的时候呢？

·我国跨境资本流动：银行端总流入有所减少

先看一下跨境资本流入的情况。这里的其他投资就是银行类投资，可以发现银行类投资波动最大，在8.11汇改之后，人民币经过了一波急剧贬值。从数据上看，包括FDI和证券综合都出现了流入下降，银行端影响更大。最近人民币有一些下降，这三个流都有一些下降，甚至银行端已经到0的临界线了，但是和当年相比还没有到当年的那个程度。

·我国跨境资本流动：银行端总流出压力较大

从总流出可以看到这几个FDI和证券组合投资、其他投资都为负，而在“8.11”的时候它们也是负的。银行端总流出的压力相对来讲有一点大，这是对跨境资本流动的一个判断。

·我国外汇储备充足

我国的外汇储备在3万亿以上，非常充足。

基于上述客观事实，我认为目前人民币外汇储备充足，央行宏观审慎工具齐备。但是在美联储持续加息的背景下，短期的跨境资本流动尤其是通过银行端的资本流动有一些外流迹象，我们应该持续关注或者是警惕人民币贬值的风险。当外围不确定性很高的时候，根据我们研究发现，管理浮动汇率制能够稳定跨境资本流动，防止资本骤停的风险。实证中，大多数国家在本币贬值侧对外汇市场的干预力度往往比较大。这是我对人民币的展望。

·目前的国际货币体系是布雷顿森林体系2.0，美元主导，但人民币在全球支付、储备货币中的地位有所提高

今天讲到了国际货币推演的过程，首先回顾了布雷顿森林体系，布雷顿森林体系之后就是当前存在的、生活中的国际货币体系，我把它称之为布雷顿森林体系2.0，它的主要特征是美元主导。但是可以看到，在最近的发展中，从数据可以看到，无论是世界地图、人民币在外汇储备中的占比、人民币锚定效应的变化，我们发现人民币在全球支付、储备中的地位都有所提高，人民币国际化指数也在稳中推进。

·俄罗斯部分金融机构被剔出SWIFT可能很难影响美元的全球支付地位，但是冻结俄外汇储备的做法可能在更大程度上影响美元已经日益下降的储备货币地位

俄罗斯部分金融机构被踢出了SWIFT，短期内可能很难影响美国在全球支付货币中的地位，但冻结俄3000亿外汇储备的做法，很大程度上会对美元带来负面影响，影响其已经日益下降的外汇储备的地位。在2000年左右，它的外汇储备占全球70%，在这二十年间，它其实已经缓慢下降了10%，而这个过程中，人民币和其他新兴市场国家的储备货币正在崛起，从零崛起到了10%左右。

·人民币锚定地位有所提高，SDR权重提高有助于提升人民币储备货币地位

因为缺少人民币数据，所以我们的研究只能看锚定效应。因为有数据、有实证比较成熟的方法，我们发现人民币锚定地位有所提高，在有些时间段内人民币锚定效率甚至超过了英镑，排在美元和欧元之后。最近人民币在SDR权重调整有利于进一步提升人民币储备货币的地位。

·人民币在管理浮动汇率制下双向波动明显

从2005年人民币汇改讲到最近的人民币的波动，我们看到人民币在管理浮动制下双向波动明显。根据实证研究，我们发现汇率完全自由浮动并不一定是最优的，并不一定能够吸收外部冲击，尤其是以VIX指数为代表的外部风险比较高的时候，管理浮动汇率制度能更好地稳定跨境资本流动。央行去控制人民币贬值幅度，在我们看来是比较好的一个选择。央行有足够的外汇储备，有丰富的外汇相关的宏观审慎工具，能够去控制或者保证人民币汇率在均衡水平下的相对稳定。但是通过跨境资本流动的简单分析，可以看出，在俄乌冲突、美联储加息背景下，跨境资本流动中的银行资金的流入流出正在大幅度波动，通过跨境银行流出境外的资金量有扩大的趋势，所以应该关注跨境银行资金流出带来的人民币汇率可能的贬值压力。

沙龙第二环节，研讨嘉宾围绕国际货币格局演变、人民币国际化进展及汇率等问题展开深入讨论。

IMI学术委员、中银香港首席经济学家鄂志寰肯定了过去十多年人民币国际化取得的长足进展，并提出了未来人民币国际化应该重视的两个路径。一是抓住RCEP生效机遇，加快推动人民币在RCEP区域贸易和投资中的使用。后疫情时代，全球经济格局加速调整，逆全球化仍在持续。区域化发展重要性日益凸显，RCEP协议从货物贸易、服务贸易、投资、关税减让、非关税壁垒等方面推出明确规则，将显著提升成员国之间的贸易和投资。应抓住RCEP生效的机遇，围绕着贸易和投资的实际需求推动人民币国际化进程。二是继续充分发挥离岸市场在人民币国际化进程中的试点及推动作用。人民币国际化早期从离岸市场起步，随着国内金融市场对外开放，人民币国际化进入主场驱动期。近期离岸人民币市场面临一些调整，俄乌冲突冲击国际金融市场，离岸市场人民币汇率贬值加速，离岸人民币资金池随之收缩，离岸人民币利率高于在岸利率水平，离岸汇率变化和在岸汇率双向互动。建议重视离岸市场的流动性稳定，保持离岸市场规模，为在离岸市场探索无外汇管制条件下的人民币汇率波动的模式，多做一些试点，为国内金融市场开放积累经验。同时，这对于提高人民币应对外界冲击的能力，也是一个很好的渠道和平台。

IMI副所长、中国人民大学长江经济带研究院院长涂永红对人民币国际化和人民币汇率提出了以下三点建议。第一，发挥我国优势，巩固贸易第一大国的地位，进一步夯实人民币国际化的经济基础。根据国际货币体系的格局变化和趋势，人民币目前处在上升期，和SDR中12.28%的份额相比，现在RII指数和它还是有很大的差距，要缩小这个差距就需要加速，跑出“加速度”来。关键是要保持对SDR其他货币发行国有较快的经济增长，要发挥我国资本充裕、超大市场、工业门类齐全的优势，抓住全球产业链短链化、区域化、数字化调整的机遇，赢得竞争优势，巩固贸易第一大国的地位，进一步夯实人民币国际化的经济基础。第二，要顺应国际经济区域化和支付碎片化的趋势，拓展人民币使用场景与空间。要积极作为，在构建人民币网络方面争取实现突破，以投资贸易便利化为抓手，强化与区域友好国家的全面战略合作关系，发挥外汇市场的纽带作用，发展功能更加完备的人民币离岸外汇市场，推动形成人民币投贷联动的格局，以及经常项目和资本项目相互支撑的人民币使用闭环、跨境使用大循环，在贸易新业态、新模式、新渠道中拓展新增人民币使用场景。“一带一路”建设为人民币国际化开辟了广阔空间，需要深耕细作，扎扎实实拓展人民币使用渠道。第三，要关注短期资本流动和人民币汇率波动，强化人民币汇率的预期引导机制，提振市场信心。当前国际金融市场风险情绪上升，资本流动和汇率波动加剧，市场信心十分脆弱。特别需要强化人民币汇率的预期引导机制，用好有管理的汇率制度，央行该出手时就要出手，及时进行外汇干预，呵护、提振市场信心。现在汇率波动性和汇率风险比较大，各家金融机构应该积极行动起来，加强金融创新，落实最近外汇局发布的《关于进一步促进外汇市场服务实体经济有关措施的通知》，提供更多币种的外汇交易，根据实需原则提供更多人民币衍生工具，例如美式期权和亚式期权，满足国内外市场经济主体的汇率风险管理需求，让更多的市场主体能够放心地使用和持有人民币。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经政所全球宏观研究室主任肖立晟探讨了人民币国际化的基础以及应做好的准备。他认为，首先，人民币汇率问题相比于是个国际金融问题，更多的是一个宏观问题。通过研究发现，抛开预期不谈，人民币汇率更多和经济基本面对海外资本的吸引力相关，而资本流动并不能作为人民币汇率最核心的决定因素，我国外汇的决定机制还是依赖于实体经济。在这种背景下，讨论人民币国际化就需要更加慎重的分析。第二，我国汇率所依赖的最大基本面是制造业，目前我国制造业总量在全球占比已达到25%以上，如果要进一步上升，制造业的扩张边际是需要考虑的重要问题。最后，人民币国际化在未来一段时间存在很大的进步空间，但同时也会有瓶颈，人民币还是需要比较长的时间才能对美元的国际地位产生真正的挑战。而在这个过程中，我们要做两件事情：第一，根据自身制造业产业链条做好人民币国际化全产业链的投融资服务；第二，做好一些防守准备。

IMI特约研究员、厦门大学经济学院和王亚南经济研究院副院长（主持工作）、教授周颖刚从两个大局下分析了人民币国际化并提出四大应对策略。首先，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全局来看，世界经济引力中心不断东移，这同中国经济不断上升紧密相关。改革开放40多年使中国成为一个贸易大国，但作为现代经济核心的金融开放却相对滞后，在全球金融体系中的影响却依然较小。今后的大趋势是中国加快金融开放的步伐，在国际范围内配置金融资源，并成为金融大国和强国 。第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际货币体系也面临着大变局。从过去70年代开始的半个多世纪，美国通过石油美元来主导国际货币体系，这种美元全球化带来美元周期，自2020年美联储无底线量化宽松以来，有40个国家用自己的方式去美元化，在俄乌战争背后很重要的一点是货币博弈。在两个大局下，我们有四大应对策略：一是稳慎推进人民币国际化，在美元和欧元之间保持动态平衡；二是加强国际合作，利用“一带一路”和RCEP切实扩大人民币币缘圈；三是积极探索一条“主动、可控、渐进”的金融开放之路，提升金融风险的监管水平；四是争取国际定价权，切实维护金融的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