呋起东方，喹首全球：聚焦ASCO热点前沿，畅叙胃肠肿瘤新进展
2024年6月15日在北京大学消化肿瘤论坛暨中国胃肠肿瘤临床研究协作组（CGOG）第十四届年会期间，呋起东方，喹首全球丨2024 CGOG胃肠肿瘤中青年学院会议在北京线上线下同步召开。和黄医药专题会也于年会同期召开。
本次CGOG胃肠肿瘤中青年学院会议由南京大学医学院附属鼓楼医院魏嘉教授和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盛京医院刘静教授担任大会主席，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彭俊杰教授、南京大学医学院附属鼓楼医院魏嘉教授、华中科技大学附属协和医院刘红利教授担任大会主持。专题会由解放军总医院第一医学中心白莉教授、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袁响林教授担任主席。业内专家齐聚一堂，就消化道肿瘤领域的研究进展、临床实践和未来发展展开了热烈的探讨。本文与您共同回顾会议精华，共享学术盛宴。
新策略、新技术
2024ASCO亮点盘点
一年一度的肿瘤学界盛会——2024年美国临床肿瘤学会（ASCO）日前于美国召开，北京协和医院王晰程教授分别从综合治疗、新药研发与新技术三个方面重点盘点了本次ASCO结直肠癌研究进展。
在综合治疗方案的探索上，多种治疗药物或手段联合使用是临床实践大势所趋。王晰程教授首先介绍了小分子抗血管生成TKI呋喹替尼联合局部治疗和全身治疗研究的积极进展。北京大学肿瘤医院朱旭教授牵头的HAIC联合呋喹替尼三线治疗CRLM Ib/II 期临床研究发布的初步结果[1]显示，ORR和DCR分别为40.0%和80.0%；中位PFS和中位OS分别为5.9个月和15.0个月，肝内中位PFS达到6.8个月。上述结果表明，呋喹替尼与HAIC局部治疗联合使用时，可能具有协同作用，可为重度经治CRLM患者带来生存获益。
另一项由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彭建军教授牵头的前瞻性、开放标签、单臂、多中心II期研究评估了呋喹替尼联合TAS-102三线治疗mCRC患者的疗效和安全性[2]，结果显示，ORR为10.9%（5/46例），DCR达73.9%（34/46例），中位PFS为6.46个月 (95% CI 4.20-8.62)，治疗相关不良事件 (TRAEs)整体可控且可耐受，表明呋喹替尼联合TAS-102有望为mCRC患者的三线治疗提供进一步治疗方案。
此外王晰程教授还介绍了三项针对肝转移/非寡转移晚期结直肠癌的代表性研究：国际多中心III期研究（COLLISION）显示对于小尺寸（≤3cm）结直肠癌肝转移患者，消融治疗相较于手术治疗虽未改善无进展生存期（PFS）和总生存期（OS），但可降低死亡率和不良事件发生率，改善局部控制[3]。另一项针对不可切除结直肠癌肝转移患者的TransMet研究发现，相较于单纯化疗，化疗联合肝移植可显著延长患者的OS和PFS，有望为该类患者提供新的治疗策略[4]。对于多器官转移性结直肠癌患者，ORCHESTRA III期研究评估了以减瘤手术联合标准姑息性全身治疗作为一线治疗方案的有效性[5]。研究发现该治疗方案不能改善患者的生存，表明患者并不一定能从更积极的治疗中获益。
在新药研发方面，王晰程教授着重介绍了本次ASCO大会报道二代KRAS抑制靶向药对既往接受过KRAS G12C治疗且明确耐药的突变晚期实体瘤，尤其是非小细胞肺癌，展示出了较好的逆转耐药作用和安全性，其在结直肠癌领域的表现值得期待[6]。
最后，王晰程教授也特意提到液体活检、人工智能等新兴技术也在本次ASCO大会上大放异彩，值得所有同道共同关注[7-9]。掌握并善用AI技术工具，将有助于临床和科研工作的高效开展。
随后，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友谊医院邓薇教授、江苏省肿瘤医院孙岩教授、天津市人民医院阎皓教授和河北医科大学第四医院张风宾教授就2024 ASCO会议带给临床的启示展开了讨论。邓薇教授表示，基于TransMet研究的结果，应倡导临床“内”“外”联动，加强内科与肝移植专科合作。孙岩教授表示分子标志物指导下的精准治疗已贯穿肠癌治疗全程管理，新技术迭代的速率远超我们的想象。阎皓教授与张风宾教授也表达了精准筛选减瘤手术的患者，在临床实践中准确把握患者的临床特征，力求实现个体化、精准化治疗的共同心声。
新希望亮相ASCO
呋喹替尼有望赋能胃癌治疗
我国胃癌疾病负担严峻[10]，目前晚期胃癌一线新兴治疗不断涌现，而在二线靶向治疗药物的探索中，抗血管生成药物取得了阳性结果[11-22]。在胃癌的发生和发展中，VEGF家族及其受体发挥着重要作用[23-24]。呋喹替尼作为高选择性的VEGFR TKI，可抑制肿瘤血管生成和淋巴管内皮细胞增殖[25-27]。研究发现，呋喹替尼联合紫杉醇存在协同抗肿瘤效果[27-28]。
在专题会上，北京大学肿瘤医院彭智教授详细介绍了FRUTIGA研究[29]的成果，这一成果此前也在ASCO会议上进行了口头报告。据彭智教授介绍，FRUTIGA研究[29]是一项基于中国患者的随机双盲Ⅲ期临床试验，旨在评估呋喹替尼联合紫杉醇疗法在胃/胃食管结合部腺癌（GC/GEJC）中的有效性和安全性。
在主要终点上，呋喹替尼联合紫杉醇组的中位PFS达到5.6个月，中位OS达到了9.6个月。这是目前（截至研究发表时）我国开展的胃癌二线治疗大型III期研究中最长的中位OS数据，与同为血管内皮生长因子受体（VEGFR）抑制剂联合治疗的研究数据一起，展示了VEGFR抑制剂类药物在晚期胃癌治疗中的临床意义。
在次要终点上，呋喹替尼联合紫杉醇显著改善ORR、DCR，并且耐受性良好，安全性符合预期。其中，ORR达到42.5%，体现了呋喹替尼联合紫杉醇具有一定的肿瘤退缩效果，为探索靶免联合化疗的三联疗法在晚期胃癌中的探索提供了基础，为临床诊疗的思路提供了新的视角。2024年《CSCO胃癌诊疗指南》新增了该研究的结果数据[30]。
考虑到大多数患者一线都会接受过免疫检查点抑制剂（ICI）治疗，且目前临床使用白蛋白紫杉醇也越发普遍，一项基于FRUTIGA研究的IIT拓展研究得以开展[31]。研究发现，呋喹替尼联合白蛋白紫杉醇在前线接受过ICI治疗的GC/GEJC患者中表现出了良好的疗效，ORR和DCR分别达48%和96%，中位PFS和中位OS分别达5.0和17.3个月。该治疗方案的安全性良好。该研究是对FRUTIGA研究的补充和延展，使得FRUTIGA研究更加接近临床实践。
袁响林教授在这一话题中表示，胃癌目前是威胁国人健康的一个重大疾病，我国胃癌疾病负担严重。胃癌一线治疗已经进入免疫时代，免疫联合化疗方案已经是一线的标准方案。胃癌三线治疗除了抗血管治疗，还有ADC类药物和免疫治疗药物也可应用，唯独胃癌二线治疗目前治疗选择有限，存在较大未被满足需求。有报道显示，国外胃癌二线接受治疗的比例为37%[32]，我们中国可接受二线治疗的比例会更高，但是胃癌二线治疗的疗效和方案尚有限，如何去提高胃癌二线的治疗效果是我们要去思考和探索的问题，而本次会议介绍的FRUTIGA研究的结果可能会给我们带新启示。
随后，与会嘉宾就FRUTIGA研究结果对胃癌二线治疗的影响以及目前胃癌二线免疫跨线使用问题展开了热烈讨论。山东省肿瘤医院牛作兴教授表示，胃癌二线治疗三个大型临床研究Rainbow, Rainbow-Asia以及FRUTIGA研究，三个研究不是头对头研究，但是都显示胃癌二线治疗在化疗的基础上增加一个抗血管治疗药物，疗效有一定提升。特别是，FRUTIGA研究中呋喹替尼联合紫杉方案显著延长PFS（5.6 vs. 2.7m），比单纯化疗组延长2倍；ORR提升近2倍（42.5% vs. 22.4%），这会给患者带来一段时间的治疗稳定期或好转期，对患者无论是提升治疗信心，还是身体营养状况的好转都是有价值的。另外，这个研究入组的患者大多数一线未使用免疫治疗，而现在的患者一线大多数情况都会使用免疫治疗。前线免疫治疗之后，后线治疗加入抗血管生成药物，其疗效是否会更好值得探讨。回顾性研究分析显示[31]，胃癌一线免疫暴露的患者，在二线使用化疗联合抗血管生成药物的疗效相对较好。结合本次会议介绍的IIT研究（胃癌前线免疫暴露后，二线使用呋喹替尼联合白蛋白紫杉醇方案）结果，对我们临床胃癌一线按照指南规范使用免疫联合化疗方案治疗，二线使用化疗联合抗血管药物（包括呋喹替尼和雷莫西尤单抗）增添了更多信心。胃癌是异质性很大的肿瘤，尤其对于CPS小于1的这部分人群免疫治疗如何使用，这也是一个需要去研究的点，希望后期能够开展更多的探索研究，给我们提供更多的临床的证据来指导临床实践。
江苏省人民医院吴昊教授表示，之前Rainbow-Asia研究中研究组对比对照组OS最后没有出现统计学差异。但是Rainbow-Asia研究，还有雷莫西尤单抗这个药物还是被认可的。现在FRUTIGA研究也遇到了类似的情况，但基本不影响呋喹替尼联合紫杉方案可作为胃癌二线的选择方案，因为胃癌二线的治疗药物选择相对较少。现在胃癌二线的免疫跨线应用，可适用的人群不是特别多，大部分人群要考虑使用二线的标准方案，包括我们所讨论的抗血管药物联合紫杉方案。临床中一些患者使用二线免疫跨线方案可能是因为一线使用免疫联合方案效果较好，在治疗的过程中，患者的进展不是特别明显，在二线的治疗过程中可能会考虑应用免疫联合抗血管方案，或者一线方案做一些微调。二线去使用免疫的跨线治疗，目前证据不是很充分。希望以后有更多的研究数据可以告诉大家胃癌二线治疗人群中，哪些患者使用免疫治疗会有明确获益。
山西医科大学第一医院王育生教授表示，对于呋喹替尼胃癌研究数据FRUTIGA期待已久，她结合自己的临床经验提到，自己曾经给一例胃癌患者三线使用过呋喹替尼。该患者一线使用免疫联合化疗标准方案，二线使用紫杉醇单药治疗。后来，患者不愿意来医院接受治疗，又担心紫杉醇毒副反应，所以沟通后使用呋喹替尼联合TAS-102方案，到目前（截至发稿之日）已经有接近两年的时间了。胃癌患者一般有出血风险，呋喹替尼作为小分子TKI，相比大分子的单克隆抗体半衰期短，这方面可能有优势。对于二线免疫跨线使用，如果是单纯的一线方案只更换化疗药物，则不会选择这样调整二线方案，但是会考虑在一线方案基础上，加上改变免疫微环境的抗血管生成药物。只有综合多方面分析和考量，才有可能把免疫跨线到胃癌二线使用。
河北医科大学第四医院殷飞教授表示，呋喹替尼肠癌的适应证获批已经有6年多了，在晚期肠癌患者中使用广泛，表现出良好的安全性。在临床中，殷飞教授表示自己尝试过呋喹替尼联合白蛋白紫杉醇的胃癌二线治疗方案，从个人的临床实践经验来看，这一方案的副作用可能较小，有的患者还可保持在工作岗位上。因此，呋喹替尼联合紫杉，特别是白蛋白紫杉醇，或会成为一个较好的方案。对于胃癌的免疫跨线问题，是否可以二线免疫方案中再联合呋喹替尼也有待探索。虽然现在没有大型的临床研究数据，但是从调控肿瘤免疫微环境的角度考虑，应该是有一定道理的。但是否每一个患者都去要去联合，还要有更多的考量，或者说需要更多的研究来证明。FRUTIGA研究显示呋喹替尼在有淋巴结转移的这部分患者，疗效会更好，这可能和它抑制VEGFR-3有关，所以伴有淋巴结转移的这类患者，可能联合呋喹替尼会是一个潜在选择。
白莉教授最后做了总结发言，也谈了一些自己的见解，她表示，抗血管药物如果单药治疗胃癌，无论是单克隆抗体还是小分子TKI，尤其在后线治疗的时候，它的有效率并不高。呋喹替尼更像是“拖着肿瘤”，不让肿瘤进展太快。在近期的研究方向上，包括本次介绍的FRUTIGA研究，抗血管药物联合化疗是一个有潜力的选择，研究数据提示它比单纯化疗的疗效提高了。所以抗血管药物的发展方向，白莉教授认同和化疗的联合，并且可能终会走到和免疫的联合这一步。至于胃癌二线治疗的免疫跨线问题，在其他肿瘤尤其是肝癌中，持续跨线的免疫治疗对生存是有一定影响的，如果治疗失败以后停止免疫治疗，患者的生存获益可能还是会缩短，实体瘤在这方面可能有一些共性特征，当然这种想法也需要通过临床研究去验证。胃癌异质性非常强，治疗到后线，一方面患者的体质越来越差，另外患者的免疫微环境可能也会非常差。抗血管靶向药物的主要作用一方面使血管正常化，另外一方面是改善免疫微环境。所以从作用机制上来说它符合与免疫、化疗联合，将来是否可以和ADC类药物联合，这也会是一个研究的方向。呋喹替尼在肠癌领域里已经有多年的临床实践了，对它的特点和副反应，大家都比较了解。现在呋喹替尼胃癌的临床研究结果公布了，未来还需要收集一些真实世界的数据，观察它在真实世界中的应用效果如何。白莉教授表示，本次几个在胃癌治疗领域里非常有建树的大咖，都有非常深厚的临床经验，讨论得非常深入，让我们对自己国产的新药有了一个深刻的认识。
VEGF/VEGFR是抗血管生成药物的重要靶点[33]。大量研究数据表明，抗血管生成药物与化疗或免疫治疗联合应用具有协同抗肿瘤作用[34-37]。吉林大学第一医院梁婷婷教授在2024 CGOG胃肠肿瘤中青年学院会议中介绍，近年来，抗血管治疗在胃癌的后线到前线治疗、围手术期治疗和针对特定人群的精准治疗均进行了不同程度的探索，并取得了一定的进展。在后线和二线治疗中，单纯抗血管生成药物治疗对于晚期胃癌具有一定的疗效，为以抗血管生成药物为基础的联合治疗奠定了基础[38-42]。在后线治疗中，一项III期研究结果显示，相较于单纯抗血管生成药物，雷莫西尤单抗跨线联合抗血管生成药物能够改善PFS和DCR，但未达到主要终点OS，有待大型临床试验进一步探究[43]。多项抗血管治疗药物联合免疫药物的研究显示，这一联合方案在PD-L1 CPS≥5的患者中疗效可能更佳，但鉴于目前研究主要为I/II期，尚需更高质量的临床研究进一步验证[44-49]。
在二线治疗中，抗血管生成药物联合化疗取得了较好的结果[29, 50-56]。大型III期临床试验FRUTIGA研究[29]显示，呋喹替尼联合紫杉醇vs.紫杉醇显著改善ORR（42.5% vs 22.4%）、DCR（77.2% vs 56.3%）、PFS（5.6 vs 2.7m）和OS（9.6 vs 8.4m），呋喹替尼联合紫杉醇可能是晚期G/GEJ腺癌患者具有前景的二线治疗方案选择。
此外，多项研究显示抗血管生成联合免疫±化疗二线治疗晚期胃癌具有良好的抗肿瘤疗效，但目前主要为II期研究，有待高质量研究深入探索[33,57-63]。
在一线治疗方面，抗血管联合化疗一线治疗的探索道路颇为坎坷，多项研究取得的结果不甚理想[64-70]。抗血管生成药物联合免疫±化疗一线治疗胃癌取得了较好的ORR和DCR数据（ORR介于56%-76%；DCR介于76%-100%），目前生存数据还在持续观察中[71-76]。
梁婷婷教授还介绍了抗血管生成药物在围手术期治疗的研究进展。在Ⅱ期FRUTINEOGA研究[77]和Ⅲ期DRAGON Ⅳ研究[78]中，分别观察到呋喹替尼联合SOX新辅助治疗方案、阿帕替尼+卡瑞利珠单抗+SOX新辅助治疗方案可以改善胃癌患者的病理完全缓解率（pCR），其中呋喹替尼联合SOX新辅助治疗组的pCR达到27.3%。另外，抗血管生成药物在特定人群中的应用也表现出了良好的疗效，如HER2阳性和AFP阳性胃癌患者[79-81]。此外，对于胃癌患者疗效的预测亦展开了一系列的探索，其中，HMCN1突变被发现可能用于预测抗血管联合PD-1抑制剂治疗HER2阴性晚期胃癌的疗效[82]。
随后，四川大学华西医院勾红峰教授、解放军总医院韩璐教授、天津市肿瘤医院秦皇岛医院李大鹏教授、河北医科大学第四医院张兰教授对主题报告内容就抗血管治疗是否可以作为基石药物贯穿胃癌治疗全程这一问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
勾红峰教授表示，FRUTIGA、RAINBOW和RAINBOW-Asia研究入组的患者一线治疗应该基本都是化疗，所以目前仍然还是缺乏一线采用化疗联合免疫之后，二线化疗联合抗肿瘤血管治疗是否比单纯化疗效果更好的直接证据。既往有回顾性的研究显示一线使用化疗联合免疫治疗后，二线接受抗肿瘤血管治疗可能带来更多获益，FRUTIGA III期研究中，入组的患者中有10%一线接受化疗联合免疫治疗，虽然病例数不是很多，也是非常期待后期是否会分析这10%的患者的数据。另外在治疗模式上，二线联合抗肿瘤血管生成能否逆转免疫的耐药呢？今年ASCO会议上，张小田院长报告了卡度尼利单抗+普络西单抗+紫杉醇二线治疗免疫化疗失败的晚期胃或胃食管结合部腺癌疗效和安全性的多中心、双盲、随机研究，看到了比较好的疗效，卡度尼利单抗联合抗肿瘤血管靶向治疗可能是克服免疫治疗耐药的潜在策略。所在未来我们可能会通过抗血管生成的模式，尝试去逆转免疫治疗的耐药情况，然后实现跨线的免疫治疗。另外胃癌的抗肿瘤血管治疗能不能在一线以及围手术期获益，还需要更多的临床研究的数据来支撑。但对于产AFP等特殊胃癌人群，一线抗肿瘤血管治疗联合化疗及免疫治疗可能会带来一定的获益。
韩璐教授表示，呋喹替尼联合紫杉醇治疗取得较好效果的原因，可能与胃癌本身的生物学行为相关。在针对胃癌的治疗中，一方面要考虑到我们的治疗武器，另一方面还要考虑到我们的敌人，即胃癌的生物学行为、耐药的机制、迁移的方式等。胃癌的后线治疗十分复杂，而在FRUTIGA研究中，呋喹替尼联合紫杉醇治疗取得了较好的疗效。此外，ADC类药物在临床应用中也取得了较好的成果，且不良反应谱与抗血管生成药物相重合的不多，对于HER2阳性胃癌来说，可能可以与抗血管生成药物成为搭档药物。最后，抗血管生成药物将以什么样的形式去发挥作用，是值得关注的问题：抗血管生成药物应该以小分子、还是双抗类的形式，与免疫治疗联合使用？而不同的药物输入人体以后，所引起的控制肿瘤效果和作用机制存在差别，在临床中是否能看出这种差别？
李大鹏教授表示，因胃癌存在异质性，在治疗过程中较容易出现疾病进展，从而影响对治疗的信心。在目前的胃癌一线治疗中，临床医生将现有的免疫靶向治疗、包括抗HER2治疗，尽可能地应用在患者身上，以延长患者的OS。然而，治疗效果不尽如人意。在二线治疗中，随着RAINBOW研究的成功，抗血管生成药物再次引起了学界的关注。呋喹替尼联合紫杉醇的治疗模式使得患者更加容易接受，并且本人在临床实践中也亲眼见证了这一治疗方案的有效性。在胃癌的治疗中，抗血管生成药物也许是必不可少的一环，贯穿始终。呋喹替尼在胃癌的二线治疗中具有应用前景，未来需要更详实的数据支持呋喹替尼往一线推进。
张兰教授表示，在胃癌的一线治疗中，针对HER2和Claudin 18.2靶点的数据较为充分，而针对VEGFR的数据较为缺乏。而在药物匮乏的二线治疗背景下，抗血管生成药物的出现给我们带来了较大的希望。从FRUTIGA、RAINBOW和RAINBOW-Asia研究可见，呋喹替尼相对来说取得了较高的ORR，本人也在临床实践中切实体会到了呋喹替尼缩瘤的有效性。FRUTIGA研究中，大部分人群在前线未接受免疫治疗，但今年的一项小样本研究发现，在一线化疗联合免疫耐药后，在二线使用呋喹替尼联合紫杉醇治疗，ORR相较于前线未接受免疫治疗者更高。因此在真实世界中，以该方案作为二线治疗，可能使更多患者从中获益。关于抗血管生成药物与免疫治疗联合以后，疗效是否更佳？今年北京肿瘤医院的张小田教授所汇报的一项关于卡度尼利联合白紫和VEGF-2大分子单抗的研究取得了阳性结果，提示在抗血管生成治疗的加持下，二线进行免疫的跨线治疗，是有一定希望。而VEGFR单抗能否前移至一线，是否可以使从免疫治疗中获益小的这部分人群得到更多获益，是值得观望的。另外，一线化疗联合免疫诱导缓解的患者，后续是否可以用小分子抗血管生成药物联合免疫作为维持治疗，是否可以进一步延长PFS，也是值得考虑的。
魏嘉教授对上述讨论进行了总结，并发表了自己的看法：因大家对抗血管生成药物有所期待，所以会讨论其是否可以作为贯穿全程的药物、是否可前移至一线治疗、以及抗体和TKI孰优等问题。而对于患者来说，微环境的调控是不是最重要的因素，是否真的能够引起最后的OS或病情的显著性差异，仍需更多证据支持。后续需要在抗血管生成治疗在不同胃癌治疗线数或不同精准治疗的模式下，启动更多的IIT的研究，这将有助于解答这些问题。
嘉宾讨论
呋喹替尼跨线联合多种治疗方案
助力晚期直肠癌患者长生存引思考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潞河医院王莉教授分享了一例晚期直肠癌肺转移的病例思考。在该病例中，患者为58岁女性，肠镜提示患者为直肠中分化腺癌，因此行直肠癌根治术。术后诊断为直肠上段中分化腺癌，pT4aN1M0 IIIb期，pMMR HER-2（-）NRAS突变。
术后予以8周期XELOX辅助化疗，随后患者初发左肺单纯性转移，疾病出现第一次病情进展。经MDT讨论，予以VATS左肺上叶楔形切除术，术后病理提示肺部转移性腺癌，考虑为胃肠道来源。基因检测提示NRAS外显子2（G12D/S）突变。术后以mFOLFOX6治疗9周期。治疗过程中，患者出现3级腹泻，暂停药物治疗。
此后不久，患者出现第二次病情进展，胸部CT检查发现左肺多发小结节。予以贝伐珠单抗联合卡培他滨一线治疗25周期，获得了18个月的PFS。随后患者肺部结节数量增多、体积增大，出现第三次病情进展，遂进入二线治疗，以贝伐珠单抗联合FOLFIRI治疗6周期。治疗期间，患者出现3级骨髓抑制。再次行胸膜下肿物穿刺活检，病理结果提示其仍为胃肠道来源，pMMR HER（-），NRAS突变。
基于FRESCO研究[83]中，呋喹替尼可显著改善二线及以上标准化疗失败的mCRC患者的OS、PFS、ORR及DCR等方面，团队为患者选用了以呋喹替尼为基础的治疗方案。首先以呋喹替尼联合卡培他滨治疗，患者获得了14个月的PFS。此后患者左肺转移灶较前增大，出现第四次病情进展，遂予呋喹替尼联合信迪利单抗治疗21周期，疗效评价为PR，患者获得了16个月的PFS。在治疗期间，患者未出现严重的不良反应，耐受性良好。
随后，患者相继出现左侧肋骨和右肾上腺转移，分别予地舒单抗联合局部放疗（肋骨+左下肺病灶）治疗和右肾上腺SBRT联合瑞戈非尼治疗，患者病情整体控制良好。
王莉教授指出，在前线治疗后，以呋喹替尼为基础的中后线治疗方案取得了较好的抗肿瘤效果，为患者创造了二线及三线合计30个月的PFS。截至2023年10月，患者生存时间达101个月，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看出呋喹替尼作为抗血管生成基石联合化疗及免疫治疗方案在真实世界转移性结直肠癌患者中的确切疗效。
针对这一话题，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胡涵光教授认为，该病例中，患者稳定的肺转移一直未出现临床医生担忧的肝转移这样好的“瘤品”值得庆幸，对患者病情把控精准，MDT多学科协作良好，呋喹替尼联合用药方案对于该患者的正确应用等多因素的综合治疗也起到作用，在对肺部转移灶的局部治疗上或可以采取更加积极的放疗等局部治疗手段。北京大学第一医院金璿教授表示，肺转移灶的处理可能不能一概而论；对于多发肺转移但肿瘤负荷总体不大，是否要采取双药化疗+靶向等比较积极的治疗方案，要与患者在权衡获益与安全性风险的基础上协商确定。河南省肿瘤医院邹宏志教授表示，该患者OS长达8年，是多学科合作的标准病例，患者经过多次手术、局部、全身治疗使患者获得了更长的生存。做过术后辅助化疗二次手术的术后辅助化疗要在评估新辅助化疗是否做过以及是否有效的基础上评价，可能需要大III期研究来提供实证；该病例持续的抗血管生成治疗显著提高患者的PFS，获益明确，也令人印象深刻。
大会总结
随着大会进入尾声，大会主席在会议总结中表示，本次会议传递了ASCO大会上精彩的消化道肿瘤领域前沿进展，与会嘉宾围绕领域前沿研究、临床实践等方面展开了深入的论述。包括呋喹替尼在内的国产多靶点TKI多项成果亮相2024ASCO，在调控肿瘤微环境、恢复肿瘤细胞对免疫的敏感性、与其它抗肿瘤策略协同增效等方面发挥作用。期待国产原研力量可以为中青年医师提供更多的参与研究和学术交流的平台，携手推动胃肠道肿瘤学领域的进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