统筹发展和安全 推进我国产业创新

　　——一部系统研究产业创新与产业安全的著作

　　■常修泽

　　读到夏德仁教授的新著《产业创新与产业安全》，甚为欣慰。

　　他的这部新著不是“囿于书斋”之作，而是“深入社会”——历时两年多、走访十六个省市、考察百余家企业形成的学术结晶，系统阐释了产业创新与产业安全的内在逻辑与统筹路径。通读全书，笔者认为，这是一部立足中国当前实践、回应时代命题、从理论与实践结合上探讨“统筹发展与安全”的学术著作。该书的突出特点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从“多学科融合”的视角构建产业创新与安全的理论分析框架。

　　从该书“引论”开门见山提出的“产业调研引发的思考”看，他的思考是双视角的，既有“宏观视角”，又有“企业视角”，进而切入“应对挑战”转入该书主题。

　　进入全书主题的体系化论述，他先从基本概念入手，对产业、产业结构、创新、产业创新、产业安全、产业安全风险等核心范畴进行了规范界定，为后续分析奠定了扎实的理论基础。在此部分，作者梳理出了亚当.斯密的分工理论、马克思的生产力理论、熊彼特的创新理论、弗里曼的产业创新理论、波特的竞争优势理论，直到道格拉斯.诺斯的制度创新理论等完整学术脉络，清晰呈现出产业创新研究的理论演进轨迹。

　　在此基础上，该书创新性地构建了“两个维度、三个层次”的产业安全风险分析框架。所谓“两个维度”，即：经济竞争维度和更高层次的战略竞争维度；所谓“三个层次”，即：系统性产业安全风险、区域性产业安全风险、个别产业或企业安全风险。

　　作者指出，从经济竞争维度分析，产业安全风险源于熊彼特所说的“创造性破坏”、产业动态适应性滞后以及市场机制失灵；而从战略竞争维度分析，产业安全风险则源于大国博弈中的“安全焦虑”以及由此引发的经贸、金融、科技工具的武器化。需要说明的是，这里的“经贸、金融、科技工具的武器化”，已经不是单学科、单向度分析，而是多学科、多向度的分析。这一逻辑框架的提出，为理解当前“纷繁复杂”的国际环境下我国产业面临的挑战提供了有力的分析工具。

　　第二，从历史演进与现实考察的纵横交织维度揭示产业创新的内在动因。

　　该书系统梳理了世界历次工业革命与产业创新的关系，从第一次工业革命的机械化、第二次工业革命的电气化，到第三次工业革命的信息化，再到当前风起云涌的数字化与智能化浪潮，作者提炼出清晰的逻辑主线要点：“科技创新是产业创新的原始动力，企业家是创新要素的整合者，生产组织创新是技术扩散的载体，金融体系提供融资催化，教育与科研提供知识与人才支撑，制度创新提供根本保障”。这六个要点，既是对历史经验的总结，也为理解当代产业创新提供了参照系。

　　尤为可贵的是，该书将上述理论框架应用于对中国实践的考察。作者回顾了从计划经济时期的工业化实践，到改革开放后制造业大国的形成，再到新时代从“制造大国”向“制造强国”的转变，直到形成当前新型工业化与现代产业体系建设的完整结构。共涉及产业政策导向、企业主体创新、市场机制激励、科技创新引领、人才资源保障、投融资体系推动、区域创新体系建设七大方面。

　　以上，纵向梳理出的“六个要点”和横向开列的“七大方面”，从“纵横交织”的双重维度揭示了包括我国在内的当代产业创新的内在动因。

　　第三，从统筹发展和安全的战略高度提出产业创新与产业安全的协同路径。

　　研究问题是为了“解决问题”。该书的落脚点在于回答一个核心问题：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如何统筹产业创新与产业安全？作者提出了“五个转变”的系统性思路：第一，从单一创新目标向创新与安全双重目标转变；第二，从单纯市场需求导向向兼顾市场需求与国家战略需要转变；第三，从强调企业为主体的创新体系向新型举国体制与企业创新双重主体协同转变；第四，从“跟跑追赶”型创新模式向“自主引领”型创新模式转变；第五，从单纯的技术追求向技术发展与人文精神融合转变。这“五个转变”，既是对既有发展模式的反思，也是对未来路径的谋划。

　　在战略路径层面，该书从技术创新体系、人才培养体系、产业链生态、体制机制改革、国际科技合作、法律制度框架六个方面，提出了系统的政策建议。值得关注的是，作者对产业安全领域的“灰犀牛”事件进行了深入剖析。通过梳理20世纪80年代以来美国对日本东芝、德国西门子、法国阿尔斯通以及中国华为、中兴等企业的打压案例，作者揭示了一个深层逻辑：一旦某个国家的产业或关键技术逼近“当代头号大国”，就必然引发后者的激烈反应，将产业竞争上升为国家安全问题。这种分析既有历史纵深感，又有现实警示意义。

　　总体来看，《产业创新与产业安全》是一部立足于中国实践、回应时代命题的学术著作。

　　(作者系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教授、中国东北振兴研究院专家委员会副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