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疗纠纷不能“按闹分配”：网络声量不该替代司法正义

　　王瑜/文

　　医疗纠纷进入社交平台，本是降低投诉门槛的好事。可一旦“谁先发帖谁占理、谁粉丝多谁定义真相”，舆论监督就会滑向另一种失衡。2026 年6月，国家卫健委等14 部门联合印发《2026 年纠正医药购销领域和医疗服务中不正之风工作要点的通知》，首次明确提出要依法查处 “网络医闹” 案事件，将这类线上侵权行为正式纳入全国医疗行风系统性治理框架之中，并要求运用新时代“枫桥经验”，完善涉医矛盾纠纷人民调解机制，引导医患矛盾回到法定解决路径，既要保护患者合法维权渠道，也要维护医疗机构、医务人员合法权益，保障医疗服务秩序稳定运行。

　　这释放出一个清晰信号：网络发声不是法外之地，医疗正义仍应以证据、鉴定和程序为标准，而不是以热搜、转发和情绪为标准。

　　我们主张理性看待患者诉求。医疗高度专业，普通人在就诊中处于信息弱势，对手术并发症、检查项目、用药方案提出质疑，本来就是正当权利；媒体依据可核实病历、收费明细、知情同意记录做监督，也是公共治理的一部分。问题出在另一头，不经鉴定就在微博、短视频上断言医生“无德”“假资质”，截取聊天记录、公开医师执业证书编号，把个案扩到不相干医护，以“不删帖就继续曝光”向机构施压谋求超出法定责任的私了——这类行为表面是维权，实质是把网络声量当谈判筹码，把对他人名誉、隐私的损害当工具。

　　近年涉医判例已经形成稳定尺度。以一起可观察的个案为例，武汉江汉法院2026年就兰州爱尔眼科医生柯发勇诉艾芬人格权案一审认定，艾芬在百万级微博账号发布柯发勇“假医生”、职称不合规等言论，并公开其执业证书信息；兰州市卫健委2024年2月18日已书面答复其资格证、执业证及中高级职称均合规，法院判令停止侵害。法院同时区分，对执业资质、职称晋升的一般性质疑不当然构成侵权，但不实定性、擅自公开个人信息越界。更早的武汉中院2023年王勇诉艾芬案中，法院明确白内障术后视网膜脱落是否属于诊疗过错，须经鉴定、医疗事故认定或诉讼处理；艾芬作为专业医务人员，用“骗术”“撒谎”等定性表述攻击主刀医生，超越正当评价，二审维持删除、60天置顶道歉及赔偿。这类判决确立了一条通用规则——专业争议交专业程序，网络发言不替代司法鉴定。换言之，作为拥有百万粉丝的医疗专业人士，艾芬在卫健部门已书面确认涉事医师资质合规、司法程序亦已启动的情况下，仍持续以网络发声替代专业鉴定与诉讼，这种“用流量换正义”的路径，虽披着维权外衣，却已越出正当维权的边界。

　　厘清边界，是治理网络医闹的核心难点。政策与司法实践反复强调，打击网络医闹不等于禁止患者批评投诉，二者需要清晰划清界限。所谓网络医闹，指的是不通过医调委、司法鉴定、法院诉讼等法定程序，转而利用网络编造歪曲事实、公开他人隐私、煽动舆论压力，以此谋求不正当利益的行为；而患者基于客观就诊事实提出质疑、投诉，即便言辞尖锐，依然属于法律保护的言论自由，客观中立的媒体监督同样应当被尊重，不能简单扣上医闹的帽子。

　　网络医闹比线下医闹更隐蔽。一条未核实的“黑幕”跨平台扩散，医生个人自证、机构法务公关、卫健医调委重复核查；更长期成本由全体患者承担，医护在网暴预期下趋向防御性医疗，疑难高风险操作不敢做，过度检查增多，年轻医生对急诊、产科、眼科等高风险科室望而却步。无论公立还是民营机构，若舆情替代鉴定成为“赔偿定价器”，会出现两种坏结果：刚性对抗激化舆论，或被动让步助长碰瓷，资源错配最终抬升医疗服务价格。

　　当然，法律武器已经为遏制网络侵权织起防护网。《民法典》明确保护名誉权、隐私权，网络侵害民事权益需要承担赔礼道歉、赔偿损失等民事责任；情节严重，涉嫌诽谤、寻衅滋事、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的行为，还将触及刑事法律红线。各地法院的一系列判例正在树立标尺：维权应当讲理、讲证据、讲程序，而不是比拼粉丝数量、比拼网络声量。

　　医疗纠纷的本质是民事争议，正义的标尺是事实证据与法律条文，而不是热搜热度。无论是公立医院还是民营医疗机构，无论是普通群众还是网络大V，面对医疗争议，都应当回归调解、鉴定、诉讼的理性轨道。舆论可以发现问题，但无权替代法庭分配责任，这应是医患双方、平台与监管的共同底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