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统计局公布了2008年上半年宏观经济运行的数据。虽然GDP的增幅达到10.4%,属世界较高水平,但却是2005年以来中国经济的最低增速。同时,通货膨胀压力虽然有所缓和,但CPI依然居高不下,PPI更是创了新高,留下了隐患。
最引人注意的是,外贸出口下降呈加速趋势;由于人民币升值因素,中国经济增长的排头兵地区,如广东和浙江的许多中小企业纷纷破产。2003年以来的这一轮中国经济增长,主要拉动因素是出口和投资,出口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到40%以上。从目前的趋势看,如果不调整,经济增速的回落恐怕才刚刚开始,更困难的局面还在后面。
中国的国内投资,主要是政府的投资和大型国有企业的投资,即政府性的投资,民间投资仅占微不足道的比例。毋庸讳言,与民间投资相比,大部分政府性投资的收益是比较低的。问题在于,政府性投资具有刚性的特征,地方政府常常把投资工程和项目作为政绩的标志。在总需求的增长中,投资需求的作用一直远远高于消费需求,政府性投资也是通胀压力的重要一环。
为了保证中国经济继续平稳增长,再靠出口和政府投资,特别是依靠扩大外需的发展路径,显然到了需要改变的时候了。中国经济必须找到新的拉动因素,这就是国内居民的消费需求,以及民营企业和中小企业的投资需求。应该毫不犹豫地选择扩大内需为主的政策。
对于中国这样一个经济和人口大国来说,保持适度的国内需求,始终是经济增长的基础。而居民消费需求和正常的企业投资需求,比国外需求更可靠。外部形势急转直下后,那种放慢人民币升值步伐,增加出口退税率,拯救濒危中的出口企业的舆论,实际上仍是抱着外需为主的思路,很容易误导政策方向,因为这些政策的调整不但不会达到自身的目的,至少近期不会,还可能贻误时机,耽搁扩大内需拉动需求,并给抑制通货膨胀制造更大的压力。
最近几年,财政收入增长速度一直超过两位数,是“超常规”的。国家税务总局刚刚公布的消息说,今年上半年,全国税收收入又增长了30%,远远高于GDP的增速。据耶鲁大学陈志武教授估计,中国每年新增财富的78%归于政府,而其中又有相当部分用于各种投资,对环境和资源、通胀均构成巨大压力。
要增加居民收入,首先就要提高居民收入在GDP 总量中的分割比例。可以从两方面入手,一是降低税负总水平,增加居民所得比例。中国实行的是国际上不多见的双主体税制结构,既征收增值税、消费税和营业税等流转税,又征收企业所得税和个人所得税等所得税,并且税率都较高。因此,一些国际研究机构认为中国的税负水平世界第二。当然,由于各国税制内涵和口径的差异,究竟是否世界第二,很难有定论。但是,从国民总所得的分配结构看,中国的税负或财政所得确有大幅降低的必要。二是加大对低收入者的转移支付力度,增加对低收入者和贫困阶层的补贴。以往财政资金过多用于经济建设投资、行政管理费等用途,财政本来就有的公平分配的功能被不应有地忽视了。最近东莞市决定对贫困阶层发放补贴,虽然有些许作秀成分,但仍值得特别嘉许。凡是财政收入已过分富裕的地方,都有发放“红包”的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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