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一点上,薄熙来能直面重庆“潜规则”,痛下决心降低企业“人际关系成本”,是点到了要害。
东部地区的实践证明,只有从制度上规范政府审批行为,从源头上压缩权力寻租空间,从监督上加大违纪查处力度,才能创建一个包容性的法制氛围,形成一个公平性的投资环境,培育与扶持更多的本土和外来企业在当地发展。
也只有在公平的外部环境下,企业才能像薄熙来所说的那样,“即使举目无亲,也能够生根、长叶、开花、结果,最后长成参天大树”。
相比东南沿海,西部资源丰富,很多地区占据着先天的地理优势,但在承接产业转移的过程中不可避免会遇到一些“资源优势陷阱”。
中国人民大学区域经济与城市管理研究所所长陈秀山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指出,西部地区要谨慎承接产业转移,既然已经等了20年,就不要再盲目接受低水平、高污染的产业,比如印染、皮革、造纸类产业,不要再走先污染再治理的老路,而应该有质量地承接产业转移,注重环境保护,才能实现可持续发展。
实际上,在产业转移过程中,西部地区虽然还有一定的所谓成本优势和资源优势,但它与东部地区的差距正在缩小。此外,还有来自区域发展之间的竞争和挑战。东部开始探索新的发展方式,向产业链高端转移等;中部以武汉、长沙为中心的城市群都在加快发展;所以,西部地区不能因为有优势就可以坐等产业转移,而要主动地承接转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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