且不说，这一依据本身就值得商榷，因为，四家国有银行在上市前，政府用行政手段成立了四家资产管理公司，承接了由银行剥离的2.5万亿元不良资产，这不仅使四家银行大大“瘦身”，资产质量一夜之间大幅改善，向“境外战略投资者”出售的是一个甩掉历史包袱、资产优良的银行股权，此其一。其二，央行为此向四家国有资产管理公司再贷款8526亿元，中央财政出资100亿元，四家资产管理公司向对应银行发行8200亿元债券，这些共计16826亿元的资金，谁能说不是“改革时国家花费的财务重组成本”呢？这不仅使四家银行2.5万亿元不良资产一下子从“表内消失”，而且增加了“表内”收入16826亿元，亦即对银行而言，不良资产回收率为67%，这个水平是西方金融机构在此次“次贷危机”中难以望其项背的。其三，迄今为止，政府对境内资本投资银行股权实施严格行政准入制，用最严厉的保护手段维持着四家国有银行的绝对垄断地位，这一方面确保了四家银行的垄断收益，另一方面也是中国民众对四家国有银行付出的巨大“机会成本”。如此说来，“国家花费的财务重组成本”岂止是11791.2亿元？国有股权的价值增长率又怎么“远远高于”那些没有承担任何历史成本的境外战略投资者？

　　即使就这一交易过程中的出售对象、买卖者身份特征看，也很难发现“贵卖”甚至“公平价格”的逻辑。作为出售对象的“国有银行股权”，是处于绝对垄断地位的商品——四家银行垄断了中国银行业资产的80%以上。鉴于有着预期良好的中国经济增长前景，银行股权的潜在价值相当可观。至少不“贱卖”应当是这类商品的出售结果。但是，由于卖者是“政府”，而买者一律是境外金融机构——属于少数同质性最具市场性的主体。不管是“内阁”中的哪一个部门或附属机构代表卖者，均不是真正的市场化主体，仍属行政性主体。追求“卖者剩余”和利润既不会是这类主体的本能和最大目标，也非其能力所在。其组成人员，不可能像真正的市场人士那样，有着切身利益激励动机，能以及敏感的市场感觉对所出售银行股权估算出其内在市场价值。特别是，在与那些有着强烈利益激励并具备丰富市场经验的“境外战略投资者”交易时，定价权不可能掌握在如此身份特征的“卖者”手中。在这种情况下，又怎么能够保证银行股权不“贱卖”呢？

　　实际上，“贱卖”与否，同银行业改革成功与否没有必然联系，只是表明银行股权的出售价格是否合理，是否反映了其真实的内在价值，并只是就当时的一次性交易而言的。银行业改革成功与否，主要是指银行的体制与机制是否有所改进，服务质量、经营效率与效果是否有了增强和改善。当然，过去几年四家银行的“改制上市”式的改革，成功与否仍还需要时间检验，尤其是得经过一个完整的经济上升和下降周期的检验，而过去两年银行状况的改善更多是经济上升阶段的反映。不过，可以确定的是，承认股权“贱卖”，并不意味着银行改革就不成功。如果一次性的股权“贱卖”能够换来确保银行经营效率与效果改进的保障条件，也就为今后的可能成功奠定了基础。而且，如果能够正确面对现实，承认并认真反思银行股权交易过程中存在的一些问题，可能会更有利于今后推进中国国有银行的改革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