宝安:强力介入的转型
发表日期: 2008-07-26 14:31:57
来源: 经济观察报
作者: 杨兴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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拆迁进度不理想的主要原因,除了房屋拆迁没有纳入法定程序之外,拆迁纠纷的处理机制不完善、“钉子户”问题难以解决,也是其中一个主要原因。
此外,拆迁慢的原因还在于,一些大规模的旧屋拆除没有按照规定申报,没有严格考察工程队的技术和资质,没有取得拆除许可证,拆除行为处于政府监管之外,“这一方面容易引起安全事故,另一方面对旧村的文物遗址容易造成破坏”。
事实上,对于城中村问题的解决,一直存在拆除和改造的不同主张。
从城市化进程看,容纳大量外来人口是世界各大城市发展的必然阶段。低收入外来人口的居住问题,解决不好就成为尾大不掉的棚户区、贫民窟。因此主拆派力主坚决拆除,不留后患。
与此相反,主改派则认为,城中村记录了城市发展过程中的人文和历史脉络,对此,有选择的进行保留改造,才是科学的态度。
深圳市规划局一位不愿具名的建筑设计师对本报记者说,将价值约1亿元人民币的住宅变成垃圾,再投入约3亿元人民币重新建造一个居住更密集的、增值空间有限的住宅,这是否是一种经济、环保和可持续的做法?将已有的城市脉络和生活彻底铲除,是否是一种对城市历史和文化有益的做法?
对城中村的改造,该建筑师表示,曾经有人提出过一些积极可行的思路。比如,从改善间距、消防的角度,可以最低限度拆除8行住宅中的第3、6行(拆除量25%),使剩余的建筑都变成建筑间距良好的沿街建筑。再通过对城中村商业、住宅、停车交通、活动设施的全面调整改善,可使“城中村”封闭和杂乱的空间形态得到整理,同时又延续了已有的生活方式、城市活力、空间特征和历史文化,使城市的脉络得以可持续的发展。
2004年,著名规划大师、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终身荣誉教授约翰·福瑞德曼应邀参加深圳市规划局举办的 “城市规划学术讲座”,参观完下沙村之后,约翰·福瑞德曼认为,与华侨城相比,下沙更代表着深圳文化。
香港大学城市规划及环境管理研究中心副教授伍美琴认为,约翰·福瑞德曼对城中村有兴趣,是因为“他在那里看到了人与人之间密切融洽的关系”。伍美琴表示,一个城市要发展,拆旧建新看起来固然很好看,但可能也会损失很多社会资本。这种社会资本就是居住在旧村中的人们之间历经多年才建立起的庞大社会关系网络,以及他们之间深厚的感情和友谊。
伍美琴说,香港以前在快速发展的时候就有过这方面的教训——在将原有旧村的社区形态打破之后,居民是很痛苦的,而且这种痛苦只有他们自己才知道。现在香港搞重建,很强调要做社会影响的评估,尽量保证重建后社区网络的完整,就是注意到了这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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