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部地区在培育新质生产力的过程中，必须保持历史耐心和战略定力，尊重客观规律，精准施策，有效规避可能出现的风险和陷阱。

■范娟娟王真李校红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新质生产力是以科技创新为主导，具有高科技、高效能、高质量特征，符合新发展理念的先进生产力质态。西部地区发展新质生产力不仅关乎区域协调发展，也对构建新发展格局、实现中国式现代化具有全局性意义。

西部地区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实践成效以及背后支撑

通过对西部地区实践案例的剖析可见，尽管各地资源禀赋与发展路径各异，但在培育新质生产力的过程中，呈现出一些鲜明且高度趋同的特征规律。这些共性特点是理解西部地区发展新模式的关键，也为其他后发地区提供了可借鉴的经验。

第一，思维革新是根源：打破认知边界，可以变劣为优实现“弯道超车”。

当各级政府和经营主体突破“等靠要”的被动心态和“资源诅咒”的思维定势后，曾经的劣势正在被重新定义，转为独特优势。在科技创新赋能下，荒漠、戈壁等自然障碍实现了价值重构，内蒙古、宁夏等地凭借优越的风光资源，成为国家发展风电和光伏的重要场所。同时，自然资源利用效能通过技术突破亦得到优化。尤为重要的是，在技术范式演进过程中，西部地区并未重走东部“先污染后治理”的工业化老路，而是直接瞄准全球科技前沿，实现跨越式发展。

第二，放大优势是基础：充分利用产业集群与区位节点优势夯实发展后劲。

西部地区在发展新质生产力的进程中，绝非散兵游勇式的单点突破，而是呈现出强烈的集群化特征和鲜明的区位导向。在市场力量和规划引导的共同作用下，西部地区已涌现出一批具有全国乃至全球影响力的产业集群，打造了9个国家级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和11个国家级先进制造业集群，成为创新策源地和竞争力核心。同时，随着共建“一带一路”的深入实施和新发展格局的构建，西部地区的区位优势在新时代被重新激活和放大，“双循环”枢纽节点的战略功能凸显。

第三，新旧融合是核心：在推动传统产业与新兴产业协同发展中融合创新。

西部地区在发展新质生产力的过程中，并未将传统产业与新兴产业简单对立，而是深刻认识到传统产业是孕育新质生产力的深厚土壤，并通过高新技术赋能实现“老树发新枝”。在农业领域，种植—销售全流程数字化管理成为提升产品附加值的“标配”。西部地区还充分发挥地域特色优势，不断推动农业与旅游、文化等产业融合。

第四，借风使船是助力：用足用好国家支持政策与东部地区技术外溢的东风。

西部地区新质生产力的勃兴离不开外部环境的重大机遇。国家战略的强力支持和东部地区的发展外溢，为西部地区提供了宝贵的“助推剂”和“学习窗口”。新时代推进西部大开发形成新格局、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等区域战略，为西部地区提供了宏观指引和政策支持。特别是“东数西算”工程，系统引导算力需求西移，为成渝、贵州等地的数字经济发展注入新动能。同时，西部地区积极承接东部的产业转移和技术外溢，凭借成本优势和市场需求，吸引优质要素资源集聚。在全球化背景下，西部地区还通过共建实验室、开展国际项目等方式，深度融入全球创新网络，借助开放合作加速创新要素流动打造技术高地。

西部地区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关键注意点

西部地区在培育新质生产力的过程中，仍面临着一系列严峻的挑战和深层次的矛盾。必须保持历史耐心和战略定力，尊重客观规律，精准施策，有效规避可能出现的风险和陷阱。

一是契合主体功能定位，切忌“一刀切”。

西部地区幅员辽阔，不同区域在国家国土空间格局中所承担的主体功能差异显著，发展新质生产力必须深刻理解并自觉遵从这种功能定位，并根据不同区域的主体功能定位，制定差异化的产业发展指导目录和生态环境准入清单，引导各地真正走上符合自身定位的高质量发展道路。青海三江源、祁连山、西藏羌塘等地区，是国家重要的生态安全屏障区，其首要任务是保护生态系统；新疆、西藏、云南、广西等漫长的边境地区，发展新质生产力必须与兴边富民、巩固国防紧密结合起来；成渝地区、关中平原城市群等发展条件较好的重点开发区，应承担起集聚创新要素、引领区域发展的核心功能。

二是适配自身比较优势，避免“盲目跟风”。

各地的资源禀赋、产业基础和人才结构存在显著差异，必须做好“精准画像”，找到最适合自身的发展赛道，避免一哄而上、同质化竞争所导致的资源浪费和发展受阻。各地要做好“SWOT分析”，切不可忽视自身内在条件，盲目模仿。要打造“人无我有、人有我优”的特色，并保持战略定力，久久为功。地方政府应制定科学的长远规划，保持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避免因短期政绩冲动而频繁转换“频道”，致使资源分散和错失战略机遇。

三是坚持生态优先，筑牢绿色底色。

绿色发展必须是西部新质生产力的普遍形态和底线要求。要实行最严格的环境准入标准，对高耗能、高排放、高环境风险项目一票否决。推广循环低碳发展模式，创新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积极探索政府购买生态产品、生态补偿、水权交易、碳汇交易等多种途径，让保护良好的生态环境能够获得合理的经济回报，使“绿水青山”真正转化为“金山银山”。

四是强化区域协同，避免恶性竞争。

发展新质生产力必须破除行政壁垒，强化区域协同，防止因恶性竞争造成整体效率的损失。西部地区应当构建功能互补、错位发展的产业格局，建立区域协同发展机制，并探索构建跨行政区的利益分享机制。通过共建共享重大创新平台和基础设施，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共同攻克技术瓶颈。例如，在能源领域，要加速推进“西电东送”“西气东输”骨干通道的优化升级与区域联网，搭建跨地区电力交易平台，使清洁能源能够在更大范围内实现更优配置。

五是重视传统产业价值，尤其是要形成农业新质生产力。

西部各地必须清醒认识到，传统产业尤其是农业，是国民经济的根基和社会稳定的基石。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本身就是新质生产力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要深化传统产业与新兴产业的创新融合，鼓励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向传统产业渗透。在产业重塑中，还要注意保障就业民生、维护社会稳定。例如，可通过开展职业技能培训，帮助传统产业工人适应新岗位，避免大规模结构性失业等社会问题出现。

六是提升开放活力，融入全球创新网络。

身处内陆的西部地区更需要以开放的胸怀拥抱世界，通过高水平开放倒逼深层次改革，集聚全球高端要素资源，提升新质生产力的国际竞争力。要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对标国际先进规则，大幅减少行政审批，加强知识产权保护，保障各类经营主体公平竞争。高质量建设自由贸易试验区、跨境经济合作区等开放平台，大胆开展制度创新，在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制度型开放上先行先试。支持企业“走出去”整合全球资源，鼓励有条件的西部企业通过海外投资、并购、建立研发中心等方式，主动融入全球创新网络，提升在国际产业链、价值链中的地位。

七是推动高等教育发展，破解人才瓶颈。

人才是新质生产力最活跃、最核心的要素。西部地区人才流失问题尚未根本扭转，必须把人才工作摆在突出位置，坚持引培并重，营造“近悦远来”的人才生态。西部地区要加大对高等教育的战略性投入，优化高校布局和学科设置，使其更贴合区域产业发展需求。支持西部高校与国内顶尖学府、科研机构以及行业龙头企业开展深度合作，共建高水平学科和研发平台，快速提升办学水平和科研能力。要构建更具吸引力的人才制度，建立以创新价值、能力、贡献为导向的评价体系，营造尊重人才、爱护人才的社会氛围，确保人才不仅“引得进”，更能“留得住”“用得好”。

西部地区发展新质生产力，是一场关乎发展理念、动力机制、产业体系和组织方式的深刻系统性变革。它要求西部地区彻底摆脱传统的路径依赖，坚定走上创新驱动、绿色低碳、开放协同的高质量发展新路。实践表明，只要坚持实事求是、因地制宜，善于将劣势转化为优势，勇于在开放合作中整合资源，巧于在传承创新中升级产业，西部地区完全有能力在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中把握主动、抢占先机。

(作者单位：范娟娟，北京青年政治学院、中央财经大学政信研究院；王真、李校红，北京青年政治学院)